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戰勝利後，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海，這個全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這個官僚名流最後的盤踞地，流光溢彩、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正面臨著一場巨大的變革，人們在這個糜香溫室中已經呆得太久了，現在探出頭來，卻覺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面對這一個即將到來的不一樣的時代，人們不知道自己接下來的路要怎麼走？不知道選擇哪條路才是正確的。每個人都在彷徨中焦急地等待著，他們在等待什麼？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張愛玲也在等待中，雖然等待是這樣無著落地讓人心煩意亂，但是她喜歡上海髒亂喧鬧中可愛的月夜，喜歡上海圓滑世故中安穩的人生，更留戀上海這個與她生命最熨貼的地方。於是在胡蘭成逃離上海之後，她毅然決然地選擇留下，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一個純粹的上海人，她喜歡這個地方，她從來都沒想過要離開這個生活了多年的黃浦江畔的城市，她，離不開上海。
雖然與漢奸胡蘭成結婚，但是張愛玲自信與政治沒有任何關係，她自己不關心政治，也不參與任何與政治有關的活動，於是便泰然地保持沉默，想要獨自在上海平靜而安寧地生活下去。然而此時，全國上下掀起一股「嚴懲漢奸」的討逆風潮，處在風頭浪尖的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成為人們議論的話柄，甚至還有人暗中將其列入有「文化漢奸」嫌疑的名單之上。雖說張愛玲自己知道她跟「文化漢奸」根本就挨不上邊，可是處在當時巨大的輿論壓力之大，張愛玲開始感到有些窒息。
她謝拒了大報小報的「盛意」，沉默了一年多之久，1946年全年，她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然而這樣仍舊不能消除人們對她的種種非議。尤其是有人把張愛玲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報道翻了出來，對她進行了強烈的指責。在承受著巨大輿論壓力的同時，張愛玲還承受著情感上的挫折所帶來的巨大傷痛，拋棄妻子獨自逃難的胡蘭成是張愛玲心頭永遠的痛，此前的溫州之行讓張愛玲痛不欲生，在極度絕望中涕泣而返。在雙重壓力面前，傷心欲絕的張愛玲算是體會到了亂世歲月風飄雨打的感覺，然而一向孤傲的張愛玲並沒有向誰訴說自己的痛苦，她想要獨自承受這一切，想要讓時間來撫平創傷。
然而作為一個職業文人，她需要靠稿費來養活自己，沒有文章發表，她的生計便要發生問題，她需要重新振作起來，整理整理思緒，再寫些東西。
1947年11月，山河圖書公司出版了《傳奇》（增訂本），迫於輿論的壓力，同時也是因為她實在是從沒想過要離開這個她所生、所長、所喜愛的黃浦江畔的城市，張愛玲覺得需要解釋。於是，她在書前寫了一個《有幾句話要同讀者說》，為自己作了辯白，她要清清楚楚地告訴讀者，事實並非傳聞的那樣，雖然她「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然而「最近一年來常常被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她進一步解釋道：「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在說到報紙上所登她加入「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一事時，張愛玲解釋說「雖然我寫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至於社會上其他許多對於張愛玲的無稽謾罵，她顯得非常從容，「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
此時的張愛玲心情非常複雜，然而她還是以聰明而高貴的姿態在需要解釋的地方做了解釋，為自己贏得了尊嚴與安寧。
看透也罷，絕望也罷，心悸寥落的張愛玲開始面對生存的現實。1947年4月，她在一位作家朋友龔之方籌辦的通俗性文藝刊物《大家》上發表了小說《華麗緣》。之後又在《大家》上發表了自己的中篇小說《多少恨》。久未露面的張愛玲又活躍在了文壇上，這讓許多喜愛她的讀者欣喜不已。同時她還寫成了由《多少恨》改編的電影劇本《不了情》，這也是她平生公開演出了的第一個電影劇本，由上海文華影片公司負責拍攝。
電影《不了情》由桑弧執導，編、導、演，陣容都很強大，公映後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於是張愛玲再接再厲，很快完成了第二部作品《太太萬歲》，這是一部輕鬆的愛情喜劇，與《不了情》的幽怨情調完全不同。導演仍是桑弧，上座效果仍然很好。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裡還提及他在溫州看了這部電影，說觀眾反應極佳。
這兩部電影給張愛玲帶來了一筆非常及時的收入，她立刻將這筆錢寄給了身在溫州的胡蘭成，並附上那封絕情信。至此，張愛玲徹底與那段曾經刻骨銘心卻也痛徹心肺的亂世情緣告別了，然而心中的哀怨悲情卻很難被時間所平復。這一次的情感變裂，對她的影響實在太大，不可低估，即使是在她「傷癒」復出文壇之後，也仍然擺脫不了傷痛的影子，她現在「亦不能再愛別人」，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將只是萎謝了」。可以說，張愛玲似乎已經失去了愛的能力，她既已愛過，也不打算再愛了。於是便有了後來婉拒桑弧一事。
張愛玲因《不了情》和《太太萬歲》兩部電影而結識了青年導演桑弧。桑弧才華橫溢，性格拘謹內向，也算是極優秀的人。在朋友眼中，他與曠世才女張愛玲宛如天造地設之一對。龔之方就曾熱心地為他們撮合。當時他並不知道張愛玲與胡蘭成有過婚約，便對張愛玲婉言表達了自己的美好祝願，並且請張愛玲考慮一下此事的可能性。然而張愛玲並沒有任何表示只是不說話，一直搖頭，意思是要龔之方不要再說下去了。於是，張愛玲與桑弧一事便在她的搖頭中不了了之了。
此後張愛玲再次擱筆，轉眼就到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歷史很快翻開了新的一頁，到處都是一派歡歌笑語，人們空前興奮，以極高的熱情參與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中。與窗外熱火朝天的生活不同，屋內的張愛玲仍然保持著平靜而安寧的生活，幾年前所遭遇的政治風波讓她心有餘悸，加上天生對於政治的缺乏敏感和漠不關心，使得她面對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制度，儼然成了一個旁觀者，不過同時，她也用新奇的眼光打量著這個變化著的世界，思量著如何將之行諸筆墨。
上海解放了，左派力量終於在政治角逐中獲得了勝利。人們在政治上表現出難以置信的狂熱，左翼作家熱情高漲地投入到對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寫作當中，這些都在愛玲心裡是充滿驚異而不敢苟同的。她惶恐，她反感，她只想逃避，她不想與沒有形狀卻有著無窮裡兩的政治有任何瓜葛。
處於這諸多矛盾和困惑之中，張愛玲迷惘無所嚮往！她想提筆，提筆，用自己的方式寫這個時代最真的面貌，然而此時心中卻是茫茫然一片……
愛玲在寫、不寫、寫什麼之間猶豫不決，不過最終還是提筆寫了，因為她在不自覺中被社會上喜氣洋洋的氣氛所感染著。
那時，張愛玲身邊的朋友個個都對未來充滿了信心，他們鬥志昂揚地帶動著她一起行動。桑弧在自編自導的《哀樂中年》被搬上銀幕之後，又在全國解放以後，以更大的熱情拍了魯迅的《祝福》等片。夏衍在上海解放後，接管了上海市文化工作，重新組織上海文藝界人士辦刊物報紙。龔之方等人響應號召，辦起了《亦報》。這位老朋友來請張愛玲寫稿，張愛玲在感動之餘，內心更是在激情與理性、困惑與清醒、茫然與堅貞的縱橫交錯中徘徊不定，她深愛著寫作！最終，張愛玲拿起擱了一年的筆，重新邁進文學世界的大門。這次會有不同嗎？
1950年3月起，張愛玲開始以「梁京」的筆名在《亦報》上連載小說《十八春》，這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直至1951年3月連載完畢，全文18章，共計25萬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愛玲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頗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十八春》講述了一個現代愛情故事。故事從解放之前十八年寫起，小說主人公是善良、柔順的顧曼楨，以世鈞和曼楨的戀情為主線，寫了幾對青年男女十八年的遭遇。顧曼楨本是一個不經事的女孩，善良而獨立的性格使得她具有特殊的魅力，與同在一家工廠的沈世鈞產生了戀情。原本兩個年輕人可以簡簡單單地相愛以至結婚，幸福地生活下去，然而曼楨的身世以及她的不甚明瞭的維繫著她的過去的舊家庭成為了他們愛情的絆腳石。曼楨在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姐姐曼璐為了一家三代人的生計，在萬般無奈之下做起了舞女，犧牲了自己的青春與愛情。在曼楨長大成人出來做事以後，人老珠黃的曼璐嫁給了一個無固定職業、靠做投機生意發財的浪子祝鴻才，漸漸麻痺了自己的良心與道德感，成為了一個高級乞食者。可是祝鴻才對曼楨一直居心不良。曼璐為了拖住祝鴻才的浪蕩之心，不惜與祝鴻才合謀，決心將妹妹拉入深淵。
其中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曼璐當初因為養家而放棄了初戀情人張慕瑾，而現在張卻出乎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移情於自己的妹妹曼楨，這對一個女人而言是最難以忍受的傷痛。於是，她和丈夫設了圈套，使曼楨與世鈞之間的誤會越來越深，裂縫也越來越大。最終曼楨被騙奸繼而又被禁閉起來。世鈞不得消息又誤聽曼楨與張慕瑾成了婚，之後就同石翠芝舉行了婚禮。一對有情人被無情地拆散了。曼楨為祝鴻才生了一個兒子之後從醫院逃了出來，開始獨自生活。不久曼璐死了，而曼楨為了孩子將錯就錯地與祝鴻才結婚……轉眼間，18年一晃而過，時間來到50年代，在經歷了無數痛苦磨難之後，曼楨與世鈞意外相遇，18年來的一切恍如舊夢一場，他們百感交集，說清了一切之後心情開始平靜下來……一連串悲歡離合的凡人俗事，構成了18年的歷史，個中人物所經歷的跌宕起伏與坎坷命運，無不使人感慨萬千，讀後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懷。在這個帶有通俗意味的故事中，亦有張愛玲對於愛情的非常個人化的體驗。
《十八春》一經刊出，隨即引出了大批「梁迷」，他們的狂熱程度與當年上海灘處處可見的「張迷」相仿。《十八春》的成功使得張愛玲心情也好轉了很多，於是到1951年11月初，在讀者和報紙主持人的熱切期盼下，新作《小艾》也開始在《亦報》上連載。
《小艾》是一部中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張愛玲完全放棄了過去冷諷式的寫作方式，而轉向一種同情的立場，這在《十八春》中已有表現。社會環境的變化，使得張愛玲開始考慮如何在作品中尋找自己與新的社會環境的契合點。《小艾》寫的要算是「無產階級的故事」，主人公小艾也基本上是屬於社會底層人物。這正是她創作上對新時代所作的調整。
小說講述了小艾幾十年的辛酸經歷，將小艾的平凡生活描繪地生動感人，具有一種默然動人的力量。
小艾是童養媳，九歲即被賣入席家，十幾歲時遭席景藩姦污，之後席太太得知小艾懷孕，便對其進行了殘忍的毒打，小艾隨即流產並落下了病根。她從此對席家恨之入骨，按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冤仇有海洋深」。後來與排字工人馮金槐相戀並結婚，從此持地擺脫了席家。婚後小艾因病不能生育，不得已領養了一個女兒。解放後，她的日子慢慢好起來了，治好了病，生了個兒子，與丈夫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她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不免感概萬千：「將來孩子長大以後，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要是聽見他母親從前悲慘的遭遇，簡直不大能想像了吧？」
平凡男女之間的樸素情感以前是很難在張愛玲的小說中看見的。可以看出，儘管張愛玲在這兩部作品中有些迎合時代的努力，然而縈繞在她心頭的陰影卻揮之不去。她的出身，她與胡蘭成的關係，還有她舊時的作品，所以這一切都讓她隨時感到緊張。因為眼下文壇與社會上的政治空氣是十分緊張的，她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她總是要小心翼翼的。
於是張愛玲在1950年7、8月間，聽從夏衍的安排，隨上海文藝代表團下鄉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此後兩年間，到她離滬赴港為止，是她同中國大眾形跡最為相似的一段歷程，在此期間她也有心想要與新時代很好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