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季羨林重申嚴復的「信、達、雅」原則，「譯事三難，信、達、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他認為三個字中，以第一個「信」字為基礎，為根本，這個字做不到，就根本談不到翻譯。探討翻譯問題，評論翻譯作品，首先就是看他信不信，即是否忠實於原文。這一點做不到，就不叫翻譯。他把譯本分成三類：第一類，信、達、雅都合於標準，是上等；第二類，能信，而達、雅不足，是中等；第三類，不信、不達、不雅，是下等。
譯而不信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外語水平，一是工作態度。
季羨林說，學習外語，有如鯉魚在黃河中逆水上溯，前一段也許並不困難，一旦到了龍門跟前，想要跳過龍門，卻萬分困難。有的人一輩子也跳不過龍門，終生只能是一條鯉魚。每一種外語都有一個龍門，天賦高而又勤奮者，龍門近一點，否則就遠。跳過一個龍門，才勉強會有一點語感，這一門外語就算是被掌握，被征服了，而這一突變是用艱苦的勞動換來的。
而工作態度是認識問題。有的人當自己還是一條魚的時候，便傲然認為自己已經成龍，連字典也懶得查了。當年趙景深將「天河」、「銀河」譯為「牛奶路」，受魯迅譏諷，成為譯界的笑話，但現在這樣的例子不僅沒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幾乎比比皆是，如把「牧師」譯為「上帝的人」，「導論到此為止」譯為「導論是這樣遠了」，都是由於缺乏自知之明或者由於懶惰而造成的笑話。更糟糕的是原文看不懂，卻一不請教人，二不查字典，便胡譯一通或者乾脆刪掉，此屬假冒偽劣一類。
為此，季羨林提倡建立和健全翻譯的監督機構，以克服這種「翻譯危機」。[《翻譯的危機》，《書與人》1994年第3期。]
季羨林自己在翻譯過程中的認真負責，仔細推敲，《羅摩衍那》是最好的證明。他作為一位舉世公認的語言大師，不論是在從外文翻譯成漢文時，還是在從古代漢語翻譯成現代漢語時，抑或是在自己的散文創作、學術研究時，都強調一個「真」字，追求一個「真」字。他成功的竅門是：
事實上，我現在膽子越來越小，經常翻查詞典；往往是心中想出一個詞兒，如果稍有懷疑，則以詞典為據；詞典中沒有的，決不寫進文章。簡直有點戰戰兢兢的意味了。[《季羨林散文選·自序》第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這樣的一種認真態度，是任何進行翻譯、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人應認真學習的。
4．教育家
季羨林教過一年高中，教過六十多年大學，當過三四十年系主任，6年副校長，積累了許多豐富的教育經驗，他之作為教育家是當之無愧的。他兼職中有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等職務，都是對他作為教育家的肯定。
作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季羨林關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曾經撰文專門談自己在這方面的觀點和經驗。他的外語教學法和培養研究生的經驗，都受到過好評。然而作為著名學者兼教育家的季羨林，最關注的是高校學生的人文素質。
針對當前我國教育界重工科輕理科、重理科輕文科的偏向，季羨林提出提高大學生「人文素質」的問題。他認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有人才，要出人才，不能沒有教育。社會上一股只重視科技的風氣，對學生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兩個文明實際上只抓了物質方面，而忽視了精神方面。他認為只抓物質，只抓科技而能興國者，未之有也。
季羨林注意到，《齊魯學刊》有一篇文章講到人文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但沒有引起太多注意。1995年10月22日，《光明日報》報道江蘇省張家港市的經驗，有一篇《精神文明也出生產力》的文章，用了一個「出」字，絕妙，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抓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設。
人文素質教育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決非一個方面、一種方法所能勝任，必須各方面通力合作，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方法來進行，才能奏效。但是教育的重點在於兩方面，一是愛國主義，一是骨氣、氣節。
他認為，愛國主義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但愛國主義有兩類，有真假之別，有正義與邪惡之別。被侵略、被壓迫國家和人民的愛國主義是真的、正義的愛國主義。侵略者、壓迫者的「愛國主義」是假的、邪惡的「愛國主義」，只要想一想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愛國主義」，就一清二楚了。
骨氣、氣節屬於道德範疇，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倫理道德占的成份最大。講是非、辨善惡更是核心之一。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說得最為具體生動，對於「非」的東西，對「惡」的東西，必不能遷就妥協，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辭，這就叫做氣節或者骨氣。
愛國主義和氣節，就是對大學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的本錢，必須善於利用。
為配合人文素質教育，季羨林建議：
在大學所有的學科中，文、理、法、農、工、醫，都普遍開大一國文課，份量不必太大，不及格，不能畢業；
在所有的學科中設哲學課，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綱領，講一點中國哲學、印度哲學和自古希臘羅馬開始的西方哲學，目的在於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分析能力；
文理學生互選對方的一門課，世界學術發展的趨勢是文理接近或融合，可為文科學生編一部「自然科學概論」；
進行美術教育，包括書法、繪畫、音樂、戲劇、曲藝等，不專門設課，以課外活動形式，由學生自由組合，由學校、學生會或團委加以協助與指導。[《提高高校學生人文素質的必要和可能》，《教學與教材研究》1996年第1期。]
季羨林就教育和人文社會科學不受重視的問題大聲疾呼。
他認為，國家對教育的投入所以嚴重不足，主要不在財政上有困難，而在領導思想上對教育是立國之本這一點，認識不足。往往是口號多，行動少，連《教育法》中都不肯將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按世界各國平均水平規定下來，很令人失望。
對人文社會科學不重視，更令人擔憂。他提出，現在的「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都名不副實，因為不包括社會科學，應改名為「中國自然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委」。他認為，建國以來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於不承認社會科學是科學。從20世紀50年代反冒進時，就有瞎指揮，胡折騰，把規律當迷信來破除，最後弄到經濟幾乎全面崩潰。現在真想按規律辦事，但仍習慣性地對社會科學不夠重視，如：僅把社會科學的作用局限於精神文明建設，不認為社會科學也關係到經濟建設的成敗、國家管理的好壞、民族素質的高低；對社會科學的財政投入極其可憐；自然科學恢復了院士制，工程科學增建了院士制，而社會科學院士制遲遲不能恢復，恢復的阻力很大，等等。
季羨林的清華老同學吳組緗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打過一個精闢的比喻：「如果用人體作比方，社會科學好像身上的骨架，自然科學好像身上的血脈，兩者都不可偏廢。脊樑骨有了病，輕則致殘，重則癱瘓甚至死亡。」季羨林則進一步強調：
社會科學其實起著帥的作用。它對國家的管理，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民族的凝聚力，都有相當直接的關係。科技當然重要，它是強大的活躍的生產力，能夠推進社會的變革。但科技不能脫離那個時代的社會科學水平和社會機能的制約而起作用。如果社會的管理水平低，吏治腐敗，文盲遍地，那就會大大限制乃至抵消科技所能發揮的作用。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更告訴我們，現代武器掌握在法西斯手中，實在非常可怕。要知道，掌握科技的畢竟是人，是一定社會制度下具有一定思想、一定文化素質的人。所以，只重視科技的那種「科學主義」是應該反對的。照我看，社會科學是「帥」，技術科學是「兵」。[嚴加炎：《石破天驚話科學》，《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淡季羨林》第95—96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一個教育家所具有的戰略眼光，所提出的石破天驚的議論，令人深思。
人文社會科學得到重視之時，就是兩個文明建設健全之時！
5．宗教學家
季羨林接觸到佛教研究，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清華當學子之時，他就開始對佛經翻譯感興趣。到德國留學，他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是他研究佛教的濫觴。從那以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不管他的研究對像「雜」到什麼程度，他對佛教的研究始終鍥而不捨，興趣也始終沒有降低。
季羨林研究宗教，但從來沒有信過任何宗教，對佛教也不例外。他從幾十年的研究中得到一條經驗：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就會發現其教義與儀規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有其產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如果宗教研究者竟然相信了一種宗教，那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是自欺欺人。[《我和佛教研究》，《人生絮語》第3頁，漸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之所以研究宗教，是他覺得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極其複雜的，宗教作為上層建築更是如此，優點和缺點有時糾纏在一起，很難立即作出定性分析。所以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見，細緻地、客觀地、平心靜氣地研究宗教。
馮定在世時，季羨林曾與他討論過宗教前途的問題。他們倆一致認為：國家、階級先消滅，宗教後消滅，即使人類進入大同之域——共產主義社會，在一定時期內，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想法，還會以某種形式存在著。
因此，他認為，對任何宗教，我們一方面決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著故意去「消滅」，因為這樣做，毫無用處。如果有什麼地方宗教勢力抬頭了，我們一不張皇失措，二不憂心忡忡，張皇無用，憂心白搭。宗教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產生出來的，它也會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時消滅。操之過急，徒費力氣。我們的職責是對人民進行唯物主義無神論教育，至於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漸消滅，我們可以不必過分地去考慮。季羨林分析說：
宗教會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呢？會的，但並非決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宗教會適應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而隨時改造自己，改變自己。在歐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個例證。在亞洲，佛教小乘改為大乘，大小二乘在個別國家，比如說在日本，改為和尚能結婚，能成家立業，也是一個例證。在日本，佛教不可謂不流行，但是生產力也不可謂不發達，其間的矛盾並不太突出。……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麼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滿足人們對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能在社會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覺到，我的這些議論頗有點怪論的味道。但是，我確實是這樣想的，我不願意欺騙別人，所以就如實地寫了出來，以求教於方家。[《我和佛教研究》，《人生絮語》第7—8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在季羨林看來，在中華民族中，漢族不能算是一個宗教性很強的民族。漢族信仰的宗教最大最古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土生土長的道教，一個是從外面傳進來的佛教。在利用宗教達到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方面，漢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上表現出了非凡的本領，其他民族望塵莫及。然而對於宗教，比如說道教和佛教，除了道士和尼姑、和尚以外，老百姓信這兩種宗教都信得馬馬虎虎，佛教廟裡有時有道教的神，而且佛道兩種廟裡，有時竟會出現孔子與關聖帝君文武二聖人。過去，有錢人家辦喪，既請和尚，也請道士，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一團和氣，處之泰然。因此，整個中國歷史上沒有一次宗教戰爭。[《關於中國彌勒信仰的幾點感想》，《季羨林小品》第292—29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如果不同宗教的信徒們能互相尊重，互不相妨，則中國社會必能安定團結，世界人民也必能安定團結。[《季羨林漫談人生》第49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