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外國文學》卷2冊相繼出版，季羨林又寫了一篇《〈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評價》的文章，發表在《世界文學》1982年第5期上。他肯定了這部360萬字的大著作是對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而參加編寫的人員來自全國各地，大學與科研機構相結合，專業與業餘相結合，老中青相結合，是空前的壯舉，值得大書特書。就在這篇文章中，季羨林提出了他的「百科全書」觀：其一，論述應當客觀、全面，應以發展和聯繫的觀點看問題，不以「政治態度」定優劣，論取捨；其二，資料必須準確、豐富，要有最新資料，反對故步自封；其三，東方與西方，大國與小國，要正確對待，既重視第三世界，破除歐洲中心論，又不輕視西方；其四，按成就和貢獻大小確定是否立條及條目字數，各國的條目和字數要保持相對平衡；其五，文體力求一致；其六，譯名務須統一。這些觀點被認為豐富了《大百科全書》的編輯方針和編寫體例，特別是前四條，完全是親身經驗的實踐的總結，沒有一本現成的書可以借鑒。[李鴻簡、劉麟：《季羨林先生與〈中國大百科全書〉》，《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62—63頁，延邊大學出版社。]
1982年，季羨林又出任《語言文字》卷的編委會主任委員，並被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這時他工作更為繁忙，對大百科的工作卻熱心如故。
對《語言文字》卷的編寫工作，季羨林和呂叔湘都全力支持，並加以鼓勵。季羨林對編寫人員動情地說：「椿芳同志在前面衝鋒陷陣，我們不能後退。」[李鴻簡、劉鱗：《季羨林先生與〈中國大百科全書〉》，《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6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他自己身先士卒，寫了《吐火羅語》、《印度伊朗語族》、《宰利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達羅毗荼語系》等辭條。
1985年12月，為了修改許國璋先生的兩個辭條，季羨林親自出面。出門那天，天氣陰冷，北風呼嘯，似乎有意阻止他出門。但他毫不在意，只穿中山裝，戴一頂鴨舌帽，不加風衣，也不披大衣，要不到車，便與編輯人員乘公共汽車去北京外國語學院。汽車上沒有人讓座，他就一直站著。到了許國璋家裡，他懇切陳詞，與許先生談得十分融洽。告辭時，許國璋叫了一部車把季羨林送回家。
在這之前，季羨林雖然與許國璋有交往，但並不算很多，通過大百科全書，他們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了。這也可以說是大百科全書的一個副產品吧。
5．投身於中國文化書院建設
上世紀80年代中，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之後，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進行反思，研究中國文化的風氣，已稍有興起之勢，但還沒有真正成氣候，後來的「文化熱」還沒有形成，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幾位年輕教師，在系內外、校內外幾個老教授季羨林、馮友蘭、張岱年、湯一介、樓宇烈、朱伯崑、龐樸等先生的支持下，毅然創建了中國文化書院。
中國文化書院與中國歷史上的書院一樣，是學者的講學之所，與官方所辦的正規學府有一定的區別。中國從唐代始興書院，唐玄宗開元六年（718），以乾元院為麗正書院，當時的任務是校刊、收藏「古今之經籍」，以幫助皇帝瞭解經典史籍，並薦舉賢才和提供建議，供皇帝參考和選用。這是官辦的書院。私人辦的書院則是貞觀九年（635）在遂寧縣所辦的張九宗書院。宋初，大力興辦書院，書院規模也逐漸擴大。宋代的著名書院有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岳麓，號稱「四大書院」。南宋時，書院遍及全國，每一書院各有自己的特色，是某一學派傳授生徒的據點。如白鹿洞書院是朱熹講學處，石鼓書院是李士真講學處，應天府書院是戚舜賓的講學處，岳麓書院是周式講學處，後在南宋由朱熹仿白鹿洞書院，設立學規。元明清三代，書院或興或廢，持續不斷。
中國文化書院的建立，旨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有一定的裨益。但它並不是像歷史上的書院那樣是某一學派的講學之所，而是繼承北京大學的傳統，提倡兼容並包，學術自由，思想觀點不一致也可以在這裡討論，甚至交鋒。一群包括老、中、青三個年齡層次的學人，真正是不靠天，不信邪，有遠見，有卓識，敢於「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山林終於被他們開闢了。
書院創辦之時，季羨林便被聘為導師，後來一直是該書院的名導師之一，並被聘為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
1994年是中國文化書院創建十週年，十年來取得了十分輝煌的成就，季羨林興奮地說：
到了今天，在並不能算是太長時間的十年內，他們團結了不少位國內大學和科研機構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學者，還有台灣省的學者，美國的華僑和華裔學者，還有一些外國學者。舉辦和參加了許多學術活動，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在國內外已經頗有點名聲，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語，中國文化書院已經「夠瞧的」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文化的回顧與展望》第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季羨林本人為中國文化書院所做的貢獻，一方面是他為書院舉辦的學術活動作學術演講，談治學經驗，另一方面，又為文化書院主持學術著作的編撰與出版。僅在最近一些年，由季羨林任主編的大型叢書，就有《神州文化集成叢書》，計劃先出一百本，並將配以電視錄像，讀者對像不限於大陸，也包括大陸以外的華人華裔，台灣在內，自不在話下，連在歷史上同中國文化交流密切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也包括在裡邊，原則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讀者越多越好。在已經出版的文化交流類中，十部著作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在日本》、《中國文化在朝鮮》、《中國文化在越南》、《中國文化在歐洲》、《中國文化在美國》、《中國文化在蘇俄》、《絲綢之路》、《徐光啟與利瑪竇》、《孔子與伏爾泰》，均由新華出版社出版。季羨林親自撰寫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書。
人們不會知道，在為中國文化書院主持項目的同時，季羨林還在為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組織撰寫《東方文化集成》擔任總主編。工程已於1995年啟動，準備組織全國研究東方文化的力量，用十年時間，撰寫出版五百種著作，涵蓋東方各國文化，內容浩博，規模宏偉。此工程最初由經濟日報出版社承擔，其出版必對弘揚東方優秀文化傳統、促進人類文明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後來出版社有所更動，現在已經出版了100多部，還在陸續出版之中。
這就可見季羨林為中國文化書院付出的勞動是多麼寶貴了，其工作之艱辛也是可想而知的了。這一點，從季羨林為紀念中國文化書院創建十週年編成的《文化的回顧與展望》一書的《序》中，也可以略知一二。
十年，不算是太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中華民族是崇拜整數的民族。十年是一個整數，因此十年大慶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我們怎樣來慶祝呢？我們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們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們無法一擲幾十萬，擺一桌專門吃金粉的華筵。我們也都不是孫悟空，無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來祝壽。我們是一介書生，是一群秀才。俗話說：「秀才人情半張紙。」我們只有半張紙的能力，半張紙就是我們能力的極限。我們決不會輕視這半張紙，人世間有識之士也不會輕視。
我們都能瞭解這半張紙的份量。它是從我們的心靈最深處流出來的，其中隱含著不知幾多心血，幾多辛苦。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我們無一例外。衣帶漸寬終不悔，我們無一例外。這半張紙是一行行的字組成的，行間煙霞，筆底風雲，它覆蓋著宇宙萬有，為先民繼傳統，為萬世開太平。這半張紙正是中華文化寄托之所在。[《文化的回顧與展望·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正因為創業之艱難，所以經過十年的努力，對書院取得的成就，書院人都是很珍惜很自豪的。在21世紀到來之後，書院人更為深知自己肩頭擔子之重，因為新世紀將為人類的前途開闢新路，給中華文化、東方文化帶來騰飛的機遇，而在它來臨之前，書院要為此做好準備。他們深知，弘揚端在努力，愛國不敢後人，年齡不管老少，共同目標把他們拉到一起，年老的，「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年輕的則激揚文字，揮斥方遒。因此，面前雖然還有困難，但季羨林認為，老中青三代非常團結，目標一致，事業正義，認識又一致，廣交天下仁人志士，同心協力，就會克服困難，對書院的前途，季羨林個人有一個感覺，就是「真理畢竟勝利」，借用宋人的詩句就是「嚴霜烈日都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再借用陸游的一句詩，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又一村》，《文化的回顧與展望》第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6．出任《傳世藏書》總編
幾乎在為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主持重大項目之時，另一個大型圖書出版工程也在第三個戰場進行著，這就是由誠成企業集團（中國）有限公司策劃、組織並全額投資1．5億元人民幣製作的古籍整理工程《傳世藏書》。
《傳世藏書》是國家「八五」跨「九五」重點圖書出版項目，是清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之後二百多年來，最大最系統的古籍整理工程。項目啟動於「八五」計劃期間，由季羨林任總編，張岱年、徐復、王利器、錢伯城、戴文葆等著名學者任主編，並組成學術委員會、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會主任由陳克勤、劉波、李頻出任。全國二千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參與整理工作，收入自先秦至清末要籍一千種，總計二億七千六百萬字，分經、史、子、集四庫，每庫之下又分若幹部類，共計一百二十三冊。
該工程的初衷，是感歎中華典藏豐偉，但多為御藏、官藏，讀之不易，借之尤難。便想匯為一書，變官藏為民藏，讓喜讀書的普通人，足不出戶，能隨時閱讀，汲取知識，充實思想。
這樣一個大工程，困難多矣。經費籌措難，排印難。此書本可以取影印之巧，有錯是原書的，不背罵名。但為了讀者方便，有巧不取，決心橫排、簡體加標點，如此決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煩，千百倍工作量，就使工作中的艱辛，難以言狀。
在關鍵的時刻，季羨林為工作委員會打氣，鼓之以真情實感：要辦事，便有難，若人人取巧怕難，社會何以發展！於是，編寫人員有了勁頭，他們下決心給後世讀書人行個方便，堅信「人終為灰土，書終以傳世」。[《〈傳世藏書〉出版告白》，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誠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