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這種對文字和文學的敏感和專注上承自她的祖父和父親，所以在潛移默化中，文學其實也已成為自己情感與信仰的來源了。而正是這一相同的信仰，胡蘭成才會認識她，也才會出現那麼一段令人嗟歎的愛情。
在港大的三年，可以說是張愛玲文學創作的「儲備時期」，她後來的很多作品都可以從這裡找到端倪。從張愛玲在聖瑪麗亞女校的早期作品，到在文壇上橫空出世的作品，其中有著「質」的飛躍。在港大的刻苦學習使張愛玲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知識，而且還在生活經歷上有一定的積累。這也為張愛玲後期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事實上，張愛玲最初是用自己熟練的英文小試牛刀，開始創作生涯的。1943年1月，張愛玲在《二十世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長達8頁，其中還附帶了她自繪的12幅髮型、服裝等插圖。這篇文章的題目為《ChineseLifeandFashions》（《中國人的生活與服裝》）。張愛鈴在文中細緻、清楚地介紹了中國人的生活習俗以及服飾上的改革，那些插圖也十分簡潔、生動有趣，極富表現力。這篇長文引起《二十世紀》的主編克勞斯·梅涅特的極大興趣，他先是被張愛玲流利新穎、還有一絲維多利亞末期英文風格所感染。在他得知這篇上萬字的長篇文章及精美圖畫竟然出自一個只有二十一二歲的中國小姑娘之手後，便在「編者例言」中指出，張愛玲「與她不少中國同胞差異之處，在於她從不將中國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正由於她對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好有能力向外國人詮釋中國人」，並譽張愛玲為「極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有了梅涅特的讚譽，年紀輕輕的張愛玲欣喜不已。緊接著，她便一鼓作氣，一年之中，竟然在該刊物上先後發表的文章達9篇之多。其中還包括6篇影評。這種創作頻率是當時其他作家都無法相比的。而張愛玲寫作的那些影評，也成為了當時中國電影史發展與研究的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這些連袂而出的英文文章，使張愛玲深厚的英文功底立即凸現出來。在她上中學的時候，就很注重學習英文，在聖瑪麗亞女校校刊發表的《牧羊者素描》、《心願》就是用英文寫的。在港大期間，她的英文更是達到了一種地道純熟的程度，對此，張愛玲的姑姑確實大加誇賞，說張愛玲「無論是什麼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化學」。刻苦的磨礪加上過人的悟性，造就了她一手漂亮的英文，也因此使她一鳴驚人。
1943年6月，張愛玲在《二十世紀》上發表了《StillAlive》，中文譯名為《洋人看京戲及其它》。這篇文章《洋人看京戲及其它》一經刊出，便收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說到這篇文章，它可在張愛玲早期創作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這篇文章不僅流暢美麗，而且集中表達了張愛玲對世間百態的理解。張愛玲正式步入文壇後的創作思想，大多源於此處。這篇文章開頭便寫道：「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味的事。頭上搭了竹竿，晾著小孩的開襠褲；櫃檯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機裡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無線電裡賣著癩疥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這都是中國，紛紜、刺眼、神秘、滑稽。」由此不難看出，張愛玲最開始就使自己站在了中國生活觀察者的位置上，嘲諷中帶著熱愛。這種態度也頻頻出現在她後來的小說中。
從一個23歲女人的角度出發，張愛玲看到了男權社會溫馨面紗下的虛偽與殘酷，更清楚地看到了生命被忽略、被遺忘、被掩飾的悲涼。這是對人生真相的驚心動魄、毛骨悚然的發現。因此，張愛玲總是以一種洞徹入裡的「眼光」看待人生與命運。看《空城計》時她就想：「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計》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淚。為老軍們絕對信仰著的諸葛亮是中外罕見的一個完人。在這裡，他已經將鬍子忙白了，拋下臥龍崗的自在生涯出來幹大事，為了『先帝爺』一點知遇之恩的回憶，便捨命忘身地替阿斗爭天下，他也背地裡覺得不值得麼？鑼鼓喧天中，略有點淒寂的況味。」對於個體生命的價值，中國文化歷來是不太關注的，一般人也習慣於將自己的價值、追求緊緊地同社會秩序中的某一環節某一位置相聯繫，這樣一來，在別人眼中，自己便是「成功」的，但這其中卻壓抑、忽略了生命中許多真正美好的事物，而且沒有意識到「鑼鼓喧天、張燈結綵」之外，其實還有一種明麗豐滿的內心生活的存在。不僅自己如此，別人也同樣，因此張愛玲說，「中國的悲劇是熱鬧、喧囂、排場大的」，可誰又能站到鬧劇背面，清楚地看出我們生活中的滑稽與悲哀呢？張愛玲恰是這樣一個女子，她能夠直接、坦然地面對生命與生活，她不同於和她熙攘而過的行人。張愛玲後來尋找自我的一種基本尺度，便是被遺忘、被忽略的生命自身的美。
同年12月，張愛玲再次發表了名為《DemonsandFairies》的文章，中文譯名為《中國人的宗教》，這是她在《二十世紀》上發表的最長的文章。張愛玲創作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向外國人解釋中國人」，雖然這篇文章的論題頗大，但她仍能談微言中，整篇文章都保持著輕靈飄逸的風格。梅涅特曾讚揚道：「作者神遊三界，妙想聯翩，她無意解開宗教或倫理的疑竇，但卻以她獨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們解說了中國人的種種心態。」
可以說，《二十世紀》是張愛玲走上職業道路的第一步台階，在她為《二十世紀》投稿的同時，她也給《泰晤士報》寫過一些英文影評和劇評。在這期間，張愛玲對日常生活的洞察，對生活本身的灑脫，華美清麗的文風，都充分地表達出來了。例如她所創作的《中國人的宗教》，書中她談到關於中國人的懷疑主義，「就因為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裡瀰漫著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
張愛玲提到了大多中國人的普遍人生態度，「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認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並不走到哪裡去；人類一代一代下去，也並不走到哪裡去。不管有沒有意義，反正是活著。我們怎樣處置自己，並沒多大關係，但是活得好一點是快樂的，所以為了自己的享受，還是守規矩的好……不論在藝術裡還是人生裡，最難得的就是知道什麼時候應當歇手。中國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這種約束的美。」書中，張愛玲還以中國人缺少私生活的現象，引申出其中的弊端，「就因為缺少私生活，中國人的個性裡有一點粗俗。『無事不可對人言』，說不得便為非作歹。中國人老是詫異，外國人喜歡守那麼些不必要的秘密。不守秘密的結果，最幽微親切的感覺也得向那必不可少的旁觀者自衛地解釋一下。這養成了找尋借口的習慣。自己對自己也愛用借口來搪塞，因此中國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為人的。」
張愛玲就像一位坐在台下慢慢啜茶看戲的人，不動聲色地看著台上喧嘩吵鬧的表演，偶爾還有笑笑。因此她的筆下，傳統中國人的種種心理、習慣與行為方式，都一一凸現出來了。張愛玲向來都把人生及世界分成兩部分：她認為，現實的人生大部分都是不可解的，而且充滿了破壞與磨難，最終會沉落到重重的黑暗裡；但是真實、可瞭解的人生，統統在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而且還是一些偶然的、剎那間的情境上。對於前者，張愛玲的態度是嘲諷和不相干，但對於後者，她則報以深深的感動以及對沉默的生命的痛心。而梅涅特當時並不能理理這些思想，這也不是他那些閒適趣味文章的內涵。當時的散文或時評，並不能完全表達這些內容。當然張愛玲也必然不滿足，因為她自信自己「生來就是寫小說的」，是一個真正為藝術誕生的人。
英文寫作初獲成功，使張愛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實上，更大的成功還在不遠處等著她，一顆新星將要大方光芒於上海文壇。
張愛玲之所以最先選擇為英文報刊寫稿，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英文報刊的稿酬高於中文報刊。當時的她需要掙錢，掙錢不僅是現實生活所迫，也表明是她一種新生活的方式：自己掙錢自己花，自己照顧自己，自由自在，獨來獨往。張愛玲好像將她的姑姑看作是自己的榜樣，她十分欣賞姑姑的獨立、隨和以及幽默，其實她們在一起相依為命生活了十餘年。張愛玲希望自己可以掙到足夠的錢，這樣一來就能按照一種自由、美的方式生活。她曾說過：「用別人的錢，哪怕是父母的遺產，倒也不如用自己賺的錢自在，良心上頗為痛快。」在《二十世紀》上，張愛玲掙錢的目的得到了實現。這也不能單純地講雜誌社付給她的稿酬，另一方面也是它賦予了張愛玲空前的信心，以及使其發展文學才華、以文謀生的能力。
在此種情況下，這位「頗具前途的青年天才」決意繼續前行，她似乎看到了令自己振奮、光明的前途。張愛玲並沒有忘記，4年前她從聖瑪麗亞畢業時，國文老師汪宏聲先生對她說，她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自1943年春，張愛玲的一系列散文、小說在薰風沉醉的上海灘，在淪陷區死氣沉沉的文學土壤裡開出了奼紫嫣紅的花朵，她熱情地向人們講述著一個個新鮮、美麗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寄予了一個年僅22歲少女的才思。
就在張愛玲為英文報刊撰寫影評之類的文章時，曾用中文寫了兩篇短篇小說，即《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張愛玲欲以這「兩爐香」叩開令她仰慕已久的上海文壇的大門。
也許是《二十世紀》給了她更多的勇氣和自信，並憑借對文壇內外情形的瞭解，張愛玲直接拜訪了《紫羅蘭》雜誌社的主編周瘦鵑。為了使這次拜訪獲得成功，張愛玲向周瘦鵑談起，她的媽媽和姑姑在十多年前就是周瘦鵑編著的《半月》、《紫羅蘭》和《紫蘭花片》的熱心讀者。當時，她的媽媽剛剛從法國留學回來，便讀到了周瘦鵑的「哀情小說」，因為受作品的感染，流了不少眼淚，並且還給周瘦鵑寫信，勸他不要再寫這種悲慘的小說結局了。聽到這些周瘦鵑也興趣大增，雖然他已記不得這件事了。張愛玲還帶了一封園藝家黃岳淵的介紹信。因為周瘦鵑酷愛園藝，這是她事先知道的。對於不喜歡見人、不愛交際的張愛玲來說，這次拜訪她特意穿了一件鵝黃色的剪裁合體的旗袍。
儘管在母親和姑姑眼中，張愛玲這個天資聰穎的女孩缺少大家閨秀的風範，但她這次獨自為自己的未來命運敲開大門，卻表現出了她的勇敢、自信與練達。
這位筆名為紫羅蘭庵主人的周瘦鵑，作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是當時與新文學作家分庭抗禮的言情作家之一，在小市民讀者中享有極高的聲譽。後來他在《禮拜六》雜誌中提出「寧可不討小老婆，不可不讀《禮拜六》」的口號，這種趣味性、娛樂性十足的創作風格深受市民階層喜歡，即使是那些正統的新文學作家也自歎不如。
張愛玲之所以會選中《紫羅蘭》，是因為她本人不喜歡「新文藝爛調」，認為它是「台閣體」，她所熱衷的還是「海派」那種言情之風。所以，她來到了體現上海小市民氣味的《紫羅蘭》雜誌社。
此次見面，張愛玲同周瘦鵑談得十分愉快。張愛玲將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拿給周瘦鵑看。周瘦鵑認為單看這個篇名就非常妙，對這兩部小說表示欣賞。他讓張愛玲將小說留給他，最終是否能發表當然還得等他通讀全文後再作定奪。
張愛玲走後，周瘦鵑捧讀這兩部小說，越讀越吃驚。他詫異於這個年輕女孩竟然有如此老到凝練的文筆，將人情洞察得如此深刻。他一邊讀一邊忍不住叫好。「覺得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Somerset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紅樓夢》的影響」。周瘦鵑心裡十分清楚明白，自己看到的是「天才」之作。雖然周瘦鵑是鴛蝴派作家，但也深通英文，翻譯過西洋作品，具備過人的文學鑒賞力。他不但看出張愛玲小說中含有《紅樓夢》、《金瓶梅》的韻味，甚至將其與自己頂喜愛的英國作家毛姆相比。能遇上這樣一位天才作家，他復刊《紫羅蘭》之事大有希望。後來，張愛玲聽說到這個評斷後也非常高興，畢竟，這是她第一次登上正式的上海文壇啊！
不久，《紫羅蘭》復刊之後便在第2期上便刊登出了《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而且兩篇文章都占顯著位置。這是張愛玲正式在上海文壇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