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櫻花是日本的象徵一樣，武士道也是日本這片國土上固有的花朵；它並不是保存在我們的歷史標本集中的一種古代美德的乾枯標本。它是依然存在於我們中間活生生的力和美的對象；儘管它沒有可觸摸的形狀或形態，然而它卻像道德氣氛中的芳香，能夠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依然還在它強有力的支配之下。產生和培育它的社會條件早已經消失了；但是，正如那些曾經存在的現在已經消失的星星一樣，它們的光芒依然照耀著我們，武士道也是如此，它是封建制度的產兒，卻在它的母體制度消失後依然存在，並照耀著我們的道德之路。如今，能夠用柏克使用的語言來思考這一主題，我感到非常開心，在歐洲，柏克曾經在一種類似於武士道的精神死亡而無人理睬的時候，發表了那篇著名的令人動容的頌詞。
像喬治·米勒博士那樣知識淵博的學者曾經毫不猶豫地斷言，騎士制度，或者類似的其它制度，無論是古代的各國家和民族或者現代的東方都從未存在過，然而，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就表明了他對於遠東的知識是如此欠缺，達到了令人悲哀的程度。不過，這樣的無知是可以原諒的，因為這位善良的博士在出版這本書的第三版時，培理將軍正在叩打我們一直緊鎖的國門。在十多年之後，我們的封建制度發展到了末期，正在寫作《資本論》的卡爾·馬克思，呼籲他的讀者注意研究封建主義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便利之處，那時，只有在日本才可以見到其活生生的形式。同樣，我現在要提醒西方歷史和倫理的研究者去研究現在日本的武士道。
對歐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和武士道進行歷史的比較，這是一個誘人的主題，但這不是這本書的長度可以解決的。我這裡試圖要闡明的：第一，我們的武士道的起源和源流；第二，它的特性及教義；第三，它在大眾中的影響；第四，它的影響的連續性和永久性。在以上這幾點中，第一點處理的比較簡單和草率，要不然的話，我就會把讀者引入我們國家歷史的曲折小巷中；第二點將佔據較大的篇幅，因為它會使國際倫理學和比較行為學的研究者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感興趣；其餘各點則作為結論來論述。
我試著將這個日本詞翻譯成Ｃｈｉｖａｌｒｙ，在其原始意義上比騎士制度更富有表現力。武士道在其字面意義上，指的是武士他們的日常生活和職業生活中都應該遵循的道——武士的教義；用一句話來說，即「武士的準則」，它是隨著武士身份而來的義務。在解釋這個詞的字面意思之後，下文我就使用這個原詞。使用原詞還有一個可取的理由，那就是，一種受到如此限制的和獨特的、產生了獨特地域性心靈和性格的教義，應該有其外表的特徵標誌；因此，一些深刻表現種族特性的具有民族特質的詞，即使是最優秀的翻譯家也無法準確地翻譯它，有時反倒會被加上不恰切、不適當的意義。誰能完美地翻譯德語「Ｇｅｍｕｔｈ」所表達的意義？英語的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和法語的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在口語上非常接近，可是誰沒有感覺到它們之間的微妙差異呢？
武士道就是要求武士去遵守的道德法則和規章，或者說是命令其遵守的規章。它並不是成文的規章；最多也就是口口相傳下來的一些警句，或者源自一些著名武士或專家的手跡。它常常是一部無言無文的規章，在真正的行動中擁有更為強大的力量，它還是一部銘刻在內心的法典。它不是一個人創造出來的，無論其頭腦如何聰慧，它也不是一個名人生平的產物，無論這個人有多大的聲望。它是經過數十年、數百年的武士生涯歷練出來的一個有機體。也許，武士道在道德史上的地位，與英國憲法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一樣；不過，武士道沒有什麼可以與大憲章或人身保障法相比較的東西。
確實，在十七世紀早期也頒布了武士法令；但是這十三條短短的法令涉及的多是婚姻、城堡、社團等，只是零星地涉及到訓導規則。因此，我們無法指出任何確定的時間和地點，說「這就是它的根源」。只是它是在封建時代有這種意識，因此，關於它起源的時間，我們可以認為是起源於封建時代。但是封建制度本身就是由許多線交織而成的，武士道當然也有這種內在的性質。就像英國的封建主義政治制度可以追溯到諾曼底人的征服一樣，我們可以說武士道在日本的興起與十二世紀晚期的源賴朝稱霸是同一時期。不過，像在英國一樣，我們發現封建主義的社會成分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之前的時代，因此，日本封建主義的萌芽在我上面提到的時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另外，正像歐洲一樣，當日本的封建制度正式形成之後，職業的武士階層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他們就是所謂的侍衛，字面上的意思就像古英語中的ｃｎｉｈｔ（ｋｎｅｃｈｔ，ｋｎｉｇｈｔ，騎士），意思就是護衛或隨從——類似於凱撒在《阿奎塔尼亞》中提到的ｓｏｌｄｕｒｉｉ（勇士），或者如塔西佗所說的他那個時代追隨著日爾曼首領的ｃｏｍｉｔａｔｉ（衛士）；或者類似於後來的ｍｉｌｉｔｅｓｍｅｄｉｉ（鬥士），這在中世紀歐洲的歷史中可以讀到。在日常用法中，還會使用漢字的「武家」或「武士」。
他們是一個特權階層，最初肯定是那些以搏鬥為職業的稟性粗野之人。在漫長的戰爭時期，這一階層自然是從那些最有男子氣概和最喜歡冒險的人中招募來的，在這個篩選過程中，膽小脆弱的人被淘汰了，用愛默生的話來說，只有那些「擁有男子氣概的、粗野而有力的粗魯之人」才會被選出來組成家庭並劃分到武士階層。與巨大的榮譽和巨大的特權相伴而來的，是重大的責任，他們很快就覺得需要一個共同的行為標準，尤其是因為他們一直處在好戰的關係中，而且屬於不同的團體。就像醫師通過職業道德來限制他們之間的競爭一樣，就像律師在違反了禮節要出席質詢會一樣；武士在他們行為不端的時候也必需求助於某種最終的裁決。
搏鬥要公平！在野蠻人和孩童的這種原始意識中，存在著非常豐富的道德資源。這難道不是一切軍人美德和公民美德的根基嗎？我們以微笑來面對（好像我們已經不再是這樣的年齡了）英國小孩湯姆·布朗那充滿孩子氣的願望：「成為一個流芳千古的既不威嚇小孩子也不拒絕大孩子的人。」然而，又有誰不知道這一願望是規模宏大的道德結構賴以建立的基石呢？難道我不可以進一步說，甚至最溫和、最熱愛和平的宗教也認可這一願望嗎？湯姆的願望是英國業已築就的偉大的基礎，而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發現，武士道並不是建立在一個不穩固的基石上的。
就像貴格會會員所說的那樣，搏鬥，無論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都是殘忍和錯誤的，我們還可以像萊辛說的那樣，「我們知道我們的美德源自缺點」。「卑鄙」與「怯懦」是對一個健康而單純的人最大的侮辱性綽號。孩童時期就是伴隨著這些觀念開始生活的，武士也是一樣；但是，隨著生命的成長，關係的複雜，這些早期的信念就需要更高權威的認定，以及更加理性的來源來保證其自身的合理、滿足和發展。如果只是實行軍事體制，而沒有更高的道德支撐，那麼武士的理想就會墮落得遠不如武士道！在歐洲，基督教被有意識地用來解釋騎士制度的合理性，不過依然只是注入精神性的元素。拉馬丁說，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幾個來源。「宗教、戰爭和榮譽，是一個完美的基督教騎士的三個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