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傳 第94章 學界泰斗 (8)
    後來,他又對陳寅恪說的「中國文化定義:三綱六紀」,覺得非常奇怪。[《在儒家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研討會上的發言》,《人生絮語》第165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最近一些年,季羨林讀到時賢紀念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和論文,其中有的論文對王國維之死作了一點解釋,但有點隔靴搔癢,沒搔到癢處,於是便重新思考這些問題。

    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說: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見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觀念·理念——筆者)者。[轉引自季羨林:《讀朱自清〈背影〉》,《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37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三綱是君臣、父子、夫婦,六紀是諸父、諸舅、族人、朋友、師長、兄弟。這些話未免迂腐,也有糟粕,如「夫為婦綱」之類。君臣也不存在,但國家與人民卻差堪比擬。所以,對這段話的理解,不能拘泥於字面,而應深入其內裡。三綱六紀把一個人在社會中發生的人際關係各方面都考慮到了,所以中國文化的根本,就在於處理人際關係。

    這一點,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說得更為明確,他說:「中國文化所以能延綿數千年,仍有如此凝聚力量,實乃受兩個因素所驅使,一是文字,二是綱紀,即禮也。依我多年所悟,中華文化的特點,是在儒家思想中的『禮』,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學問,這個關係就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要明是非,方能取得『和』,所以《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轉引自季羨林:《讀朱自清〈背影〉》,《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38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季羨林認為,饒宗頤與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意見是「英雄所見略同」。

    因此,季羨林在此基礎上解釋王國維之死與重視人、重視人的社會關係和倫理關係的中國文化特點有關,既然中國文化偏重倫理道德,而倫理道德的骨架是三綱六紀,所以王國維之死表面上看是臣殉君,但從更深一層的內涵上看,說他是殉中國文化更為合情合理。[《從中國文化特點談王國維之死》,《群言》1991年第1期。]

    即便在今天,在國內講安定團結,在國際講「和為貴」,主張和平。而人際關係、國際關係都要有一定道德倫理的制約,綱紀就是制約的手段,沒有此手段,則國將大亂,國際間也不會安寧。綱紀猶如大街上的紅綠燈,沒有紅綠燈,大街上會何等混亂,一想就明白。所以中國的辦法,就是利用幾千年來傳下來的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精義綱紀的學說,來調整人際關係。人際關係得到調整,則社會安定也就有了保證。再濟之以法,那麼天下就可以太平。[轉引自《讀來自清〈背影〉》,《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38—339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這種倫理關係具體到每一個人,就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從一個人的修養,一直到治國、平天下。中國的統一一直是歷史的主流,就是因為中國儒家文化的重點是人,重心是解決人的問題,處理好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社會就會安寧,才會發展。

    在此基礎上,季羨林反對只發展經濟不注重道德建設的現象。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頭幾年有一種說法——「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他並不籠統地反對這種說法,但認為不全面,真正的理想,應該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經濟搭台,文化唱戲」。文化和經濟相結合,那麼文化能發展,經濟也能發展。[《在儒家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研討會上的發言》,《人生絮語》第168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他希望有遠大眼光的企業家不應追求在財產後邊加「0」,而應該貢獻給國家,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能夠做到經濟和文化互相搭台互相唱戲,是最好的。[孔昕:《人終為灰土書終以傳世》,《齊魯晚報》1996年10月13日。]

    3.人學

    人際關係屬於人學的範疇,季羨林重視人際關係,自然也重視人學。

    人學可以說是一門新興的科學,牽涉到許多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在中國,最早在現代意義上使用「人學」這一概念的是近代學者廖平。廖平,字季平,晚號六譯,四川井研人。他生於1852年,卒於1932年,早年受學於王闓運,治今文經學,曾任教尊經書院、四川國學院,撰有《知聖篇》、《群劉篇》,又有《今古學考》、《孔經哲學發微》,其中有些論點受到康有為推重,並在其《新學偽經考》中加以繼承。廖平的著作《孔經哲學發微》中提到了「天學」、「人學」、「王伯學」等概念。「天學」是研究六合以外之學,「人學」則是「六合以內之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問題、治國平天下道理的學問。他認為《春秋》是「王伯學」的經典,「治國學」以《王制》為之傳;《尚書》為「皇帝學」的經典,「平天下學」以《周禮》為之傳;這些皆屬於「六合以內」的事,所以稱「人學」。「天學」的經典則是《詩》、《樂》、《易》,「游神變化,不可方物」。廖平還認為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蘭教)皆歸「天學」。廖平的著作編為《六譯館叢書》,但《孔經哲學發微》未編入其中。

    而從世界範圍來看,一戰後,從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開始,興起了大談文化的思潮。二戰後,又從存在主義的著作開始,大談「人論」、「人學」。文化和人學相聯繫,文化是人的產物,而人也是文化的產物。關鍵是人是什麼的問題。

    人類對自己是什麼的初步答案,周輔成先生認為早在古埃及的「獅身人面」像時代,就提出了古埃及人對「人」的看法:它以奇特的形體讓人知道,人並非是不朽的東西,它是從獸轉化來的,有聰明的頭腦,有勇猛的體力,人是智勇雙全的東西。[孫鼎國、李中華主編:《人學大辭典·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而季羨林則從他獨特的「天人合一」論觀點入手來談人學。

    他認為,人類從其他動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以後,成為「萬物之靈」。他們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今天,人類創造出來的文明,光輝燦爛,大之能登上月球,小之能深入原子,窮極微藐,於是在有意無意之間,自命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氣焰萬丈,不可一世了。但夷考其實,卻不禁令人氣短。人有點像孫悟空,一個觔斗跳十萬八千里,神通可謂大矣,自以為到了天地盡頭,在五根大柱子下面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來才知道並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心。這如來的手心,對人類來說,就是人類本身。

    原因在於人對於自己這一架看似微末人人都有的軀體,瞭解得實在太可憐了。這樣一個「人」,不管是自然屬性,還是社會屬性,都所知不多。

    在人的自然屬性方面,人對軀體確已有所瞭解,對人體骨骼,甚至骨頭的數目,都能瞭解;對脈絡,甚至對血液流動的規律,也都能掌握。但是一進入神經領域,人類便捉襟見肘。光靠解剖刀無能為力,即使被解剖的是活的,解剖刀一下,也立即變為死的,自以為無所不能的醫生和心理學家,也只有望刀興歎了。至於人體特異功能,至今還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在人的社會屬性方面,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的組織結構等等,在人類歷史上都逐漸有所瞭解,但是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這些矛盾,在過去表現為改朝換代,到今天,則促成了全球大震盪,幾乎有一個民族就要形成一個國家。其根源何在,也是無法說清楚的。

    至於人與天的關係,人類沒能處理好。西方工業革命以後,口口聲聲要「征服自然」,但一旦觸犯了大自然,它的懲罰卻是十分嚴峻十分可怕的,今天已有許多冷酷的事實擺在人類面前:大氣污染,酸雨,臭氧層破壞,生態平衡被破壞,等等,已嚴重威脅人類生存。有識之士已看到這一點,但大多數人還在懵懵懂懂,包括一些有權勢者,還「錯把杭州當汴州」,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所以,季羨林認為人學的關鍵是解決人的生存、溫飽和發展問題,而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必須解決人本身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問題,即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及兼及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問題,而中心環節是「人」,把「人」弄清楚,而「人學」尚矣。[《〈人學大辭典〉出版感言》,《人民日報》1995年8月9日。]

    季羨林提倡不要忽視「人性」的問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誰要提「人性」,就是抽像人性論,而抽像人性論就是「修正主義」,離開反革命只有一根頭髮絲了。

    他從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九中摘了一條筆記: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則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漫談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群言》1993年第11期。]

    這幾篇文學作品確實碰到人內心中的某一些地方,震撼了靈魂,使人受到感動,得到「淨化」。原因就在於文學作品有階級性、時代性、民族性之外,還有個「人性」的問題。清代詩人趙甌北高唱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馬克思所說希臘神話有永恆的魅力,說的就是這種「人性」。李白、杜甫的詩到今天,不是數百年,而是一千多年,讓人讀來仍感覺新鮮,中國和外國都還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歸入這個範疇,其原因就在於能觸到人的靈魂,引起共鳴,而能引起這種共鳴的就是這個「人性」。最現成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在承認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時,還承認一個貫通這些性或者高踞於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漫談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群言》1993年第11期。]

    4.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

    季羨林既然是個「大雜家」,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事實上,季羨林對《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撰,是貢獻了相當大的力量的。

    《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啟動,開始於1978年。局內人都知道,季羨林在一開始,就大力支持首任總編輯姜椿芳先生,出任《外國文學》卷編委會副主任委員,那時,他已身兼數職,《羅摩衍那》的翻譯還未竣工,但仍挺身而出為姜老分憂。1979年7月召開《外國文學》卷第一次會議,他又兼任了南亞文學主編。

    與季羨林聯繫的編輯人員,從來沒遭到過拒絕,要求他辦的事無不答應,甚至一些瑣碎的小事也樂於幫助解決。

    但季羨林自己並不這樣看,他坦誠地解剖自己說:

    我對大百科全書的意義不能說一點認識也沒有,但是應該承認,我最初確實認識很不夠。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時,我參加了許多與大百科沒有直接關係的學術會議。我記得在昆明,在成都,在重慶,在廣州,在杭州,當然也在北京,我參加的會內容頗為複雜,宗教、歷史、文學、語言都有。姜老是每會必到,每到必發言,每發言必很長。不管會議的內容如何,他總是講大百科,反覆論證,不厭其詳,苦口婆心,惟恐頑石不點頭。他的眼睛不好,沒法看發言提綱,也根本沒有什麼提綱,講話的內容似乎已經照相製版,刻印在他的腦海中。我在這裡順便說一句:朱光潛先生曾對我講過,姜椿芳這個人頭腦清楚得令人吃驚。姜老就靠這驚人的頭腦,把大百科講得有條有理,頭頭是道,古今中外,人名書名,一一說得清清楚楚。

    但是,說句老實話,同樣內容的講話我至少聽過三四次,我覺得簡直有點厭煩了。可是,到了最後,我一下子「頓悟」過來,他那種執著堅忍的精神感動了我,也感動了其他的人。我們彷彿看到了他那一顆為大百科拚搏的赤誠的心。我們在背後說,姜老是「百科迷」,後來我們也迷了起來。大百科的工作順利進行下去了。[《悼念姜椿芳同志》,《懷舊集》第74—7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外國文學》卷在進入撰寫階段以後,碰到了不少困難,因此有人表現出信心不足,甚至有人主張推遲編寫,因為條件尚不具備。1980年7月,編委會在莫干山開會。馮至是主編,季羨林是副主編。季羨林力主編寫工作不能推遲。他不僅審稿,而且還自己寫稿,《跋彌》、《佛本生故事》、《迦梨陀婆》、《羅摩衍那》、《印度巴利語文學》、《印度俗語文學》、《五卷書》,都出自他的手筆,而這些辭條都是在1980年就完成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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