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傳 第99章 學界泰斗 (13)
    季羨林既是知識分子,又是老年人,所以他時時剖析自己,直面對「我」。

    季羨林首先剖析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在他看來,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痛快淋漓地表達了知識分子的心聲。但他們又是極難對付的傢伙,感覺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種「自卑情結」。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候,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歎,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這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知識分子是「面子」的主要衛道士。與面子有關的是處世即隱居或出仕,有人標榜自己無意為官,實則相反。

    「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高臥隆中,表面是隱居,實則最關心國家大事,「信息源」非常多,《隆中對》表明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卻又偏讓劉備三顧茅廬然後才出山「鞠躬盡瘁」,就是因為一個面子。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本來貧無立錐之地,卻偏喜歡拚命,拼這一身老骨頭,稱這為「骨氣」。中國知識分子,脾氣往往極大,仗著「骨氣」這個法寶,敢於直言不諱,一見不順眼的事,就發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人心不古,世道日非」,「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他們根本不給當政的最高統治者一點面子,有時候甚至讓他們下不了台。鑒於此,季羨林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理論」: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蔔,間或甚至有剝皮凌遲的歷史。[《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收穫》1996年第5期。]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有一個愛國主義的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

    剖析完中國知識分子,季羨林又剖析自己。在他看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我」,二者親密無間。人對自己的「我」本應十分瞭解,然而卻不盡然。大部分人並不瞭解自己,所以古希臘哲人發出獅子吼:「要認識你自己!」季羨林自己覺得是認識自己的,但剖析自己有點過頭,有時候真感到自己一無是處:專就學術文章而言,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真正滿意的學術論文不多,反而是覺得別人的文章好。在文學作品方面,自己滿意的也屈指可數,連散文真正覺得好的也十分有限。在品行方面,他有自己的看法,對什麼叫好,什麼叫壞,他的標準是:

    我認為,只替自己著想,只考慮個人利益,就是壞。反之能替別人著想,考慮別人的利益,就是好。為自己著想和為別人著想,後者能超過一半,他就是好人。低於一半,則是不好的人;低得過多,則是壞人。[《我寫我》,《人生絮語》第19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他坦誠地解剖自己說:

    拿這個尺度來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認自己是一個好人。我儘管有不少的私心雜念,但是總起來看,我考慮別人的利益還是多於一半的。至於說真話與說謊,這當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個標準。我說過不少謊話,因為非此則不能生存。但是我還是敢於講真話的。我的真話總是大大地超過謊話。因此我是一個好人。[《我寫我》,《人生絮語》第19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之所以是一個「好人」,原因是他不斷地進行思想改造。他認為,作為知識分子,不管是從舊社會過來的,還是新社會培養出來的,思想都必須改造。思想改造是非常有意義的。今天,人們很少再談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談就是「極左」,而他則認為,思想改造還是必要的。客觀世界飛速前進,新事物層出不窮,思想如果不改造,怎麼能跟得上時代的步伐呢?[《季羨林散文集·自序》第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思想改造必須結合道德修養一塊進行。季羨林認為,道德應該從責任感、是非感兩方面來談。是非,責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大是大非就是關係到祖國,關係到人民,關係到世界,也就是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主義。這是大是大非,責任也在這個地方。[《我的朋友臧克家》,《群言》1995年第1期。]為此,季羨林一再提倡弘揚愛國主義的問題。

    而愛國主義應該分為兩種:一種是真正的,一種是假冒偽劣的。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是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也不侵略別的民族,因此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聯繫的。假的愛國主義就是侵略別人、壓迫別人,然後反而高呼愛國,日本軍國主義、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就是。而正義的愛國主義又分為兩個層次:一種是愛我們的國家,中國受別人的侵略,起來反抗,這是一般的愛國主義,是應該歌頌的、讚揚的,但層次不高;層次更高的是與文化聯繫起來,愛我們祖國的文化。[《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人生絮語》第218—224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本人這兩種愛國主義是都具備的,且深入到具體細微之處,如在一次罕見的大旱之中,忽然下起了一場春雨。這是1995年4月13日,季羨林一大早就坐到隔成一個小房間的陽台上,準備同一種「死文字」拚命了,這本來需要極靜極靜的環境,才能安下心來,進入角色,來解讀這天書般的「吐火羅語」或「梵文、巴利文」。而陽台頂上有塊大鐵皮,雨敲鐵皮的聲音是極為討厭的,是必欲去之而後快的。

    然而,事實卻正相反。我靜靜地坐在那裡,聽到頭頂上的雨滴聲,此時有聲勝無聲,我心裡感到無量的喜悅,彷彿飲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飄飄欲仙之概了。這聲音時慢時急,時高時低,時響時沉,時斷時續,有時如金聲玉振,有時如黃鐘大呂,有時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有時如紅珊白瑚沉海裡,有時如彈素琴,有時如舞霹靂,有時如百鳥爭鳴,有時如兔落鶻起,我浮想聯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風生筆底。死文字彷彿活了起來,我也彷彿又溢滿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這樣的精神境界,更難為外人道也。

    原因何在呢?

    可我為什麼今天聽雨竟也興高采烈呢?這裡面並沒有多少雅味,我在這裡完全是一個「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麥子,是那遼闊原野上的青春的麥苗。我生在鄉下,雖然六歲就離開,談不上幹什麼農活,但是我拾過麥子,撿過豆子,割過青草,劈過高梁葉。我血管裡流的是農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畢生對農民和農村懷著深厚的感情。農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糧食。天一旱,就威脅著莊稼的成長。即使我長期住在城裡,下雨一少,我就望雲霓,自謂焦急之情,決不下於農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聽天氣預報,時時觀察天上的雲氣。憂心如焚,徒喚奈何。在夢中也看到的是細雨濛濛。[《聽雨》,《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40—342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這顯然是愛國主義情懷所致。因為在季羨林看來,鄉土之情是非常重要的。山東有山東的鄉土,具體到一縣有一縣的「鄉土」,這同愛國主義有緊密聯繫,你要知道本縣、本省、本國可愛在什麼地方,我們講愛國主義,就應該從「鄉土」講起,瞭解我們中華民族確實偉大,確實值得愛,到這時候,愛國主義才是真的。[《在儒家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研討會上的發言》,《人生絮語》第166—16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所以,當他坐在這長寬不過幾尺的陽台上,聽著頭頂上的雨聲,不禁神馳千里,心曠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麥田里,每一個葉片都彷彿張開了小嘴,盡情地吮吸著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來有點黃萎的,現在變青了,本來是青的,現在更青了。宇宙間憑空添了一片溫馨,一片祥和。[《聽雨》,《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42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在這樣的心境之中,他鑽研著古老的文字,決心為國爭氣爭光,兩種愛國主義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思想家中村元博土在為《季羨林散文集》的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ソ精神史》寫的序言中說,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可是最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中國學者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取得了梵文和南亞研究的成績,日本人覺得過去對中國的南亞研究評價已經過時了。怎麼能說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這正是深層次地弘揚愛國主義。[《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240—241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當鄧文寬和榮新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禪籍校錄》出版之際,季羨林予以極高評價,認為此書是在國內外眾多學者在長達幾十年內對敦煌禪籍的校錄的基礎上的集大成之作,嚴肅認真,方法精密,既繼承了中國樸學考證校勘的傳統,又參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匯中西,貫通古今,闡幽發微,細入毫髮,為敦煌學研究做出一大貢獻。「我由於有此書而感到愉快,感到驕傲。如果要講愛國主義的話,寫出這樣的書,能在國際學林中佔一席地,這就是最具體的愛國主義行動,比一千句一萬句空話都更有用。」[《〈敦博本禪籍校錄〉序》,《人生絮語》第10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當然,季羨林也不限於在大是大非方面進行道德錘煉,直面對「我」。他不僅要求做到「大德敦化」,也要求做到「小德川流」。[語出《中庸》。]

    他個人觀察到,老年人喜歡講話,喜歡長篇發言。開一個會兩個小時,他先包辦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別人不耐煩看表,他老眼昏花,不視不見,結果如何?一想便知。他聽說某大學有一位老教授,開會時他一發言,有經驗的人士就回家吃飯。酒足飯飽,回來一看,老人家的發言還沒有結束,還在那裡「懸河瀉水」哩。因此,他對老年人主要是對自己,提出了幾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氣既衰,煞車失靈,戒之在說。[《老少之間》,《人生絮語》第21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人生經驗豐富,見多識廣本是老年人的優點,但是以此為包袱,便會自以為是,執拗固執。動不動就是: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面還多,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長。個別人仕途失意,牢騷滿腹,「世人皆醉而我獨醒,世人皆濁而我獨清」,結果嘮嘮叨叨,惹得大家都不痛快。[《老少之間》,《人生絮語》第21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平常和人談話,他一般總是保持一米的距離。道德修養之細緻入微,非一般人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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