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城，在臨清，有許多事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所見所聞，觸目快意。他的心有時候激動得似乎要蹦出來。他一向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的祖國，一想到自己家鄉的窮困，一想到中國農民之多、之窮，他就憂從中來。他曾用稿費捐助過家鄉，但始終想不出什麼辦法，讓他們很快地富裕起來，為此他不知經歷了多少不眠之夜。這一次還鄉，他忽然發現，他的家鄉也可以說是全中國的農民富起來了的一個縮影，他覺得自己的家鄉從來沒有這樣可愛過，自己的祖國從來沒有這樣可愛過，濃烈的幸福之感，油然傳遍了他的全身。
在臨清市招待所，他看到的是南國的青翠和紅艷，再也沒有過去的黃色和灰色。作為一個學者和教育家，他參觀了臨清一中和聊城師範學院之後，怎麼也按捺不住自己興奮的心情。臨清一中的男女學生們坐在課桌旁，鴉雀無聲地在學習，個個精神專注，在讀著什麼，寫著什麼，洋溢著青春的活力。聊城師範學院是聊城地區的最高學府，雖然還存在創業維艱的情況，還存在非常多的困難，甚至聊城這地方，有點閉塞，有點土氣，學院很小，顯得有點幼稚，生活條件有困難等等，但是閉塞中有開通，土氣中有生氣，有生氣，就有希望，就有未來，微小中有巨大，幼稚中有成熟，未來的希望也就蘊藏於其中。因此，季羨林衷心祝賀聊城師範學院。他的這次還鄉，是十分快樂的。
我真覺得，我的家鄉是非常可愛的。我雖然不能同街上的每一個人都談談話，瞭解他們在想些什麼，但是，從他們的行動上，從他們的笑容上，我知道，他們是快樂的，他們是滿意的，他們是非常地快樂和滿意的。我的眼睛一花，彷彿看到他們的笑容都幻化成了一朵朵的花，開放在我的眼前。笑容是沒有顏色的，但既然幻化成了花朵，那似乎就有了顏色，而這顏色一定是紅的。……於是我眼前就出現了一片繁花似錦的景象，燦爛奪目，熠熠生輝，殘留在我腦海裡的那種灰色，灰色，瀰漫天地的灰色，一掃而光，只留下紅彤彤的一片，宛如黎明時分的東天的朝霞。[《臨清縣招待所》，《季羨林散文集》第469—47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對濟南的感情同對臨清一樣深，這是他生活了十三四年的第二故鄉，濟南市的每個地方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自不用說，北園、南關佛山街，都是他一往情深之地。他多次回到濟南，並寫下了懷念濟南的人和事的文章，《我和濟南——懷鞠思敏先生》、《懷念衍梁》、《懷念丁聲樹同志》、《憶念胡也頻先生》、《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何仙槎（思源）先生與山東教育》。從解放初期起，他就和何思源先生同為北京的山東中學校董會成員，念念不忘為山東教育出力。
1996年，在他八十五歲生日過後兩個多月，他於10月11日又一次回到了濟南，來參加為山東大學九十五週年校慶獻禮舉行的《傳世藏書》贈書儀式。在贈書儀式上，他動情地說：我是懷著非常激動的心情回到母校的，所以一方面是客人，一方面也是主人。回到故鄉，回到母校，心裡非常激動，古人說：少小離家老大還，鄉音未改鬢毛衰，我現在可是鄉音、鬢毛都改了呀。他把自己擔任總編的《傳世藏書》一百二十三巨冊，贈送給自己的母校山東大學，為自己的母校建設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財富。
季羨林曾在1992年為臨清一中校慶題詞：
春風化雨
追蹤杏壇
又在1995年為山東大學的《民俗研究》題詞：
民俗研究之重要意義，隱而不彰者久矣。不意山大之《民俗研究》，竟能長時間繼續出刊而又備受歡迎，謹以數語，以示祝賀。[《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
2001年山東大學建校100週年，季羨林不僅為母校賀歲，而且親臨濟南參加校慶活動，幾乎累病了。他在《祝賀母校山東大學百年華誕》的紀念文章中深情地說：母校山東大學今年一百歲了。但是，我成為山大的校友卻已經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齡的四分之三。這樣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見了。
1926年，他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當時的山大校長是山東省教育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禮。全體高中學生都集合在山東大學校本部。大門好像是對著正覺寺街。校內有金線泉，距趵突泉不遠。當時庭院深深，他自己不知置身何處。當時主祭人是奉系軍閥山東掖縣人張宗昌，陪祭的有王狀元等，都穿著長袍馬褂，行三跪九叩禮，氣氛極其莊嚴肅穆。他雖年幼無知，涉世不深，卻在心裡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別是那一位長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將軍」山東督軍張宗昌，平日無惡不作，姦淫婦女，那時卻儼然一副正人君子、聖人之徒的模樣，滿臉正氣，義形於色，讓他更是感到十分滑稽可笑。所以他覺得自己是山大的校友，名正言順，決無攀龍附鳳之嫌。
季羨林在文章中回憶說：
當時高中文科設在濟南北園白鶴莊，清流環繞，綠柳成蔭，風景絕佳。教員水平甚高，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教歷史和地理的是祁蘊璞老師，他勤奮好學，訂有多份日文雜誌，對世界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瞭若指掌。他除了上課外，還常作公開報告，講解世界大勢。國文教員是王崑玉老師，文章宗桐城派，個人有文集，但我只讀過稿本，沒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師姓劉，北大畢業生。我只記住了他的綽號，名字則忘記了。教數學的教師姓王，名字也不記得了。幾位老師的學問和教學水平，都是極高的，名揚濟南教育界。另外還有一位教經學的老師，姓名都已忘記，只記得他的綽號叫「大清國」。他的口頭禪是：「你們民國，我們大清國。」綽號由此而來。但是他學問是有的，上課從來不帶書。據說，《五經》、《四書》，連同註疏，他都背得滾瓜爛熟，甚至還能倒背，不知道有什麼用處。這恐怕只是道聽途說而已。
在這樣十分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教學環境中，我埋頭苦幹，扎扎實實地讀了兩年書，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28年，日寇佔領了濟南，我被迫輟學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成立，我繼續就讀。這事與山大無關，我就不詳細敘述了。從我成為山大校友以後漫長的75年中，山東大學同國內許多著名的大學一樣，走過一條悠長而又曲折的道路。這條道路並不平坦，也並不筆直，有時佈滿了鮮花，五彩斑斕，光彩照人；有時卻又長滿了荊棘，黑雲壓城。校址也遷來遷去，有時在濟南，有時又在青島，最後終於定居在濟南。在新中國建立前有一段時間，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吧，山大當時還在青島，許多全國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在那裡任教。許多人都認為，那是山大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或者高峰之一。無論中國或外國，一個大學不能永遠處於高峰時期，一個系尤其顯著，山大自不能例外。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山大高峰迭出，現在已成為全國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我雖然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學校，從國內到國外，都在教書，但是我決不敢承認自己是一個教育家。感性認識我是有的，卻沒有提高到理論的高度。根據我的觀察和體會，一個大學，特別是一個系是否是處在高峰時期，關鍵全在於有沒有名師。中國俗話說：「名師出高徒。」這話一點也沒有錯。學生年紀輕，可塑性強，影響他們最大的還是老師。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一個大學，一個系，不能永遠處於高峰時期，關鍵也在於老師。我舉一個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國哥廷根大學的數學系，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因為出了幾位世界級的數學大師，比如F·Kle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國學子趨之若鶩，一時成了世界數學中心。這些大師一旦離開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後繼者又不能算是大師，世界數學中心的地位立即轉移。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雖然只辦了幾年，但是畢業生幾乎都成為名教授，原因也在於國學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導師。這個例子是眾所周知的。
季羨林認為，山東大學在過去和現在都有大師級的學者，這是山東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今天的山東大學最重要的原因。對一個人來講，100年是高壽了。但是對一個大學來講，同國外許多有幾百年歷史的大學比較起來，還只能算是一個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將越來越發出耀眼的光芒。母校將會有光輝的前途。他這個做了75年校友的老校友，從內心深處向母校奉獻出誠摯的祝福。
這都表達出他對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母校的眷眷情深。
還鄉時有快樂，思鄉時也有快樂。
3．燕園之愛
季羨林到老年以後，經常是既懷念家鄉，也熱愛燕園，兩種感情經常交織在一起。
1989年，他曾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我現在已經年近耄耋。住的朗潤園是燕園勝地。誇大一點說，此地有茂林修竹，綠水環流，還有幾座土山，點綴其間。風光無疑是絕妙的。前幾年，我從廬山休養回來，一個同在廬山休養的老朋友來看我。他看到這樣的風光，慨然說：「你住在這樣的好地方，還到廬山去幹麼呢！」可見朗潤園給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樹、有竹、有花、有鳥，每逢望夜，一輪當空，月光閃耀於碧波之上，上下空濛，一碧數頃，而且荷香遠溢，宿鳥幽鳴，真不能不說是賞月勝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誰來到這裡，難道還能不顧而樂之嗎？[《月是故鄉明》，《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233—23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1994年，他又寫道：
現在正是嚴冬。室內春意融融，窗外萬里冰封。正對著窗子的那一棵玉蘭樹，現在枝幹光禿禿的一點生氣都沒有。但是枯枝上長出的骨朵卻像征著生命，蘊含著希望。花朵正蜷縮在骨朵內心裡，春天一到，東風一吹，會立即能綻開白玉似的花。池塘裡，眼前只有殘留的枯葉在寒風中在冰層上搖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堅冰立即化為粼粼的春水。現在蜷縮在黑泥中的葉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裡都會竄出水面。在春天裡，「蓮葉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那將是何等光華爛漫的景色啊。[《新年抒懷》，《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17—318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1995年，他在漢城回北京的飛機上又寫道：
我現在覺得，全世界我最愛的國家是中國；在中國我最愛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我最愛的地方是燕園；在燕園我最愛的地方是我的家。什麼叫我的家呢？一座最平常不過的樓房的底層，兩個單元，房屋六間，大廳兩個。前臨荷塘，左傍小山。我離開時，雖已深秋，塘中荷葉，依然濃綠，秋風乍起，與水中的倒影共同搖擺。塘畔垂柳，依然煙籠一里堤。小山上黃櫨尚未變紅，而豐華月季，卻真名副其實，紅艷怒放，勝於二月春花。剛離開幾天，我用不著問：「來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可我現在卻懷念這些山水花木。
我那六間房子，決不豪華，也不寬敞。然而幾乎間間都堆滿了書，我坐擁書城，十分得意。然而也有煩惱。書已經多到無地可容，連陽台和對面房子裡的廚房和大廳都已堆滿，而且都達到了天花板。然而天天仍然是「不盡書潮滾滾來」。我現在懷念這些不會說話又似乎能對我說話的書。[《漢城憶燕園》，《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61—362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但面對自己在燕園的家，就是在最美好的良辰美景，他也仍然會想到故鄉葦坑裡那個平凡的小月亮。見月思鄉，已經成為他經常的經歷。思鄉之病，說不上是苦是樂，其中有追憶，有惆悵，有留戀，有惋惜，流光如逝，時不再來。在微苦中，他實感到有甜美在，因為：
月是故鄉明。我什麼時候能夠再看到我故鄉里的月亮呀！我悵望南天，心飛向故里。[《月是故鄉明》，《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23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