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張愛玲在報攤上看到一本印有「傳奇」兩個字的書時，攤主熱情地向她介紹：「這本書只剩兩本了，你買走一本後，剩下的一本我是捨不得賣的。小姐，難道你沒聽說過『張愛玲』嗎？」攤主津津樂道地向張愛玲講訴他所聽到的關於張愛玲的秩事，卻不知道眼前這位小姐正是他所講的故事的主人公。張愛玲第一本小說集《傳奇》發行後，僅僅四天就一銷而空。少年時的天才夢，終於在這風華正茂的歲月裡變成了讓人羨慕得事實。
《傳奇》使張愛玲成為綻放於上海的一枝奇葩，而《傳奇》第一版的封面是藍綠色的。這也是她母親十分喜歡的顏色。這並非張愛玲有意安排，而是一種巧合。她與母親唯一、切實共同擁有的就是對文學的愛好。在她的記憶中，小的時候便與美麗高雅的母親是疏遠的，只有在母親教她背唐詩的時候才是親近的。為了吃到兩塊綠豆糕，年幼的愛玲每天都要在母親的監督下認兩個字。由此，童年時的張愛玲便是冷的。她不僅對自己冷，對別人冷，而且對這個世界都是冷的。這也就奠定了她的小說的基調，張愛玲表面上是冷漠而無動於衷的，但懂得她的人卻能夠感受到她的熱情。出生於這個怪異的家庭，使她從小就培養出一種怪異的自尊，她不會對這個世界掉眼淚。而是將她的眼淚都落到了她的作品中。就像《傳奇》，裡面充滿了她、她的家庭、家族在歲月的年輪中落下的淚。
自從以自己家庭為背景的小說《茉莉香片》發表後，張愛玲暫時從離開家庭陰影的會議中跳了出來，將目光投向了都市中成年男女之間的微妙關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天地》月刊第2期發表《封鎖》、在《雜誌》月刊上發表的《傾城之戀》以及《紅玫瑰和白玫瑰》。在張愛玲此時創作的作品中，表現了廣闊的歷史感，男女主人公的私情往往縮成了戰爭中人的一段故事。同時，作品中尖銳的矛盾衝突和諷刺反襯出張愛玲軟弱的同情。
敷衍不是張愛玲做文章的特徵，她不滿足於將筆停留在眼前的熱鬧上，而是將筆伸入了人的靈魂。她將人類暗含在內心深處的慾望赤裸裸地挖了出來。錢鍾書的犀利、魯迅的冷峻，她都多少借鑒了些。張愛玲以女人的角度，進行著善意的諷刺，她的作品中多了一絲細膩的生活感，她認為那些悲哀、喜悅、殘酷、善良都具有日常性。這一點可以從她的那部《心經》得以發現。
張愛玲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可以說是《金鎖記》，通過二十年後張愛玲又將它改寫成長篇小說《怨女》，可以看出張愛玲自己是很喜歡這部作品的。雖然針對張愛玲的作品，傅雷曾有過嚴厲的批評，但是傅雷對這部作品倒是大加稱讚，認為它是40年代文壇上「最豐美的收穫」。
1944年，《雜誌》為了使張愛玲快速在文藝界站穩腳，可謂是煞費苦心，除了發表她的作品，還在1943年8月，安排她參加朝鮮女舞蹈家崔承喜的歡迎會。在發表《金鎖記》、《傾城之戀》之後，《雜誌》又組織了一次「女作家座談會」，當時還邀請了上海灘眾多走紅女作家，如蘇青、潘柳黛、吳嬰之、關露、汪麗玲等，在這次座談會上，《雜誌》有意安排初出茅廬的張愛玲做主要發言；使張愛玲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她的小說集《傳奇》出版後，《雜誌》社便在康樂酒家召開了「《傳奇》集評茶會」，到場的有上海社交圈、文藝圈的眾多知名人士，吳江楓、谷正槐、南容、柳雨生、陶亢德、哲非、實齋、錢公俠、譚正璧、譚惟翰、蘇青、袁昌等紛紛就張愛玲的作品談了自己意見。此後，《雜誌》還安排了一場特殊的會面，即邀請當時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李香蘭與張愛玲見面。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面提到，張愛玲不喜歡人多的地方。因此，她在出席這些活動的時候常常會邀請炎櫻一同前往，因為她畢竟不善言辭。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雜誌》社的努力下，奇跡出現了。就在1944年短短幾個月裡，上海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張愛玲，一時間，她真的成為上海最耀眼的一顆文藝明星。炎櫻在一篇小文章《浪子與善女人》中提到，張愛玲成名後，她們在街上便成為了受人注目的人。有一次一群小一點的女學生跟著她們身後，喊：「張愛玲！張愛玲！」大一點的女孩子也都好奇地頻頻回頭看她們。曾有一個外國紳士跟在她們身後，可憐兮兮地想讓張愛玲在他的雜誌上簽名。炎櫻歎在文章中感歎：「從前有許多瘋狂的事現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們喜歡某一個店裡的栗子粉蛋糕，一個店的奶油鬆餅，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買了糕和餅帶到咖啡店去吃，因為要被認出，我們也不願人家想著我們是太古怪或是這麼小氣地逃避捐稅，所以至多只能吃著蛋糕，幻想著餅和咖啡；然後吃著餅，回憶到蛋糕，做著咖啡的夢；最後一面啜著咖啡，一面冥想著蛋糕與餅。」由此可見，此時的張愛玲已經是上海灘「傾城傾國」的人物了。當然這也正實現了她少年以來的夢想。
儘管成名後有一些不便，但是張愛玲喜歡這種嶄新的「賣文生涯」，她曾說過，苦雖現在苦了一點，但是她十分喜歡她的這份職業。真可謂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過去的文人大多依靠統治階級吃飯，但現在的情形變了，她慶幸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那些擁護他、買她雜誌的讀者。張愛玲在她的《童言無忌》中說道：「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僱主，不那麼反覆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五年十年之久。」「大眾是抽像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像的。」但沒想到，夢想竟然這麼快就實現了。
不可否認的是，張愛玲這種奇跡般的崛起也存在其他的客觀原因。最主要的是在「孤島」沉沒後，茅盾、沈從文等一批新文學作家陸續離開，上海文壇頓時處於一種真空狀態，這種情景不能不說是為新作家的崛起提供了極好的機會。柯靈對此解釋道：「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在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白流蘇之流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他的這番話可以說是知情之言了。
若用張愛玲作品中的一句話對此評價的話，那就是《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一句話：「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對此，張愛玲自己又是怎麼看的呢。她的散文集《流言》裡所附帶的一張作者照片上有一句題詞：
「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
1944年，既是張愛玲一生創作的巔峰時期，又是新文學史上的「傳奇」時代。可以說，這一年是上海的「張愛玲年」，也是她一生中最具傳奇色彩、短暫而明亮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