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大學副校長的寶座
1．災難終於結束
1976年10月，北京各高校中熱鬧非凡，長期以來被「四人幫」小爪牙遲群之流控制的北京大學，更是興奮的熱浪一個接著一個，師生們深受「四人幫」之害，現在終於從禁錮中被解放出來了。他們興奮地與全國人民一起舉行集會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深受迫害的老教授們，更感到獲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這對他們來說自然為平生一件大快事，人人心裡非常欣喜。
1976年11月，《光明日報》開始揭發批判張春橋在1975年11月8日拋出的「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的謬論，指出其實質「是宣揚取消智育、鼓吹讀書無用論、混淆智育和『智育第一』兩個不同的概念」，「是要勞動人民永遠成為愚昧無知的奴隸」。[教育部大批判組：《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豈容篡改》，《光明日報》1976年11月23日。]這之後，「四人幫」在教育戰線所犯下的罪行逐步得到批判。到這時，老教師們才真正舒了一口氣，感到精神上是真正得到解放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舉行，大會莊嚴宣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期。
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8日發表講話《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他宣佈：「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他特別提出對「文革」前十七年的估計問題，認為「主導方面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現在差不多各條戰線的骨幹力量，大都是建國以後我們自己培養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出來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8、4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19日，鄧小平進一步指出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67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從此，知識分子們終於卸掉了背了好幾年的「兩個估計」的沉重包袱。
1978年3月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恢復和提升職務問題的請示報告》，決定原來確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一律有效，恢復職稱，並規定可以越級（即後來的破格）提升教授、副教授，將提升教授的審批權限改為由省、市、自治區批准，報教育部備案。在此之後，各高等院校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都恢復了職稱。
知識分子們又聽到了長達12年久違了的「教授」這個神聖字眼。也就在此時，季羨林恢復了一級教授的職稱，享受到了中斷12年的高級知識分子待遇。
這一年的7月下旬，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研究生培養工作會議，明確了培養研究生在實現新時期總任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討論了研究生培養工作，決定在本年恢復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學制試行二、三、四年制並行的辦法。從此，中斷了十幾年的研究生高層教育也得到了恢復。
這時候，季羨林回頭看了一下自己這「文革」中的十年，從1967年到1977年，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內，竟然一篇東西都沒有寫。
我真是震驚不已。至於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大家心裡都明白，用不著多說。我一個人如此，全國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萬的人也是如此。想到這裡，所謂「文化大革命」究竟產生了多麼嚴重的後果，不是清清楚楚了嗎？我又有點後怕，又有點不寒而慄。如果真正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一次搞上七八年，搞的結果恐怕要把全國知識分子的知識都搞成光板。衛星上不了天，是可以肯定的；所謂「紅旗落地」，是否還有紅旗都是值得懷疑的，還談得上什麼落地不落地呢？[《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第13頁，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季羨林這才意識到，十幾年沒有發表東西，現在到了結束的時候了。從此，他的散文創作激情和學術研究的興趣，一下子又萌發出來了。
2．春歸燕園
雖然是1978年的深秋，但季羨林憑自己的直覺，感到知識分子的春天真正來臨了。
他忽然想起了十幾年前寫《春滿燕園》時的情景，有意再走一遍寫《春滿燕園》時走過的道路。
雖然眼前真正的季節是深秋，奼紫嫣紅的景象早已絕跡，連「接天蓮葉無窮碧」的夏天都已經過去，眼裡看到的是黃葉滿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風勁吹，耳朵裡聽到的是長空雁唳。但是，走在這昔日走慣的曲徑上，季羨林的心中卻真真切切地溢滿了春意，他無論如何也抑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了。他信步繞未名湖走了一周。
他看到男女大孩子們在黃葉林中，湖水岸邊，認真地讀著書，重又聽到了中斷了十幾年的琅琅讀書聲，在湖光塔影之中往復迴盪著。「文化大革命」中，湖光塔影、象牙塔，都被貼上荒謬絕倫的修正主義的標籤，成為罪惡的象徵，今天終於恢復了名譽，顯得像雨後的鮮花那樣，更加美麗動人。
此時，季羨林心想，「四人幫」真是性與人殊，凡是人間美好的東西，比如鮮花、湖水、美景等等，他們都憎恨，對文化也憎恨，這些憎恨有時簡直令人難以理解。到1976年，晴天一聲霹靂，「四人幫」垮台了，這一群人中敗類終於成為人民的階下囚，昔日炙手可熱的威風一掃而盡。真可謂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就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四人幫」垮台之時，男女老少拍手稱快，買酒相慶。那時正是深秋時分，據說北京城裡賣螃蟹的人，把四個螃蟹用草繩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壞，搶購一空。人人喜形於色，個個興致勃勃。人心向背確實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
季羨林心曠神怡，不但想到中國，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來。
從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國從不安定團結慢慢到安定團結的過程。對我自己來說，還不可能一下子改變，還有一些障礙需要清除。我正處在從反革命到革命，從非黨員到黨員，從非人民到人民，從非人到人的非常緩慢轉變的過程中，一句話，是我擺脫中間狀態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流行著一句話，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個反革命分子、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等等，同舊我決裂變成新我，也可以說是從壞人向好人轉變，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現在感到自己確實是重新做人了，但並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義，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義。從不可接觸者轉變為可以接觸者，從非人轉變為一個人，我覺察到，一切都在急劇地變化著，過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過去的受壓者抬起了頭，人們對我的態度也從涼到炎。但也有過去打砸搶的所謂「革命小將」，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寫作〈春歸燕園〉的前前後後》，《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74—175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真實地感覺到，解放以後，中國人民有過不少樂事，但像「四人幫」倒台時的快樂，他還沒有經歷過。雖然沒有哪一個領導人曾對他說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從整個社會的氣氛上，從人們對他的態度上，從人們逐漸有的笑容上，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有點變了，那種「中間狀態」逐漸有所改變，或者正在改變之中。
就這樣，季羨林一邊想著，一邊走著。
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之慨。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變為春天，「霜葉紅於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躍，我要盡情地歌頌春天了。[《寫作〈春歸燕園〉的前前後後》，《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76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他心裡最為高興的是，又有了恣意歌頌春天的權利，歌頌學生學習的權利，歌頌一切美好的東西的權利，總之一句話，一個正常的人的權利。季羨林內心裡充滿了幸福，詩一般美麗的語言，順著他飽蘸激情的筆尖流淌下來：
春天終於來臨了。美麗的燕園又煥發出青春的光輝。我在這裡終於又聽到了琅琅的書聲。而且在這琅琅的書聲中我還聽到了十多年前沒有聽到的東西，聽到了一些嶄新的東西。在這平凡的書聲中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千軍萬馬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腳步聲嗎？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向科學技術高峰艱苦而又樂觀的攀登聲嗎？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會向前行進的開路聲嗎？我聽到的難道不就是我們的青年一代內心深處的聲音嗎？不就是春天的聲音嗎？
眼前，就物候來說，不但已經不是春天，而且也已經不是夏天；眼前是西風勁吹、落葉辭樹的深秋天氣。「悲哉，秋之為氣也」，眼前是古代詩人高呼「悲哉」的時候。然而在這春之聲大合唱中，在我們燕園裡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在黃葉叢中，在紅樹枝下，我看到的卻是陽春艷景，奼紫嫣紅。這些男女大孩子一下子變成了巨大的花朵，一霎時開滿了校園。連黃葉樹頂上似乎也開出了碗口大的山茶花和木棉花。紅紅的一片，把碧空都映得通紅。至於那些「霜葉紅於二月花」的霜葉，真的變成了紅艷的鮮花。整個的燕園變成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春天又回到燕園來了啊！
而且這個春天還不限於燕園，也不限於北京，不限於中國。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瀰漫全球，輝映大千。我站在這個小小的燕園裡，彷彿能與全世界呼吸相通。我彷彿能夠看到富士山的雪峰，聽到恆河裡的濤聲，聞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紐約的摩天高樓。書聲動大地，春色滿寰中，這一個無所不在的春天把我們聯到一起來了。它還將不是一個短暫的春天。它將存在於繁花綻開的枝頭，它將存在於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將存在於遼闊的萬里霜天，它將存在於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嚴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蹤跡將印在湖光塔影裡，印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它將是一個真正的永恆的春天。[《春歸燕園》，《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42—143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這就是季羨林心中終於盼來了的那個春天，這幾乎是一個永不凋謝的春天，春之腳步是永遠不停止的，它留在每個人的心中，給人以溫暖，給人以生的希望，活的熱情，工作的奔放，勞動的忘我！這才是一個永恆的春！
3．出任副校長
就在季羨林心中的那個春天到來之時，國務院下達了一個對季羨林的任命：季羨林為北京大學副校長！這也是在1978年的事。
這一任命對於季羨林來說是那麼突然。對於他來說，三十二年前陳寅恪先生把他推薦給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先生，由胡適先生、傅斯年先生、湯用彤先生聯合聘任他為北京大學教授、東語系系主任，他就夠感到受寵若驚的了。三十多年來，他勤勤懇懇地工作，「文革」中又受了那麼多委屈，飽經憂患，九死餘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陽關大道，剛剛感到自己中間狀態逐漸有所改變，還沒有完全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時，北京大學這座飲譽海內外的最高學府，又空出了一個副校長的寶座，留給了他——一個農民之子。
北京大學的校史，有人認為（比方說馮友蘭先生）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對此，季羨林並不反對。這樣一來，北京大學的校史就延伸了兩千多年。但是，現在講北京大學的歷史，一般是從清朝末年的京師大學堂算起。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是張百熙，任命吳汝綸為總教習，相當於教務長，實際上是管業務的副校長，但吳汝綸沒來得及到北京大學上任，就去世了。民國建立，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嚴復為第一任校長，後來工科學長（相當於工學院院長）兼代校長，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是夏錫祺。蔡元培在1916年出任北大校長之後，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蔡元培實行的是教授治校，兼容並包。兼容並包既為辜鴻銘、劉師培之類人物保留了地盤，也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鄧中夏等人物開闢了道路。後來，是胡適、蔣夢麟出任校長，在蔣夢麟離任期間，傅斯年任代理校長。湯用彤任過文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