愛、大度、友情、同情和憐憫，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最高貴的美德，是人的靈魂中最高尚的品質。它在雙重意義上被認為是高貴的美德：在一種高貴精神的多重性質中最為高貴的，作為特別適合於高貴職業的美德最為高貴。我們不需要莎士比亞來說——也許其他世界我們需要他來表達——仁慈比王冠更適合君主，它比王權更利於用來統治。孔孟也曾經說過，作為人民統治者的最高條件就是仁慈。孔子說：「君子慎德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又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之有也。」孟子繼承並發揚了這種學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又說，「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孔孟都把統治者必不可少的條件定義為「仁者人也。」
在易於蛻化為軍國主義的封建主義政治制度下，正是仁把我們從最壞的專制中拯救了出來。在被征服者的「生命和肢體」都被獻出給統治者的時候，唯一剩下的就是自我的意志了，其自然的結果就是我們常常稱之為「東方專制主義」的絕對主義的發展，就好像西方歷史上就不曾有過專制者似的。
我當然不贊同任何一種專制主義，但把封建主義等同於專制主義卻是一種誤解。當弗裡德裡克大帝說「君主是國家的第一僕人」時，法理學家們認為這是自由發展中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並沒有錯。非常奇怪的是，幾乎就在同時，日本西北偏僻地區米澤的上杉鷹山做了一個同樣的聲明，這份聲明表明，封建主義絕不是什麼專制和壓迫。封建君主儘管不認為他和自己的臣民之間互有義務，但是對於他的祖先和上蒼卻感到一種崇高的責任感。他是民之父，他是天所委託來照看其子民的。古代中國的《詩經》說，「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孔子則在他的《大學》中教導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由此，公眾輿論與君主意志，或者說民主與專制，結合在一起。也正因如此，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意義上，武士道接受並強化了父權政治——它也就對叔父政治（美國的山姆大叔政治）沒有什麼興趣。專制政治與父權政治的差別在於，其中一個政體中人民的服從是不情願的，而另一種政體中人們則是帶著「自豪的歸順、保持著尊嚴的服從、懷著高度自由精神的心得以歸順。」古代諺語說，英格蘭王是「惡魔之王，因為他的臣民不斷地起義反抗想推翻他們的君主，」法國國王是「蠢驢之王，因為他們有數不清的苛捐雜稅，」而西班牙的君主則是人之王，「因為他的臣民非常願意服從他」，這些諺語並非完全不對。好了，就說到這裡。
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心目中，美德和絕對權力這兩個詞是不可能調和在一起的。波比多諾斯采夫曾經給我們清楚地闡明了英國與其它歐洲國家的基礎；那就是，歐洲的其它國家是以共同利益組織起來的，而英國強有力地發展產生出獨立的個性為其顯著的特徵。這位俄國政治家說，在歐洲大陸的國家中，尤其是在斯洛伐克民族，個人的個體獨立是以社會聯盟為基礎的，而最終建立在國家之上，日本更是如此。因此，君主權力的自由實踐不僅對我們來說不像在歐洲那樣感覺沉重，而且它通過父權對民族情感的體諒而得到一般的調和。俾斯麥說，「專制主要要求統治者公正、誠實、有責任感、精力充沛和謙遜」。關於這個話題，如果允許我再引用一段的話的話，我會列舉德國皇帝在科布倫茨的演講，其中他說到，「王權是上帝的恩賜，隨之而來的是對造物主沉重的義務和巨大的責任，這時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議會都不能為國王免除。」
我們知道，仁慈是母愛一樣的溫和美德。如果說嚴厲的公正和耿直的正義是男性所特有的話，那麼仁慈則是女性所特有的溫柔和善解人意。在一句常常被引用的格言中，伊達政宗說得好——「過於義則固，過於仁則懦。」還好，仁慈之美並不罕見，「最勇敢的人也是最溫柔的人，仁愛之人也是果敢之人」，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真理。「Ｂｕｓｈｉｎｏｎａｓａｋe」——武士情——是一種立刻會打動我們的高尚情操的聲音；這不是因為一個武士的仁愛與其他人的仁愛有什麼種類上的不同，而是因為它意味著仁愛不是一種莽撞衝動，而是一種結合了公正的仁愛，而且在那裡仁愛不僅僅是某種特定的心靈狀態，而是背後有著生殺予奪之權的仁愛。正如經濟學家所說的有效需求和無效需求一樣，我們可以把武士的仁愛稱之為有效的仁愛，因為它所包含的給予對像利益或損害的權力。
武士們為能夠把他們殘酷的力量付諸實現而感到驕傲，同時他們也完全同意孟子所說的愛的力量。他說，「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他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因此，仁人永遠會關心那些受苦不幸的人。早在亞當·斯密把他的道德哲學建立在同情心之上以前，孟子就已經這麼說過了。
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武士榮譽法則是如此的相近，這確實令人驚訝；換句話說，在備受責難的東方道德觀念中，既然在歐洲文學的高尚格言中找到了與之相對應的東西，如果把這著名的幾行詩：
敗者安之，驕者挫之，
建立和平之道，斯乃汝職。
給一個日本紳士看，他肯定會指責這位曼圖亞游吟詩人剽竊了他們國家的文學。
對弱者、劣者或失敗者的仁愛，一直被稱讚為特別適合於武士的美德。日本藝術的愛好者一定熟悉那幅和尚倒騎牛的畫。這個騎牛的和尚曾經是一個武士，在他聲名鼎盛的時期，他的名字就是恐怖的象徵。須磨浦激戰（公元１１８４年）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具有決定性的戰爭之一，當時他追擊一個敵人，並在與這個敵人的搏鬥中用有力的手腕將對方打倒在地。按照當時戰爭的規矩，像這種情況是不會有流血發生的，除非體力較弱的一方在身份上高於強者，或者在能力上與強者不相上下。這位勇猛的武者想要知道被他打倒的敵人的名字；但是這個敵人不願意讓他知道，於是他就打掉了敵人的頭盔，露出的是一張沒有鬍鬚的美少年的面孔，驚愕的武士鬆開了他的手臂。然後扶起這個少年，並用慈父般的語氣讓這位少年離開：「走吧，年輕的公子，到你母親那裡去吧！熊谷的刀決不會染上你的一滴血。
在你的敵人到來之前快點遠走高飛吧！」這位年輕的武士拒絕走掉，並且乞求熊谷為了雙方的榮譽當場砍下他的頭。老練的熊谷舉起了那把刀，刀在他長滿花白頭髮的頭上閃閃發光，這是一把曾經奪取過許多人生命的刀，然而這次他堅強的心感到害怕；心中閃現出他自己孩子的身影，他也是在今天初次衝鋒陷陣的；一想到這裡，武士強有力的手開始顫抖了，並再次請求他趕快逃命。然而這一切都是白費，這時他那一方的人越來越近了，於是他又大叫道：「現在再不逃跑就來不及了，與其死在無名之輩的手裡，還不如我親手來了結你，以後再為你祈求冥福吧。一念阿彌陀佛，就可以消滅無限的罪孽！」剎那間，只見刀在空中一閃，落下時便已經沾滿了那個少年的鮮血。戰爭結束後，熊谷凱旋而歸，然而這名英雄不再掛念功名和榮譽；他結束了戎馬生涯，剃了頭穿上僧衣，把餘生獻給了神聖的西方淨土，永不再背向西方的那片拯救生命的樂土，終日遊走四方。
批評者可能會指出這個故事的缺陷，它在細節上存在著紕漏。但無論如何，這個故事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一個武士擁有最殘酷的武功，卻被溫柔、憐憫和愛所美化的特點始終一樣。有這樣一句古老的格言，「窮鳥入懷時，獵夫亦不殺。」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為什麼由基督教發動的紅十字會運動，能夠很容易地在我們國家站穩腳跟。我們知道在日內瓦協定簽訂之前的幾十年，就通過我們偉大的小說家馬琴的筆瞭解到了對負傷者進行治療的故事。在以尚武和崇尚教育而著稱的薩摩藩，那裡的年輕人愛好音樂蔚然成風；所謂愛好音樂不是激勵我們倣傚猛虎行動時吹號或擂鼓——「流血死亡的喧鬧前奏」——而是彈奏淒婉柔情的琵琶，舒緩猛士的精神，把我們的思想帶到血腥之外。波利比烏斯說，阿卡狄亞憲法規定所有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都得修習音樂，因為這一藝術能夠緩解險惡地區的嚴酷性。他認為，正是這種音樂藝術的影響，使得阿卡狄亞山脈地區的人們不至於殘忍成性。
在日本，武士階層中培養他們文雅氣質的地方，不只是薩摩藩一個。白河樂翁在他記下的隨想中有以下幾句：「侵枕勿咎之花香、遠寺鐘聲、涼夜蟲鳴，皆幽趣也。」又說，「落花之風、蔽月之雲、攘爭之人，凡此三者，雖憎可有。」
這是表現於外的優美，但真正的情感是涵養於內的，於是在武士中間也鼓勵詩文創作這種文雅的活動。因此，我國的詩歌有一種強烈的感傷柔和情調的潛流。一個著名的鄉村武士的逸事就證明了這一點。有人要他作詩，給他的主題是「鶯聲」，於是他火爆的脾氣發作了，在他老師面前拋出了這樣拙劣的詩句：
「武士背過耳，
不聽黃鶯初春鳴。」
他的老師倒沒有對此粗野性情表示詫異，而是繼續鼓勵這位年輕人，終於有一天，他靈魂的音樂被喚醒，應和著黃鶯甜蜜的聲音，他吟誦到：
「武士雄武佇立，
夜鶯的歌聲在林間飄蕩。」
我欽佩並仰慕克爾納短暫一生的英雄事跡，那時他在戰場上負傷倒下，高聲吟誦出他那著名的《告別生命》。這種類似的行跡，在我國的戰爭史上屢見不鮮。我國的那種簡潔遒勁的詩體，尤其適合於表達這種突然生發出來的感情。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能夠創作一些和歌或俳句。一個馳騁疆場的戰士會勒住馬從腰間取出硯盒作詩，而在他們的生命消逝之後，人們會從他們的盔甲或頭盔裡找到他曾寫下的詩稿，這樣的事情常有發生。
在充滿恐怖的戰鬥中，往往可以喚起人們哀憐的感情，在歐洲是基督教，在日本則是通過修習音樂和文學。文雅感情的培養，使人們對他人的苦難產生同情。而對他人情感的尊敬而產生的謙讓與柔和，則是禮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