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眼前的弱小生命在蔓延、擴大，季羨林想起了自己的命運，也正是在初夏二月蘭開花之時，自己被管制勞動改造，日子實在非常難過。他知道，正義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顛倒，人妖難分，連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起而反對自己，他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一腔義憤，滿腹委屈，毫無人生之趣。而二月蘭卻是不屈不撓地抗爭著，世事滄桑，一切如浮雲。他也想學二月蘭，以不變應萬變，然而辦不到。他在這段時間內，是「不可接觸者」，幾年間沒收到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他打招呼，感到自己雖處人世，實為異類。他看到，就是在磚瓦縫裡，二月蘭也依然在開放，怡然自得，笑對春風，好像是在嘲笑自己。
他問這二月蘭，到底應該如何面對人生？怎樣才能度過眼前的難關？
二月蘭沉默不語，兀自萬朵怒放，笑對春風，紫氣直衝霄漢。
是的，二月蘭怎麼會回答呢？這弱小的植物只是一種生命，她沒有思維，沒有意識，沒有語言表達能力，怎麼會回答呢？
二月蘭不會回答，但是她會萬朵怒放，笑對春風。這已經是作出了回答，二月蘭笑對春風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啟示，那就是要以不變應萬變，要找回失掉的笑，要恢復中斷了幾年的「閒不住的習慣」，思考點什麼，寫點什麼。
這時，他嘴裡往往低聲念著雪萊的詩：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還會遠嗎？
4．恢復「閒不住」的習慣
二月蘭笑對春風，使季羨林看到了希望。
原先，在最難熬的年月，包括在延慶農村時，季羨林的希望確實不多，他常常想：自己這一生算是玩完了，將來到一個農村，或是一個什麼地方，去勞動改造，以了此一生吧！對於自己的國家，他沒有完全絕望，他眼前還有點光明，他癡心妄想，覺得這樣一個民族絕不會就這樣墮落下去。想到這裡，他覺得自己也不應該覺得「玩完」了，而是要振作起來。
真要振作，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真要振作，首先是恢復中斷了幾年的「閒不住」的習慣。他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生活中，養成了一個閒不住的習慣，就是讀書和寫作的閒不住，不管好壞，總要思考點什麼，寫點什麼，決不讓自己的腦筋投閒置散。在德國十年，寫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集以時日，竟有一兩百萬字。[《二戰心影》，《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59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但是，在「四人幫」統治時期，能思考什麼，又能寫些什麼呢？
創作已經毫無可能，研究也早已斷了念頭。想來想去，還是搞點翻譯吧。翻譯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連想也沒有去想。既然為翻譯而翻譯，為了滿足自己那閒不住的習慣而找點活幹，最好能選一種比較難的、相當長的、能曠日持久地幹下去的書來翻譯，這樣可以避免由於經常考慮這個問題而產生的困難尷尬的局面。我過去翻譯過幾本印度古典文學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確實「天真」的人們稱作「黑貨」與「毒品」。現在再選擇也出不了這個範圍。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貨」就「黑貨」、「毒品」就「毒品」吧。結果我就選中了《羅摩衍那》。[《季羨林自傳》第247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這是在1973年。下定了決心，季羨林就開始行動了。而當時是在什麼處境下開始的工作，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是絕對不可想像的。
當時，「四人幫」還在台上，耀武揚威，飛揚跋扈，「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我雖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但處境也並不美妙。我處在被打倒與不被打倒之間，身上還背著不知多少黑鍋。國家的前途，不甚了了；個人的未來，也可以說是，在我的心靈深處，還有那麼一點微弱但極誘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撐著我，使我不至完全喪失信心，走上絕路。其間差距，也不過一頭發絲寬。現在回想起來，還不寒而慄。我曾相信，這光芒自己一生恐怕很難看到它來到我面前了。
我的歸宿大概是到一個什麼邊疆地區或者農村，去接受一輩子「再教育」。我當時對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這一點。一切別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應該的。我當時過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適應。一個月有幾天要到東語系辦公室和學生所在的樓中去值班，任務是收發信件，傳呼電話，保衛門戶，注意來人。我當時幾乎成為一個「不可接觸者」，出出進進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認識，我坐在那裡也等於尸位素餐，對保衛門戶，起不了什麼作用。不過我仍然準時上班，安心工作，習以為常，並無怨言。我想，這樣平平靜靜地活下去，無風無浪，也還是很愜意的。[《季羨林自傳》第246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在這樣的處境之下，翻譯《羅摩衍那》，無異於沒事找事，其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
這部《羅摩衍那》史詩的梵文原本，在國內只有舊版本。他不知從哪裡聽到一個消息，說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繼《摩訶婆羅多》精校本之後的另一個偉大成就，頗受國際梵學界的好評，但此書國內沒有。季羨林於是抱著一種僥倖的心理和試一試的想法，托東語系圖書館的人向印度訂購。他預料，90％是訂不到的，即使訂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時候時間對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可出他意料的是，沒過幾個月，書居然寄來了，裝訂精美的七大巨冊，就那麼整整齊齊地排在那裡，他簡直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呆呆地看著這七大本書出神。
季羨林於是決心認真地進行翻譯，他濡筆鋪紙地幹了起來。中國佛經中有很多都提到過《羅摩衍那》這部書和書中的故事，但翻譯了那麼多佛典，卻一直沒有人把這部書翻譯成中文，而國外已有了那麼多種外文譯本，因此，季羨林覺得翻譯這部書成了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這時，在他眼前和內心深處的那一點遙遠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在無形中督促著他，雖然渺茫，但又具體，給他增添了力量。
在家中的時間是有限的，白天的大部分時間，他要貢獻給發信件、守電話、當門房，在東語系外文樓和35號樓學生宿舍值班。由於《羅摩衍那》在當時屬於「毒品」範圍，他就不能也不敢把原著帶到值班的地方。「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季羨林就利用在家裡的時間，每天把一小段原文抄在一張張的小紙條上，上班幹活之餘，反覆思考構思，打腹稿，如果眼前沒有人，再偷偷地寫下譯成的腹稿，下班後再回家趕緊用中文抄寫下來。
季羨林原來以為，該書原文除了個別章節外，是不會太難懂的，雖然量極大，翻譯起來會遇到困難，可也不會太多。
一著手翻譯，季羨林立即遇到了難題。原文是詩體，他堅持一開始就定下的原則，譯文也保持詩體，不能改譯為散文體。但是，要什麼樣的詩體呢？流行的白話詩，沒有定於一尊的體裁或格律，詩人是各行其是的，所以所有的形式都不恰當。所謂馬雅可夫斯基階梯體，與此巨著風格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而如果純用舊體詩來譯，也有困難，既不能做到「信」，又不能保證讓讀者看得懂。經過反覆考慮，季羨林終於決定用順口溜的民歌體，每行字數不要相差太多，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
真要讓譯文押韻，就又來了困難。因為有時候想找到一個適當的韻腳，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他坐在門房裡，眼看著來來往往陌生的面孔，腦子裡卻想著韻腳。下班時回家的路上，也在考慮韻腳。從外文樓回13公寓，平常只需要十分鐘，而為求韻腳，下班要走四十分鐘才能到家，路上，他仍搜索枯腸，尋求韻腳，以此為樂事。
就這樣，季羨林闖過了第一道難關。緊接著又來了另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譯多少篇？用多少時間呢？他在心裡琢磨開了：這部按出版社的計算方法有三百萬字的巨著，自己能譯完嗎？最後，他想：如果能譯出三篇，還不到全書的一半，也就很不錯了，也就很滿意，可以不虛度下半輩子了。
想法一旦確定，他就給自己規定了每天的定額，今天一張紙條，明天紙條一張，一行一行地譯，一節一節地抄。
這個樣子進行翻譯，世上沒有。他從1973年干到1976年，苦幹了四年，全書七篇，他譯了還不到三篇，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然而此時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國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他的精神。
接下去，他不僅把翻譯工作繼續下去，而且由於條件已變好，他還找回了失去的笑。
5．找回失去的笑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8日，周恩來逝世。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損失慘重。在此前後，還有5月雲南、8月四川的強烈地震。
9月9日，毛澤東逝世，終年八十三歲。
10月6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這時，從前在季羨林眼前那一點遙遠的光芒，此時陡然閃耀起來，而且距離他也越來越近起來。但是，這時候，季羨林並沒有想到要修改自己的翻譯計劃，仍然沒有立下翻譯完全書的雄心大志，會不會有人給出版，是主要原因。後來，計劃有了改變。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志們，不知從什麼人那裡聽說我正在翻譯《羅摩衍那》，告訴我，他們準備出版這部書。這是我以前絕對沒有想到的。我上面已經說過，我之所以翻譯，完全是為了滿足自己那種閒不住的習慣。古人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並不認為翻譯《羅摩衍那》完全無益，但是我的想法卻與古人微有相似之處。現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機會，自然是喜出望外，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從這時候起，我才認真考慮這一件工作。此時，我的心情好得多了。
但也並非完全清醒，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仍然模糊，我還不瞭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對粉碎「四人幫」這一件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事我還不完全瞭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樣，國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個人的未來，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掃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鍋，不知怎麼一來，全都揭掉了。我已經失掉當「活靶子」的資格。大家可以想像，我失掉這個「資格」，決不會感到惋惜與遺憾。就在這樣的心情下，我開始修改我的翻譯計劃，決心把全書譯完。至於能不能譯完，究竟能譯完幾篇，我還不完全清楚。無論如何，雄心已經大了起來，那一個只翻譯三篇的計劃終於放棄了。[《季羨林自傳》第250—251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從這時期，季羨林的一些朋友，不管是熟的見過面的，還是沒有見過面的，聽說他正在翻譯這部巨著，都給他寫了信，表示鼓勵。在「文革」期間，他只在初期收到過一些「砸爛狗頭」一類的信，其餘幾乎有五六年時間，一封信都沒有收到過。他已經變得不慣於收信，收到信有一種不知所措之感。因此，對一般人來說，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本用不著大驚小怪，而對他這樣「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人來說，卻不是這樣。他此時能收到有這麼多鼓勵性的信，使他有受寵若驚之感，這些信起了雙倍鼓舞作用，它推動著他前進。
更為難得的是，政治上的氣氛越來越輕鬆了。這種感覺在碰到那位失掉笑變得有點癡呆的老革命馮定後，就更為明顯了。
經過了一番風雨，燕園裡又出現了陽光，全中國也出現了陽光。記得是在一個座談會上，我同這一位革命老前輩又見面了。他頭髮又白了很多，臉上皺紋也增添了不少，走路顯得異常困難，說話聲音很低。才幾年的工夫，他好像老了二十年。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同時又很愉快。我發現他臉上又有了笑容，他又把笑找回來了。在談到興會淋漓的時候，他大笑起來，雖然聲音較低，但畢竟是爽朗的笑聲。這樣的笑聲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了。乍聽之下，有如鈞天妙樂，滋潤著我的心靈，溫暖著我的耳朵，怡悅著我的眼睛，激動著我的四肢。我覺得，這爽朗的笑聲，就像駘蕩的春風一樣，又彷彿吹遍了整個燕園，響徹了整個燕園。我彷彿還聽到它響徹了高山、密林、通都、大邑、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響徹了整個祖國大地，而且看樣子還要永遠響下去。[《爽朗的笑聲》，《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39—140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事實上，豈止是在這位老革命臉上，在很多人臉上，他都看到了笑容，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婦女、兒童，無一例外。這時，季羨林感到，把笑失掉，是不容易的，把笑重新找回來，就更困難。他相信，一個在滄海中失掉笑的人，決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也相信，一個曾經滄海又把笑找回來的人，即能勝任任何艱巨的事情。一個很多人失掉了笑，而只有一小撮人能笑的民族，決不能長久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能笑、會笑、敢笑，失掉了笑又能重新把笑找回來的民族，才能創建宏偉的事業，才能在短期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才能闊步前進，建成社會主義，最終達到人類大同之域。
這時，季羨林才發現，自己原來也和這位老革命一樣，把失掉的笑找回來了。
季羨林帶著笑容，重新投入了翻譯《羅摩衍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