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後的張愛玲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喜悅裡，整天跟胡蘭成在房裡相伴嬉戲。1945年夏天，一個寧靜的傍晚，兩人在陽台上向遠處眺望，西邊的天上餘輝未盡，有一朵烏雲閒掛在那裡，清森遙遠，眼皮下的上海街道，霓虹等也慢慢的開始閃爍。見此景，胡蘭成想到當前社會時局不穩，而自己又深陷賊船，在劫難逃，不僅大聲感慨。張愛玲聽了忽然想起漢樂府的詩句來：「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於是便說道：「這口燥唇乾好像是你對他們說了又說，他們總還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你這個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個香袋兒，密密的針線縫縫好，放在衣箱裡藏藏好。」
這只是張愛玲隨口說出的幾個疊字，現在讀來依然意境深遠，用的巧妙，說的也機智，一往深情溢於言表。隨後她進屋去給胡蘭成倒水，她端著水走到門邊，胡蘭成急忙伸手去接，她卻腰身一閃，一臉歡喜地看著胡蘭成，滿眼都是盈盈的笑，好像電影中的一個定格，又像戲台上的一個亮相，嬌媚之致。胡蘭成看了不禁讚歎道：「啊，你這一下姿勢真是艷！」張愛玲卻道：「你是人家有好處容易得你感激，但難得你滿足。」雖是嬌嗔之語，卻也一語道破了胡蘭成對於人世、對於他做人標準的精髓。
胡蘭成接過水，張愛玲便呆在他身旁，仍舊一臉微笑，一直等著他把茶水喝完了，才又收杯回屋，而腰肢和腳步流露出來的依然是滿心的歡喜。張愛玲還喜歡躲在房門外悄悄窺視胡蘭成在房間裡的動作，她曾經這樣寫道：「他一人坐在沙發上，房間裡有金沙金粉埋的寧靜，外面風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晚飯之後，兩人常在燈下遊戲。有一次他們面對面坐著，挨得很近，互相凝看。張愛玲調皮，喜歡用手指摸著胡蘭成的眉毛，說道：「你的眉毛。」然後又摸摸他的眼睛，說道：「你的眼睛。」接著有摸摸他的嘴唇，說道：「你的嘴。你嘴角這裡的渦我喜歡。」甚至常常很犯傻地盯著胡蘭成問：「你的人是真的嗎？你和我這樣在一起是真的嗎？」這時，張愛玲蕩著一臉的喜悅，好像一朵開得滿滿的花，又像一輪圓得滿滿的月亮，看得胡蘭成滿心歡喜，於是說：「你的臉好大，像平原緬邈，山河浩蕩。」張愛玲笑起來：「像平原是大而平坦，這樣的臉好不怕人。」於是說起《水滸傳》裡宋江見到玄女時，曾有八個字形容玄女的容貌：「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聽得胡蘭成呆了，第二天才與她說：「你就是正大仙容。」張愛玲聽了，眼睛裡滿滿的蕩漾著笑意。
天氣如果好的話，兩人偶爾也會去附近的馬路上溜躂。一次張愛玲穿了一件桃紅色的單旗袍出門，特別好看，胡蘭成看了連連叫好。聽到胡蘭成的讚賞，張愛玲禁不住「女為悅己者榮」起來：「桃紅的顏色聞得見香氣。」還有一次張愛玲在靜安寺廟會時買過一雙繡花鞋，鞋頭和鞋幫各繡有兩個鳳凰，胡蘭成看了很喜歡，覺得穿在張愛玲腳上，分外悅目，線條亦很柔和。張愛玲知道胡蘭成喜歡後，每次在他從南京回上海時，就在房間裡穿上這雙鞋。
有了胡蘭成在旁邊，張愛玲感覺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麼美，看起來那麼親切。有一天早晨，兩人從張愛玲住宅步行去胡蘭成在大西路美麗園的家，一路上商場店舖，車輛行人，樹形花影，歷歷在目，一向深居閨房的張愛玲對這些司空見慣的事物雖有厭煩，但並不排斥：「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與我們親。」這不妨可以看成是當時張愛玲和胡蘭成在一起時的一個側面心情寫照。
有一次，他們坐在沙發上談起了中國的姓氏。張愛玲說道：「姓崔好，我母親姓黃亦好，《紅樓夢》裡有黃金鶯，非常好的名字，而且寫的她與藕官在河邊柳陰下編花籃兒，就更見這個名字好了。」胡蘭成問：「姓張呢？」張愛玲答道：「張字沒有顏色氣味，亦還不算壞。牛僧孺有給劉禹錫的詩，是這樣一個好人，卻姓了牛，名字又叫僧孺，真要命。」接著張愛玲又說胡姓好。胡蘭成就說胡姓來自隴西，稱安定胡，他的上代也許是羌，羌與羯氐鮮卑等是五胡。張愛玲道：「羌好。羯很惡，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氣味。鮮卑黃鬍鬚。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頭上兩隻角。」
張愛玲與胡蘭成之間的感情正是在他們婚姻前後短短的幾個月中，天天在一起耳鬢廝磨、你儂我儂中達到了頂峰。在表面上看來，他們的婚姻是有感情的，應該經得起歲月和世事的檢驗，其實並非如此。王一心對此深有感觸：「婚姻並不能增加愛情，反而使戀愛有了誘餌的可能。戀愛的時候往往不需要婚姻，需要婚姻的時候又常常不是為了戀愛了。有的人結婚是在戀愛的上升期，有的人結婚是在戀愛的下坡路。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時，兩人看似如膠似漆，其實愛情也已日中而昃。」
個中感受，其實胡蘭成心裡比誰都清楚，也只有單純的張愛玲還蒙在鼓裡，依然懵然無知的以為胡蘭成永遠都會跟自己好。這從他們後來的婚變就可以看出，而從胡蘭成自己的一些說辭中也能窺出些須端倪。他在《今生今世》中寫道：「我與愛玲只是這樣，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厭高，海不厭深，高山大海幾乎不可以是兒女私情。我們兩人都少曾想到要結婚。」又說：「我們雖結了婚，亦仍像是沒有結過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點因我之故而改變。」由此可見，胡蘭成只是願與張愛玲毫無負擔的相知相愛，卻不願受婚姻的規範與束縛。而即使是在婚後，張愛玲也是情緒飽滿，喜之不盡的，而胡蘭成頂多只是在看到張愛玲眼裡滿是笑意時才「當然也滿心歡喜」。一個「當然」，道出了他的勉強，似乎婚後的喜悅只有張愛玲一個人具有，而胡蘭成卻沒大的感覺。他甚至在張愛玲要求他喊「愛玲」時，因為是迫不得已叫出口而顯得狼狽不堪。其情的真實與深厚程度，由此可以想見。
在胡蘭成與張愛玲第一次見面的8個月後，也就是1944年10月份，在汪偽南京政府日漸式微的情境下，胡蘭成似乎突然間來了志向，不再整天跟張愛玲而女情長了，有了辦刊物的打算。一陣儲備之後，一份叫《苦竹》的月刊終於在南京開張了，社址在南京市石婆婆巷20號。雜誌的封面是炎櫻畫的：滿幅濃密的竹枝竹葉，一根粗壯的竹干斜過畫面，是為留白，上面寫著一段日本的俳句：「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雜誌的內容包羅萬象，有詩歌、散文、小說、時事、政治和外交等。
??對於《苦竹》的封面，曾是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啟無，在《南來隨筆》一文稱讚有加：「最近看到《苦竹》月刊，封面畫真畫得好，以大紅做底子，以大綠做配合，紅是正紅，綠是正綠，我說正，主要是典雅，不奇不怪，自然的完全。用紅容易流於火燥，用綠容易流於尖新，這裡都沒有那些毛病。肥而壯大的竹葉子，佈滿圖畫，因為背景是紅的，所以更顯得洋溢活躍。只有那個大竹竿是白的，斜切在畫面，有幾片綠葉披在上面，在整個的濃郁裡是一點新翠。我喜歡這樣的畫，有木板畫的趣味，這不是貧血的中國畫家所能畫得出的。苦竹兩個字也寫得好，似隸篆而又非隸篆，放在這裡，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葉子似的，換了別的字，絕沒有這樣的一致調和。總之，這封面是可愛的，有東方純正的美，和夏夜苦竹的詩意不一定投合然而卻是健康的、成熟的、明麗而寧靜的，這是屬於秋天的氣象的吧，夏天已經過去了。」
《苦竹》創刊之際，周作人曾發過一份「破門聲明」，稱從此與沈啟無斷絕師生關係。《苦竹》第１期上還專門有一篇文章講述此事，題目就叫《周沈交惡》，署名為江梅，其實是胡蘭成的化名。文章裡談到，「前年周作人來南京，官場宴會有兩次我和他在一起，當時心裡很替他發愁，覺得這是一種難受的諷刺。但後來知道，近年來他和老官僚們很談得來。這些都是人的塵埃，他會喜歡，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想起來，也只有塵埃才能證明空氣的存在，使清冷、沖淡的老人稍稍熱鬧，於是我替他悲哀。」最後又說：「周作人和沈啟無決裂，沒有法子，也只好讓他們決裂吧，我個人，是同情沈啟無的。」混慣了官場的胡蘭成對周作人的涉政表示悲哀，實在有些滑稽。 此外，《苦竹》第1期上還刊登了張愛玲的《談音樂》。這篇文章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張愛玲的散文風格，用一句話說就是：求淺可見其美，求深可見其識。而且有大量富有思想的風格雋永的警句和有如神來之筆的比喻，爆發著思想的流星雨，令人不由得叫妙叫絕。
例如，《談音樂》開頭一句話便是：「我不大喜歡音樂。」隨後又以她行文中很少出現的不由分說的態度補一句：「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一棍子就把音樂打死了。但是當她話說從頭，細細道來，最初的意氣消散之後，我們不難發現她對音樂並非一味厭惡，其實也是有所喜愛的，表現在她對於音符極為敏感，當她「彈奏鋼琴時，會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寫文章，也愛用「音韻鏗鏘的字眼」。
尤其是對交響樂，她的見解更是獨到：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的成份過多。為什麼隔一陣子就要來這麼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入決戰最後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聽眾掃數肅清剷除消滅。而觀眾只是默默抵抗著，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裡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位置，四下裡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劃的陰謀我害怕。」
設若作者不是自小接觸過音樂，對音樂就不會有如此深的感觸；假如自小沒有那麼深地吃過音樂的苦頭，恐怕也難以寫出這樣的美文來。而人往往對十分喜愛的東西不易寫好，對自己不大喜歡的事物刻畫起來倒常常能入木三分，這似乎又反證了張愛玲對音樂的態度。
《談音樂》一文被發表後，立刻被收進張愛玲隨後出版的的散文集《流言》，成為這本書的壓軸之作。張愛玲對音樂的認識，及文中對中國民俗藝術和外國高雅藝術的比較，使胡蘭成受到了極大啟發。胡蘭成稱自己被張愛玲「開了知性」，也多是指此而言。所以他才會說：「我自中學讀書以來，即不屑京戲紹興戲流行歌等，亦是張愛玲指點，我才曉得它的好，而且我原來是歡喜它的。」張愛玲對於胡蘭成的影響，可見一斑。
隨後的12月號《苦竹》第二期上，發表了張愛玲的短篇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和隨筆《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其實張愛玲早在9月份就已經完成了，但張愛玲卻愣是將它擱置了兩個月，為的就是等著《苦竹》第二期的出刊，由此也可看出她對胡蘭成的傾力支持。
《苦竹》一共出了4期，後來因為胡蘭成去武漢接管《大楚報》而停刊。第三期本該元月份出刊，卻拖到了四月，而第四期則至今無人得見。推遲出刊的原因自然在胡蘭成本身，因為他惦記著南京那一攤子「政途」，再加上此時的他對張愛玲的興趣與熱情遠不如九個月之前那樣執著了，所以就給擱了下來。從第三期開始沒有了張愛玲的文章，留給了後人很多的想像空間。人們不免猜測二人的感情，是不是就是從此時走向下坡路的呢：胡蘭成去了南京，張愛玲於是就不給稿以支持；張愛玲不在身邊，胡蘭成於是就另覓新歡。在此之前，張愛玲在《雜誌》月刊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就借一個病人奚太太的口抱怨：「本來男人離開了六個月就靠不住。」張愛玲言之鑿鑿，日期精確，令人感慨。
關於創辦《苦竹》的想法，胡蘭成後來回憶說：「我辦《苦竹》，心裡有著一種慶幸，因為在日常飲食起居及衣飾器皿，池田給我典型，而愛玲又給了我新意。池田的俠義生於現代，這就使入神旺，而且好處直接到得我身上，愛玲更是我的妻，天下的好都成了私情。本來如此，無論怎樣的好東西，它若與我不切身，就也不能有這樣的相知的喜氣。」
關於最後一句「無論怎樣的好東西，它若與我不切身，就也不能有這樣的相知的喜氣」可以說一語道出了胡蘭成性格中的本質：只有跟自己切身了，才會有喜氣。言外之意就是說如果不切身，就肯定沒有喜氣了。以後他與張愛玲的分道揚鑣，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