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與此同時，季羨林的行政工作和社會工作也越來越多，究竟有多少個兼職，包括掛名的在內，他自己已經弄不清楚。有人大致給他算了一下，大概當時已有五十多個。加之這時他給自己規定的科研項目也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同他在一起工作過二三十年的一些熟人，看到他的一些科研選題，都有些吃驚，感到莫名其妙。
會也越來越多，以至五花八門，不計其數。有一次，他的老友詩人馮至先生，套用了李後主的詞，隨口吟出了「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季羨林聽後，捧腹大笑，感到實獲己心！[《詩人兼學者的馮至（君培）先生》，《懷舊集》第10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季羨林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一點也沒有放鬆《羅摩衍那》的翻譯工作。從1973年到1983年2月，歷十年風雨，嘔十載心血，這一部長達兩萬頌、譯文達九萬行、五千餘頁的皇皇巨著，終於全部譯完，大功告成了。
在《羅摩衍那》全書最後的《譯後記》中，季羨林寫下了他十年來的甘苦：
在過去十年中，我是既有痛苦，又有快樂；既有險阻，又有順利；既有內心的波動，又有外來的鼓勵。何況，我翻譯這一部巨著，並不是單打一。幾十年來的環境，使我養成一個同時搞幾種科研和翻譯工作的習慣。讓我單打一，或者單打一二，或者給我一間清靜的屋子關起門來翻譯或寫作，我會感到非常彆扭，什麼東西也寫不出。在翻譯《羅摩衍那》時，也是這樣。除了這件事以外，我還有許多別的工作，特別是在後期，更是這樣，並且還有許多開不完的會加入進來。這一些繁雜的工作，實際上起了很好的調劑作用。幹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換一件，這就等於休息。打一個比方說，換一件工作，就好像是把腦筋這一把刀子重磨一次，一磨就鋒利。再換回來，等於又磨了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鋒利。《羅摩衍那》我就是用這種翻來覆去地磨過的刀子翻譯完的。[《季羨林自傳》第255—256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就在翻譯工作的後期，季羨林開始改變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起初，他確實擁護這場「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關進「牛棚」之後，也沒有改變，對它毫無正確的認識。進入翻譯後期，他才逐漸認識到這場「革命」，也是一件邪惡的東西，同《羅摩衍那》中的十頭魔王的所作所為是同屬一個範疇的，二者在最後都失敗了。而主人公羅摩，是一個理想人物，他經受了無數的挫折與磨難，最終勝利了，享受到與愛妻團聚的幸福。
羅摩的幸福本來與季羨林風馬牛不相及，但他自己覺得頗有相通之處。羅摩的勝利，不僅不時地帶給他一些安慰，給他這極為枯燥的工作增添了生氣，而且也給他的內心灌注了活力，增加了與困難作鬥爭的勇氣。從中他享受到了人間的幸福，精神上也似乎得到昇華。
他興奮地寫道：
總而言之，時間經過了十年，我聽過三千多次晨雞的鳴聲，把眼睛熬紅過無數次，經過了多次心情的波動，終於把這書譯完了。我一方面滿意，滿意這件艱巨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滿意，不滿意自己工作的成果。古人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蘇東坡有句著名的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我的譯文也如春水，我這一隻春水中的鴨，是非常明白水的冷暖的，我覺得，我始終沒有能夠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翻譯外國史詩的中國詩體。從我的能力來說，目前也就只能這樣子了。知我罪我，自有解人。後來居上，古今通例。要想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來者。我也並不是說，我做這件工作，一無是處。不管怎樣，我畢竟把這一部名著譯出來了。這會幫助中國讀者更深入地瞭解印度文化，這也會大大地增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如果我這想法不錯的話，我不更應該感到幸福嗎？[《季羨林自傳》第257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再進一步，季羨林覺得自己所感受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義的。從茫然、木然、精神空虛，到毅然、決然、精神煥發，這是他走過的路，但是這一過程，對於大多數老知識分子來說，又是一條必由之路。他作為一面鏡子，正反映出解放後老知識分子的內心變化，反映出今天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與英明。他知道，他這面鏡子本身，並不是一面非常光亮美妙的鏡子，其中照見的東西有美，也有丑，也有善，也有惡。畢竟它是一面鏡子，用它既可照出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照出其他老知識分子的影子。顧炎武有兩句詩：
蒼龍日暮還行雨，
老樹春深更著花。
他不敢自比蒼龍，自比老樹，也許可以，他還是想再行一點雨，再著一點花的。想到這裡，他更意識到了時間的重要：
我現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時，好來進行預期要做的工作。那當然是不可能的。每人每天只能有24小時，誰也多不了一分半秒，關鍵在於如何使用這24小時。我現在就不敢放鬆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鬆，靜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麼罪，好像在慢性自殺。[《羅摩衍那全書譯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3．科研的最佳時段
季羨林自己說過多次，他有一個壞（好？）習慣，喜歡同時進行多項工作。幹一件事累了，立刻換一件，這樣一來，腦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樣鋒利無比，用它思考問題，便時有夢筆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議。
比方說，他在進行一項大工作的同時，在大工作、大項目的縫隙裡，觸景生情，靈機一動，寫出一些較短的論文。這樣的「靈機」是他自己也無法掌握的，有時簡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樣的「靈機」往往是計劃外，屬於「編外」項目。[《新年展望》，《季羨林小品》第308—30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而對計劃內的大項目，季羨林往往也安排一段比較集中的時間。
在一天裡，季羨林進行科學研究最佳的時段，是早晨四點到七點多這三個多小時裡。
清晨四點，朗潤園裡一片寂靜，季羨林書房裡的燈亮了。他準時地坐在一張簡陋的寫字檯前。
四周是漆黑的，沒有亮光，沒有聲響。偶爾風吹動著窗外的梧桐葉，發出一點聲響。時間在不知不覺地過去。坐在桌前的季羨林，時而凝思，時而疾書。
一抬頭，眼前一片金光：朝陽正跳躍在書架頂上玻璃盒內的日本玩偶籐娘身上。她一身和服，花團錦簇，手裡拿著淡紫色的籐蘿花，渾身上下熠熠發光，而且閃灼不定。
他開始工作的時候，窗外還是一片暗夜。不知怎樣一來，不知不覺之中暗夜已逝，旭日東昇。季羨林在詫異，這陽光是從哪裡流進來的呢？窗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樹，枝葉繁茂，彷彿張開了一張綠色的網。他從搬進朗潤園，這棵梧桐樹就在這裡了，但那麼多年，他竟沒有留意，這棵梧桐樹屬於什麼品種。為此，他可以原諒自己，既然不是植物學家，那就不必苛求了。
再遠一點，在後湖邊上，是成排的垂柳。梧桐、垂柳，所有這一切都不利於陽光的穿透，然而陽光確實流進來了，就流在籐娘身上。這個玩偶籐娘，是日本朋友室伏佑厚先生和室伏千津子夫人送給他的禮物。那是他1980年第一次應邀訪問日本時的事。
轉瞬間，陽光忽然不見了，真是白馬過隙，籐娘身上，已是一片陰影。窗外，透過梧桐和垂柳的縫隙，能看到一塊塊藍色的天空。成群的鴿子，就在後湖上面的天空盤旋著，飛翔著，飛過的影子不時地在蔚藍上面劃上一道道弧線。鴿子的影子投到後湖水面，清晰可見，好像比天空裡的真鴿子更富有神韻，宛如鏡花水月一般。
朝陽又升高了一些，透過濃密的枝葉，一直照到坐在書桌前的季羨林頭上。他不禁心中一動，覺得陽光好像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啟迪著什麼，暗示著什麼。他忽然間想到印度大詩人泰戈爾，每天早晨就是對著初升的朝陽，靜坐、冥思、默想，幻想著與天地同體，與宇宙合一。想到這裡，他聯繫到自己，竟然沒有這樣的福分，從來沒有達到過這樣的境界。但雖不能至，心卻嚮往之，於是他也感到太陽的威力，心中思緒翻騰，彷彿自己也有了一種神力，能洞察三界，透視萬有了。
稍事休息，季羨林想緩和一下工作了一陣子的緊張的神經，心中有了餘裕，能夠抬起頭來，向四周，特別是窗外觀察一下。
窗外風光如舊，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異，動人則一。現在正是夏季，濃綠撲人眉字，鴿影在天，湖光如鏡。多少年來，當然都是這個樣子。為什麼過去我竟視而不見呢？今天籐娘身上一點閃光，彷彿照透了我的心，讓我抬起頭來，以嶄新的眼光，來衡量一切，眼前的東西既熟悉，又陌生，我彷彿搬到了一個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起來了。我注視著籐娘，我的心卻飛越茫茫大海，飛到了日本，懷念起贈送給我籐娘的室伏千津子夫人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來。真摯的友情溫暖著我的心……[《晨趣》，《季羨林小品》第265—26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他又掃視到窗外，太陽升得更高。梧桐樹橢圓的大葉，和垂柳尖長的細葉，交織在一起，橢圓與細長居然也相映成趣，大葉與細葉也和諧如一。遠處，是未名湖畔的塔影，屹立不動。天空裡，鴿影仍在晃動，仍然在劃著或長或短，或遠或近的弧線。
室內的近處，窗台上擺著幾盆君子蘭，雖然是極為普通極為普通的青磚色的土瓦盆，但那深綠肥大的葉子，卻依然給他增添著綠色生命的神奇力量。
看著這一切，季羨林怡然自得，其樂陶陶。他感到，大地竟是如此可愛，人生竟是如此美好，受這種氣氛的感染，他真有點不知老之已至了。甚至有了一點靈感，信口念出兩句自己並不覺得是詩的「詩」來：
此身合是詩人未？
鴿影湖光八月明。[《晨趣》，《季羨林小品》第26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有了詩人的雅興，好像自己也是一位詩人了。
就這樣，季羨林在緊張工作之餘，調整了神經，得到了休息，又開始了每天清晨第二階段的緊張工作。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每天清晨這3個多小時，成為季羨林進行學術研究的最佳時段。
4．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季羨林從年輕時就發表學術論文，多為考證性的，直到現在，他的學術論文仍多是考證性的。他的學術論文的寫作，解放前並沒有系統的理論作指導。解放後，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觀。
季羨林認為，現在一講理論，人們往往想到馬克思主義。這樣想，不能說不正確。但是，必須注意兩點：一是馬克思主義隨時代而發展，決非僵化不變的教條，二是不要把馬克思主義說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對馬克思主義可以批評，也可以反駁。
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而唯物主義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把黃的說成是黃的，是唯物主義，把黃的說成是黑的，是唯心主義，事情就是如此簡單明瞭。他不喜歡抽像的理論之爭，因為理論之爭的結果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個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矛盾，矛盾了幾千年，到現在還沒有哪一個理論家真正說透。他對此的看法是：
以我的愚見，絕對純之又純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都是沒有的。說一部哲學史就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鬥爭史，顯然也與歷史事實不完全符合。特別是最近幾十年以來，有一些理論家，或者滿篇教條，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說理，或者視理論如兒戲，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最終讓讀者如對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正社會科學的理論不像自然科學的實驗那樣，亂說不能立即受到懲罰。搞自然科學，你如果瞎鼓搗，眼前就會自食其果，受到懲罰。社會科學理論說錯了，第二天一改，臉也用不著紅一紅。因此，我對於理論有點敬鬼神而遠之。這類的文章，我寫不出，別人寫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對理論的偏見越來越深。我安於自己對此道不擅長，也不求上進。[《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第3—4頁，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他覺得，讓他五體投地佩服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理論，因為它完全反映了客觀現實，包括了歷史、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所以最為實事求是。即使馬克思主義仍然要不斷發展，但是迄今它發展達到的水平，業已足讓他心服口服。
至於辯證法，也可以作如是觀。他認為，看問題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聯繫，在事物運動中把握規律。他覺得，自己的這種理解，也許是幼兒園的水平，但也許它更接近事實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