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八子集團。皇八子允祀，「有才有德」，聰明能幹，內外經營，很得眾心。在初廢皇太子之後，允祀署內務府總管事，黨羽相結，謀為代立。皇長子允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職的大學士明珠，本沒有希望獲取儲位。但允生母惠妃曾撫養過允祀，於是兩人勾聯。其他如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與胤禛同母），大臣阿靈阿、鄂倫岱、揆敘、王鴻緒等，都依附於允祀。
皇長子允的密謀洩露，被奪爵、幽禁。儲位空懸，也不是回事。大臣們建議康熙早定儲位。康熙命諸大臣密舉可繼立為太子者，以測驗大臣之意。大學士馬齊等大臣都秘密推舉皇八子允祀。允祀覺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紛紛靠向允祀。由是，在皇八子允祀周圍，逐漸形成一個爭奪皇儲的政治集團。後允祀被鎖拿，革爵位。十四阿哥允求情，康熙大怒，「出佩刀將誅允，允祺跪抱勸止」。諸皇子俯地叩頭，懇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氣稍解，命諸皇子鞭撻允祀。
康熙看到廢皇太子後諸子爭奪儲位鬥爭更為複雜，也更為激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允礽為皇太子。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廢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廢掉。於是，皇太子集團與皇八子集團之間的鬥爭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決定再廢皇太子，對其黨羽恨之入骨、嚴厲懲罰，如將尚書齊世武「以鐵釘釘其五體於壁而死」，將死於獄中的步軍統領托合齊銼屍焚燒。這樣，形勢越發複雜，在皇太子集團和皇八子集團之間的皇四子胤禛也逐漸形成集團。
皇四子集團。皇四子黨包括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禮，以及隆科多、年羹堯等。胤禛頗有心計，細心觀察，不露聲色。他對皇太子的廢立，窺測風向，暗藏心機。他對皇八弟允祀集團，既不附從，也不作對。他佯聽父言，「安靜守分」，虔心佛法，廣結善緣，巧妙地將自己隱蔽起來。他對父皇表示忠孝，又盡力友善兄弟，並交好朝廷諸臣。對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卻不去交結，聽任其同皇八弟允祀結黨。當皇太子黨和皇八子黨爭得魚死網破的時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們將視線集注於皇太子黨和皇八子黨的時候，他以不爭為爭，坐收漁人之利。
胤禛為著謀取皇位，韜光養晦，費盡心機。他的心腹戴鐸，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為他謀劃道：
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此其所以為難。處眾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爭，彼有所勝，此其所以為難。……其諸王阿哥之中，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為忌，無才者以為靠。
戴鐸提出的策略是——對皇父要誠孝：適當展露才華。不露才華，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過露所長，同樣會引起皇父疑忌。對兄弟要友愛：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對事對人都要平和忍讓：能和則和，能結則結，能忍則忍，能容則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沒有才能的人把你當作依靠。雍正帝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繞過皇位爭奪中的險灘暗礁，向著皇帝的寶座曲折航進。
「誠孝」皇父。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賴和喜歡，是自己一生事業中最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項宗旨，就是誠孝皇父。如在諸皇子爭奪皇位激烈之時，他極力表現出對皇父的「誠」與「孝」，既不公開競爭，且勸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廢太子後，大病一場。胤禛入內，奏請選擇太醫及皇子中稍知藥性者允祉、允祺、允祀和自己檢視方藥，服侍皇父吃藥治療。康熙帝服藥後，病體逐漸痊癒。於是，康熙帝命內侍梁九功等傳諭：「當初拘禁允礽時，並沒有一個人替他說話，只有四阿哥深知大義，多次在我面前為允礽保奏，像這樣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胤禛自己也說：「四十餘年以來，朕養志承歡，至誠至敬，屢蒙皇考恩諭。諸昆弟中，獨謂朕誠孝。」對皇父的「誠」與「孝」得到了回應。
「友愛」兄弟。胤禛知道，善於處理兄弟之間的關係，是自己一生事業中僅次於誠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隨駕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諸弟》詩說：「一雁孤鳴驚旅夢，千峰攢立動詩思。鳳城諸弟應相憶，好對黃花泛酒卮（ZHī）。」表明他願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繼位之前，處理兄弟關係的主要原則是「不結黨」、「不結怨」。諸兄弟之間，結黨必結怨。胤禛沒有參加皇太子黨，也沒有參加皇八子黨。他表現出既誠孝皇父，也友愛兄弟的態度，使他躲避開皇父與兄弟兩方面的矢鏃，而安然無恙。
勤慎敬業。胤禛盡量避開皇儲爭奪的矛盾，極力表現自己不僅誠孝皇父、友愛兄弟，而且勤勉敬業。凡是皇父交辦的事情，都竭盡全力去辦好，既使皇父滿意，也使朝臣口碑相傳。自結婚後30年的實際磨煉，使他對社會、對人生有了深刻認識與深切體驗，為後雍正手書對聯來登上皇位準備了條件。
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經批評過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說：「現在我已經三十多歲了，請您開恩將諭旨內『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記載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諭：「此語不必記載！」胤禛是個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對大臣說：「皇考每訓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屢降旨，朕敬書於居室之所，觀瞻自警。」胤禛繼位後，定做「戒急用忍」掉牌，為座右銘，用以警示。
康熙晚年因其諸子皇位繼承糾葛而大傷元氣，鬱結成疾，悲離人世。他曾說：「日後朕躬考終，必至將朕置乾清宮內，爾等束甲相爭耳！」康熙是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晚年的境況自喻：齊桓公晚年，五個兒子樹黨爭位。齊桓公剛死，諸子相攻，箭射在屍體上，也沒有人顧及。其屍體在床上67天沒法入殮，以至蛆蟲爬出窗外。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悲苦。
康熙帝駕崩，皇四子胤禛登極，是為雍正皇帝。一段歷史疑案就此產生。
雍正為人行事果斷、刻薄、心思縝密但多疑，在處治年羹堯這一事件上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
年羹堯，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進士。為人聰敏，豁達，嫻辭令，善墨翰，辦事能力亦極強。後受到雍親王的重用，各皇儲爭奪皇位時，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幹，時時向主子出謀獻策，奔波遊說，深受青睞，更使主子高興的是，年氏將自己的親妹妹獻給了他，以示忠誠，那時，主僕二人曾發誓，死生不相背負，從此交情更加深厚。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階越升越高，不到10年即升為四川巡撫，接著，又升為川陝總督，獨掌軍政大權，成為雍正心腹。
雍正初年，年羹堯成為新政權的核心人物，被視作社稷重臣。年羹堯雖遠在邊陲，雍正卻讓他參與朝政。
在政務活動中，雍正常常徵求採納年羹堯的意見。山西巡撫諾岷提出耗羨歸公的建議，雍正對年羹堯說：「此事朕不洞切，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館修訂律列，雍正閱後發給年羹堯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見。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給與年羹堯極大的權力。在川陝，「文官自督撫以至州縣，武官自提鎮以至千把」，其陞遷降革均由年羹堯一人決定。對其它地方官員的使用，雍正也常聽取年羹堯的建議。
在生活上，年羹堯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詢，賜送藥品。對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在京情況，年貴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體狀況，雍正也時常以手諭告知。賞賜美食珍寶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賜給年羹堯荔枝，為保存鮮美，雍正令驛站6天內從京師送到西安，這可與唐朝向楊貴妃進獻荔枝相比了。雍正對年羹堯寵信優渥，希望他們「彼此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肅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這次赴京途中，他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
在京期間，年羹堯儼然成為總理事務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結束陛見回任後，年羹堯接到雍正的朱諭：「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這件朱諭一反過去嘉獎讚賞的詞語，向年羹堯敲響了警鐘，此後他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客觀地講，由於雍正寵信過分，讚譽過高，徵詢過多，致使年羹堯權力膨脹。而年羹堯驕橫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節，則漸漸引起了雍正的警覺和不滿，終於下決心懲治這個天下「第一負恩人」。
雍正對年羹堯的懲處是分步進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堯陛見離京前後，第二步是給有關官員打招呼，雍正或叫他們警惕、疏遠和擺脫年羹堯，或叫他們揭發年羹堯的劣跡，為處罰年羹堯做準備。第三步將年羹堯調離西安老巢。雍正先將年羹
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恆革職，署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亂。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最後一步是勒令年羹堯自裁。
年羹堯調職後，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於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
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年羹堯青海戰功，格外開恩，賜他獄中自裁。年羹堯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職，嫡親子孫發遣邊地充軍，家產抄沒入官。吒叱一世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雍正的前任聖祖仁皇帝康熙，親手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吏治腐敗、稅收短缺、國庫空虛。雍正接手時，國庫儲銀僅八百萬兩，而虧空的數字卻大得驚人。雍正說：「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爭糧者正復不少」，「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如此看來，則堂堂大清帝國，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強盛無比，內裡卻空空如也。
國庫空虛，關係匪淺，新皇帝豈能坐視？
然而錢糧的虧空，又不簡單地只是一個經濟問題。各地虧空的錢糧的去處究竟是哪裡？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漁利，而戶部的銀子，則被皇帝和權貴們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實也就是侵吞)。這麼多人來挖國家的牆角，國庫還有不虧空的道理？但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的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確有其「不得已」處。因為清從明制，官員俸祿極低。正一品官員的年俸不過紋銀一百五十兩，七品縣令則只有四十五兩。這點俸銀，養家餬口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打點上司，迎來送往和禮聘幕僚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清兩代吏治的腐敗，是給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