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季羨林總是一大早就給鄰居們拜年，個別時候鄰居們如果先到他家拜了年，他都要想辦法找時間回拜，他信守的原則是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季羨林由於待人誠懇，與人交往從不失禮，從而贏得了鄰居和其他與他交往的人的交口稱譽。[張學書：《三十三年好鄰居》，《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45—46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6．原則面前人人平等
和普通人交往，季羨林從來沒有失禮的時候。但是，與親朋好友交往，季羨林難免就有例外了。
這源於他對擺官架子的人的厭惡，更源於他對那些濫用手中權力的人的厭惡。當有親朋好友想利用他手中的權力時，他遵守的原則是：原則面前人人平等，能幫上忙的盡量幫忙，幫不上忙的，就不怕得罪人，決不會拿原則做交易。
在這方面，有兩個例子具有典型意義。
臧克家是季羨林從上世紀40年代就有密切交往的最好朋友之一。臧先生與夫人鄭曼有一小女，名蘇伊。1980年代初，季羨林在副校長任上。蘇伊因不習慣工廠車間的噪音，進廠半年，就得了高血壓症。她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就由鄭曼出面，想托季羨林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亞研究所裡，當一名職員。這樣，換換環境，調節一下緊張的神經，還可以接觸一下濃厚的文化氣氛，正可謂兩全其美。
季羨林聽說了，馬上約蘇伊去談話。
鄭曼女士陪蘇伊去見季羨林。見了面，季羨林問蘇伊：「你讀過《大唐西域記》沒有？這可是南亞所的入門書，到我們所，都得先考這本書。」蘇伊的學歷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一個普通高中生，哪裡會讀過什麼《大唐西域記》這樣高深的學術著作？
鄭曼和蘇伊原以為季羨林只考一考一般常識，一聽要考《大唐西域記》，倆人都傻了。回家後，趕緊從圖書館裡借來了一本《大唐西域記》來看，進行突擊。那時，由季羨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記校注》和《大唐西域記今譯》還都沒有出版，一個高中畢業生讀古文原著，會碰上多少困難，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蘇伊算是碰到了一個大難題。
過了一段時間，鄭曼女士所在的工作單位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對，蘇伊報考，被錄取。她在人民出版社幹了一年校對，又被調往中國作家協會，派給她的父親臧克家先生當秘書。這次蘇伊沒有去南亞所應考，她們母女認為季羨林按規章辦事，是完全應該的，這正是季羨林嚴守職責的高尚品格。季羨林的言語、行動、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彎抹角，不來什麼客套，怎麼想，就怎麼說，[鄭曼：《我崇敬的羨林先生》、《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2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這使鄭曼一家十分感動，永遠銘懷。
這一件事，還不夠典型嗎？原則面前就連至友臧克家的小女，也不能得其後門而入。
另一件事，是為《宗白華全集》申報第二屆國家圖書獎一事，這是在季羨林卸任副校長之後的1995年，但他辦事講原則，於此也可見一斑。
宗白華先生生於1897年，去世於1986年。他是中國現代著名的美學家，而早年又是著名詩人，有詩集《流雲》流行於世，他和郭沫若、田漢三人探討文藝和社會問題的信函被編輯成《三葉集》，以其特有的藝術品位震撼著文壇。後來，宗先生又致力於西方哲學和美學研究，先後開設的課程有美學、藝術論、形而上學、人生哲學、康德哲學、叔本華哲學、尼采哲學、歌德等，所出版的著作和譯作有《美學散步》、《美學與意境》、《意境》、《判斷力判斷》（上）、《歐洲現代畫派論選》、《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集》等，除去重複的，全部著作也不過四十多萬字。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志於出版《宗白華全集》，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宗先生屬於「厚積薄發」一類人，文化積累很豐厚，但作品則寥若晨星。但安徽教育出版社不甘心只出這四十多萬字的全集，便挖空心思，不惜人力、物力、精力，在宗先生的遺物中，在一大堆準備處理掉的「廢紙堆」中，發現了他在20世紀20至50年代的一大批文稿和講稿，從中整理出一百多萬字的論著，分成四卷，於1995年正式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編審許振軒先生，在《宗白華全集》出版後，帶著這四本書，到北大找季羨林，說《宗白華全集》擬申報第二屆國家圖書獎，請季羨林寫封推薦信。
季羨林撫摩著這厚厚的四卷本《宗白華全集》，驚喜不已，忙說：「好，我給你們當啦啦隊長。」
事有湊巧，第二天，季羨林接到新聞出版署打來的電話，請他出任第二屆國家圖書獎評委會副主任兼文學組組長。季羨林考慮到《宗白華全集》有可能放在文學組評審，有點為難了：已經答應給許振軒寫推薦信，如果不寫，有失信用。但是寫呢，自己是文學組組長，寫了推薦信不就等於定了調子，其他評委還怎麼暢所欲言？考慮再三，他還是決定「戒說」，不寫推薦信，寫了封收回承諾的信給許振軒。幾天後，許振軒又去找季羨林，告訴他新聞出版署已將此書安排在社會科學組了，季羨林這才特地開夜車，寫了滿滿三頁紙的推薦信，肯定宗先生的美學思想應當重新研究，在中國美學史上的地位，應當重新評定，因為這部全集收有宗先生60％以上首次面世的著作，這些新面世的著作，在出版以前是鮮為人知的。從而肯定出版社出版其全集，堪稱文壇佳話。對《宗白華全集》的態度，又一次證明了季羨林的原則性。
二、筆耕的快樂
1．不凡的動機——要使人生更有價值和意義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社會上就曾經刮起過一陣討論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微風，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一些討論文章，各種議論都有一些。當時，季羨林看過一些文章，但沒有寫文章參加討論。他覺得有些文章簡直是不知所云。而且，當時他認為這種空泛的討論本身無意義，無價值，還不如實實在在地幹幾件事好。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季羨林已過「耳順」之年，早已把「知天命」之年甩在腦後了。幾十年的生活積累，使他對人生的種種相，眾生的種種相，看得透透徹徹，鼓舞時有，歎息也時有。在「文革」最艱難之時，他甚至悲觀到極點，面對現實，有一種遠不如早一點離開人世這個是非之地，落一個耳根清靜的消極想法。但為時不久，他很快有所頓悟，覺得自己一生要做的事還多。
他開始認真地思考人生。
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呢？
他從個人的觀察中發現，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一無意義，二無價值。他們從來不去考慮人生這樣嚴肅的哲學問題，所以只是徒有軀殼地活著，隨波逐流者有之，投機取巧者有之。
這些人在走運時，手裡攥滿了鈔票，白天兩頓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點小權術，耍一點小聰明，甚至恣睢驕橫，飛揚跋扈，昏昏沉沉，渾渾噩噩，等到鑽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活這一生。
不走運的時候，則窮困潦倒，終日為衣食奔波，愁眉苦臉，長吁短歎。即使有一些日子還能過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得溫飽，然而也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雖終日忙忙碌碌，然被困於名韁，被縛於利鎖。這樣的人，同樣是渾渾噩噩，昏昏沉沉，不知道到底為什麼要活這一生。
這些人很自然屬於芸芸眾生之列，對他們來說，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從何談起呢？
季羨林認為自己也屬於芸芸眾生之列，也難免渾渾噩噩，昏昏沉沉，並不比任何人高明出一絲一毫。但是，他又自認為與芸芸眾生者流還有一點區別，那就是，他和另外一些人，對人生有一些想法，動過一點腦筋，而且自認這些想法是有點道理的。
我有些什麼想法呢？話要說得遠一點。當今世界上戰火紛飛，人慾橫流，「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是一個十分不安定的時代。但是，對於人類的前途，我始終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相信，不管還要經過多少艱難曲折，不管還要經歷多少時間，人類總會越變越好的，人類大同之域決不會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無數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條鏈子，是由許多環組成的，每一環從本身來看，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但是沒有這一點東西，鏈子就組不成。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而且是決非可有可無的。如果說人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這裡。
但是，這個道理在人類社會中只有少數有識之士才能理解。魯迅先生所稱之「中國的脊樑」，指的就是這種人。對於那些肚子裡吃滿了肯德基、麥當勞、比薩餅，到頭來終不過是渾渾噩噩的人來說，有如夏蟲不足以與語冰，這些道理是沒法談的。他們無法理解自己對人類發展所應當承擔的責任。[《漫談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人生絮語》第232—233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總而言之，季羨林認為，如果人生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對人類發展的承上啟下、承前啟後的責任感。
可以說，這正是季羨林筆耕不輟的動機，也是他從筆耕中能得到快樂的原因之所在。
筆耕的意義，在於探索真理。季羨林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歷史，從事各種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內追求真理，探索真理。而季羨林則在筆耕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他曾經說，自己少無大志，不但在中小學裡沒有立志成為學者，就是在大學，真正的學術論文也沒有寫成幾篇，後來是陰差陽錯才走上學術研究這條路的。一旦走上這條路，他卻堅持不放。過去在極「左」思想黑雲壓城的時期，一個人搞學術，現成的帽子就會扣到頭上：名利思想，修正主義。他回想自己搞了幾十年的行政工作，至少有1／4的時間是泡在無窮無盡的會議中，消磨在花樣繁多的社會活動中。但是他仍然堅持看書寫作不輟，雖然一向被認為是智育第一，業務至上，連帶他長期工作的東語系，也成了業務掛帥的典型，他卻樂此不疲，堅持不改。
每一次政治運動來了，他首先檢查業務至上的「修正主義」，被領導運動的人認為是抓到了點子上，順利過關。但是檢查完了，運動一過，他照樣搞自己的「修正主義」：智育第一，業務至上。擔心不擔心會有下一次運動呢？當然擔心，然而他對自己那一套檢討的本領很有信心，也可以說是「檢討有術」，抓自己的問題，一抓就靈，因此也就不過分擔心。這樣，他就成了一個「死不改悔」的頑固派，而且慶幸自己是一個頑固派。如果不是一個頑固派，而是一度檢查之後就真心悔改，同「修正主義」一刀兩斷，同智育第一、業務至上劃清界限，那麼到頭來在科學研究上還能留下什麼東西，就很值得懷疑了。所以，他覺得「死不改悔」的頑固派有時候也會有點好處的。
季羨林這樣真誠地坦白了自己筆耕不輟的動機：
那麼，我搞這一套東西是不是為名為利呢？說一點都沒有，那不是事實。但是我再三檢查自己的動機，覺得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研究一個問題，提出一個假設，經過反覆的驗證，得到了自己認為滿意的結論，雖然不過是小事情上的真理，自己卻往往大喜過望，以為人生之樂無過於此矣。我之所以拚命鑽研，老而不已，置危險於不顧，視飢餓如兒戲，不是為名為利，而是為了探索真理。我想，很多科學工作者恐怕也有同我一樣的動力。[《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第12頁，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他回頭看從1967年到1977年，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內，竟然一篇東西都沒有，真是有點後怕，有點不寒而慄。
決心已下，他不能再有空白。
2．續譯《羅摩衍那》
對於季羨林來說，「四人幫」被粉碎以後他自己的一個最顯著變化，就是翻譯《羅摩衍那》再也不用偷偷摸摸進行，不用擔心會被當做「毒品」來對待了。這樣一來，翻譯的速度自然而然也就加快了。
在從事翻譯《羅摩衍那》的第八個年頭，一個意外的驚喜明白無誤地擺在了季羨林面前：印刷精美、裝訂富麗的《羅摩衍那》漢譯本第一篇被他真實地抓在了手中，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的。他心裡自然感到非常喜悅，那種心情不亞於一個孕婦看到自己生產出的第一個嬰兒。
在第一篇出版之後，季羨林在1980年夏天應邀去日本訪問，隨身帶去了幾本，送給對此書有興趣的日本朋友，也徵求他們的批評意見。東京大學著名梵文學者原實教授、湯山明博士等人，都表示出很大的興趣。
《羅摩衍那》漢譯本第一篇的出版，使季羨林得到一些不期而獲的嘉獎，這使他更加鼓足了幹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