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護環境決不能抑制科學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這個大前提是絕對正確的。不這樣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處理這個問題，腦筋裡必須先有一根弦，先有一個必不可缺的指導思想，而這個指導思想只能是東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否則就會像是被剪掉了觸角的螞蟻，不知道往哪裡走。從發展的最初一刻起，就應當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過去的慘痛教訓，想方設法，挖空心思，盡上最大的努力，對弊害加以抑制，決不允許空喊：「發展！發展！發展！」高枕無憂，掉以輕心，夢想有朝一日科學會自己找出辦法，挫敗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時，魔已經無法控制，而人類前途危矣。中國舊小說中常講到龍虎山張天師打開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後來，群魔亂舞，張天師也束手無策了。最聰明最有遠見的辦法是向觀音菩薩學習，放手讓本領通天的孫悟空去幫助唐僧取經，但是同時又把一個箍套在猴子頭上，把緊箍咒教給唐僧。這樣可以兩全其美，真無愧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人生絮語》第142—14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季羨林主張「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而取代並不是消滅。所以他的全面觀點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尋求整體的綜合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取代」不是「消滅」，而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繫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取代」，在21世紀可見分曉。所以他的結論是：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人生絮語》第164頁。]
三、新的追求和開拓
1．模糊學與渾沌學
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一幕。
1911年生人的季羨林，和1949年生人的許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在談著當前的學術。季羨林問許明，是否見到剛剛出版的《渾沌論》，還有一本剛剛上市的思維科學的書。許明有點悚然了，因為他和有些後輩一樣，視季羨林這樣名滿天下的老先生為偶像，也是與新知無緣的「古董」，所以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專治中印文化史的季老卻密切注意著當前學術發展的前沿理論。[許明：《心宇浩茫茫示蒼生》，《收穫》l995年第5期。]季羨林風趣地打比方說，中國人的思考就是有自己的特點，我們打電話，拿起話筒，常會說「我是北大」，其實你怎麼是北大，你就是某某，這不過是你省略了許多。[許明：《心宇浩茫茫示蒼生》，《收穫》l995年第5期。]
許明可能不一定知道，季羨林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對模糊學感興趣。1986年，他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看霧，就浮想聯翩，他想明目張膽讚美濃霧的人恐怕不會多，但想不到自己在這高山王國的首都卻對濃霧大唱起讚歌來：霧能把一切東西，美的、醜的、可愛的、不可愛的，都給罩上一層或厚或薄的輕紗，讓清楚的東西模糊起來，從而帶來了另外一種美，一種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到的美，一種朦朧的美，一種模糊的美。他又想到，一些時候以前，當第一次聽到模糊數學這個名詞的時候，他還說過幾句怪話：數學比任何科學都更要求清晰，要求準確，怎麼還能有模糊數學呢？後來瞭解了模糊數學的內容，反而覺得模糊數學真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在人類社會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都有大量模糊的東西。承認這個事實，對研究學術和制訂政策等等都是有好處的。因此，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在大自然中怎樣呢？在大自然中模糊不清的東西更多。連審美觀念也不例外。有很多東西，在很多時候，朦朧模糊的東西反而更顯得美。月下觀景，霧中看花，不是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嗎？在這裡，觀賞者有更多的自由，自己讓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上天下地，縱橫六合，神馳於無何有之鄉，傾注於自己製造的幻象之中：你想它是什麼樣子，它立刻就成了什麼樣子，比那些一清見底、纖毫不遺的東西要好得多，而且絕對一清見底、纖毫不遺的東西，在大自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尼泊爾隨筆·霧》，《季羨林小品》第21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模糊性正是東方人綜合的思維方式的表現。「模糊學」和「渾沌學」是一個新興的但是有無限前途的學科。到1990年代中期，他特別注意到苗東昇和劉華傑合著的《渾沌學縱橫談》一書，其中有一段話：
以精確的觀察、實驗和邏輯論證為基本方法的傳統科學研究，在進入人的感覺遠遠無法達到的現象領域之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因為在這些現象領域中，僅僅靠實驗、抽像、邏輯推理來探索自然奧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將理性與直覺結合起來。對於認識尺度過小或過大的對象，直覺的頓悟、整體的把握十分重要。[轉引自《人生絮語·自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作為一門新興的邊緣科學，模糊學是從數學、哲學、邏輯學、語言學等誕生出來的，正如美國學者扎德所說：「模糊語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論中最重要的進展之一」，模糊類是指「其界限不是涇渭分明地確定好了的類別」，或者換個說法，「模糊類是指該類中的成員向非成員的過渡是逐漸的，而非一刀切的」。[《作詩與參禪》，引伍鐵平《模糊語言學和術語學》（《貴州師專學報》1991年第2期），《人生絮語》第91—92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認為，沒有形態變化的漢語，是世界上模糊性最強的語言。他舉唐代詩人溫庭筠《商山早行》中的兩句詩為例：
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
他認為，這樣描繪深秋旅人早起登程的寂寞荒涼之感，到今天已經一千多年，然而並沒有失去其感人之處。兩句詩十個字，列舉了六樣東西，全是名詞，沒有一個動詞。用西方的語法來衡量，連個句子都成不了。六樣不相干的東西平鋪直敘地排列在那裡，它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說不清楚，模模糊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美就美在模糊。詩人沒把它們排好位置，把安排位置的自由交給了讀者。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或理解，去任意安排位置。每個人的經驗不同，所安排的位置也決不會相同。讀者有絕對完全的自由放開自己的幻想，美就在其中矣。如果把六樣東西的位置安排得死死的，就會限制讀者的自由，美感享受為之減少。這正是東方綜合思維方式或模糊的思維方式在文學創作中的表現，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東方文化與東方文學》，《文藝爭鳴》1992年第4期。]
季羨林很推重陶東風在《中國古代心理美學六論》中對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解釋。陶東風的解釋是：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詩，詩中的人稱和時態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體被隱去，可以是詩人，可以是別的他，也可以是你自己，動詞「舉頭」、「望」、「低頭」、「思」等詞都沒有時態的限制。它的時間性是靈活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補充。如果你把詩的主人公理解為詩人，那麼，時間當在過去；而如果你設想自己正置身於詩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那麼，時間也可以是當下。
這是由於漢文原文時態不確定，人稱不確定等原因所致。一旦譯成英文，就把這不確定不落實的一切都確定了。人稱確定為「我」，使原詩不確定的人物關係變得確定，只能理解為李白自己了。不確定的時態限定為過去時，使詩的意境大為遜色，「望」本可以是一個連續的動作，而譯成了「發現」，就使之變成一個終止於過去的動作，「思」也如此，一個連續性的「思念」變成了「突然想到」，不能不使人感到沮喪。這樣一來，原文的不確定性和朦朧性也就喪失淨盡，審美經驗也就受到了影響。[陶東風：《中國古代心理美學六論》第82—84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季羨林《人生絮語》第92—9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將模糊理論引入，從模糊語言這一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他認為西方文化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東方文化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兩種思維模式產生的文明是不同的，表現在語言方面，漢語和印歐語系的語言是最典型的代表。在這方面，他很欣賞申小龍對兩種語言的分析，申小龍的觀點是西方語言的句子是一種「焦點視」語言，謂語必然由限定動詞來充當，而這個限定動詞又在人稱和數上與主語保持一致關係。句子中如果出現其他動詞，那一定採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與謂語動詞的區別。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動詞，就抓住句子的主幹，整個句子格局也就綱舉目張，這就像西方油畫一樣，採用的是嚴格的幾何形的焦點透視法，而漢語句子的認知心理不是「焦點視」，而是「散點視」，漢語句子的思維不是採用焦點透視的方法，而是採用散點透視的方法，形成了獨特的流水句的格局，很像中國畫的透視。[申小龍：《中國句型文化》第445—452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季羨林認為這種觀察是非常細緻而準確的，提出了非常精闢的見解。[《作許與參禪》，《人生絮語》第93—94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認真分析西方為什麼在20世紀後半期興起了與西方思維注重分析背道而馳的模糊學、混沌學的原因，認為是由於西方有識之士已經痛感西方分析的思維方式不行了，世上萬事萬物沒有絕對的百分之百的正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絕對的好，絕對的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分析的方法有限度，要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是辦不到的，必須改弦更張、另求出路。季羨林和許明談到的混沌學的著作，是指美國學者格萊克寫的《混沌：開創新科學》。季羨林不僅對此書感興趣，而且對此書的書評也感興趣，他對周文斌在《光明日報》（1990年11月8日）發表的書評仔細地閱讀，注意到其中的一段話：
混沌學是關於系統的整體性質的科學。它扭轉科學中簡化論的傾向，即只從系統的組成零件夸克、染色體或神經元來作分析的傾向，而努力尋求整體，尋求複雜系統的普遍行為。它把相距甚遠的方面的科學家帶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種分工過細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戲劇性的倒轉，亦使整個數理科學開始改變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與無序的統一，確定性與隨機性的統一，是過程的科學而不是狀態的科學，是演化的科學而不是存在的科學。它覆蓋面之廣，幾乎涉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模糊學、混沌學是西方以前沒有的科學，從模糊數學開始，以後又有模糊邏輯學、模糊語言學。人們天天說話，但沒注意到自己的語言是模糊的。如說天氣好，怎麼叫好？天氣暖，怎麼叫暖？長得高，怎麼叫高？這件事情好，怎麼叫好？都是模糊的。人可以對這些問題仔細分析，追根問底，但是要講清楚卻很難。[《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人生絮語》第162—16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因此，混沌學被譽為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學之後，20世紀科學的第三個偉大的發現。
而西方模糊學、混沌學的興起，正說明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思維方式為基礎的東方文化。
2．對中國文化特點重新認識
季羨林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經常駐足於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寫的紀念碑文之前。其中有幾句話說：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除了這段碑文，陳寅恪先生還為王國維寫過一篇《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其中也有一段話：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厚，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當時，他對這些話的理解是，覺得它與王國維之死掛不上鉤。因為王國維在溥儀被逐出宮時曾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慘變，義無再辱。」因此與羅振玉、柯紹忞等相約同殉，但未果，他認為這是恥辱，到1927年，韓復矩兵臨北平城下，他不想再一次受辱，於是自沉於昆明湖。所以季羨林認為王國維是一種忠君思想，同什麼「俗諦」、「思想自由」、「文化」有什麼關聯呢？這些問題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沒有得到認真解決。[《從中國文化特點談王國維之死》，《群言》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