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學生條件：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二十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
五、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
六、學生待遇：有十年以上工齡的老工人由原單位照發工資（要扣除學校發的十九元五角），其他來自工廠、農村的學生每月發給伙食費和津貼費十九元五角。解放軍學生由部隊負責供給。
七、分配原則：學習期滿後，原則上回原單位、原地區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據國家需要統一分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第433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
1970年下半年，北京大學迎來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結束了高等學校長達數月沒有學生的歷史。
工農兵學員進校後，按部隊編制，一個系為一個連隊，各項工作都由連隊領導。一個連隊有一個食堂，一座宿舍樓，教室、辦公室、宿舍都在同一樓內，東語系的連隊分在35號樓，食堂則在德齋與才齋之間的原教職員工第一食堂。
從此，工農兵學員便對大學擔負起「上、管、改」的「歷史使命」。
而老教授們仍然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繼續是被專政的對象。
東語繫馬堅教授，被安排打掃35樓的衛生，還分給他一個任務，要為每個房間「配」鑰匙。這座樓因為管理鬆弛，許多房間的原有鑰匙都丟失了，而備用的鑰匙被雜亂無序地放在一個臉盆裡，不知道哪一把鑰匙能開哪一個房間的門。馬堅先生的任務，就是端著臉盆，一個房間一個房間，一把鑰匙一把鑰匙地試驗。每打開一個房間，他就很高興地用紙包起來，標上房間的號碼。這樣子幹了幾天，終於把全樓的鑰匙「配」完了。
工農兵學員上課了，老教授自然沒有資格上講台。馬堅的任務，是分發報紙，打上下課的鈴。馬堅先生風趣地對一位學生說：「我打一次鈴，就是好幾塊錢。」[李振中：《學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
季羨林自然也遭受著同樣的命運。他的任務是當門房、看電話、分發信件。只能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
工農兵學員在上、管、改的過程中，要以階級鬥爭為主課，這是北大、清華的招生試點報告中早已寫明了的。為了配合階級鬥爭的主課，他們開始進行各種形式的「階級教育」，其中「憶苦思甜」是一個重要內容。
東語系的工宣隊領導從農村的一個生產隊弄來了谷糠，做成糠窩窩頭，給老教授和其他師生每人發一個，這是「憶苦飯」，再蒸一些糖三角，每人發一個，這是「思甜飯」。工宣隊規定，要先吃糠窩頭，後吃糖三角，才算完成「憶苦思甜」的全過程。這樣的集體活動不能請假，平時不吃食堂在家吃飯的教師也必須參加，少數民族也不例外。季羨林和馬堅這些老教授也要參加。對這樣的苦，季羨林並不覺得什麼，它比在德國飢餓地獄中什麼都吃不到要強多了。可馬堅先生吃了兩口糠窩頭，覺得實在難以嚥下去，就心生一計，掰開糖三角，用糠窩頭蘸著糖吃。不巧立即被人發現，被當場進行現場批判，還被勒令寫書面檢查。馬堅先生在第二天貼出的書面檢查是：
昨天我沒有先吃糠窩窩，後吃糖三角，而是一起吃了，這不符合工宣隊的要求，因此我作檢查。
人老心紅戰鬥隊，67歲隊員馬堅[李振中：《學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
「文革」中，各種「戰鬥隊」在北大紛紛成立，但是屬於「批鬥」對象的「學術權威」，沒有一個「戰鬥隊」敢要，有人給他們出主意，讓他們自己也成立一個戰鬥隊，名字就叫「人老心紅」，想不到本是一句開玩笑的話，真被馬堅先生用在寫的書面檢查上了。馬堅先生之幽默，於此可見一斑。
事後，一位工農兵學員告訴李振中先生，說他們也嚥不下糠窩窩，但他們非常機靈，沒有掰開蘸糖吃，而是手疾眼快地把它裝進口袋，或偷偷塞進書包，帶回宿舍樓扔掉了。[李振中：《學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
從那時起，老實人已經被無情地耍弄了。
2．「文化沙漠」在擴大
1971年8月13日，這對教育界來說，是一個十分恐怖的日子。
在這一天，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而形成的一個文件《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向全國傳達，該文件對建國以後至「文化革命」以前這十七年間的教育工作，作了兩個估計：一是整個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十七年的教育是「黑線專政」，二是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件認為，資產階級統治了整個教育領域，他們統治學校的精神支柱，就是「天才教學」、「智育第一」、「洋奴哲學」、「知識私有」、「個人奮鬥」。
對這樣一個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文件，高校師生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反對者對這「兩個估計」，紛紛表示不理解、想不通，並採取各種方式進行抵制，但胳膊擰不過大腿，全國範圍內形成了批「黑線專政」的新高潮。
這之後不久，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陰謀被粉碎，林彪等人駕三叉戟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
林彪死後，林彪的一些基本觀點本應受到批判，但是，由「四人幫」控制的「批林整風」運動，並沒有真正批判林彪，肅清林彪的餘毒，而是將批林與批孔結合起來，把矛頭進一步指向廣大知識分子。
1972年，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科教組提交了一份《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認為北京市十一所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占20％，因此，要求市屬各高校按照工農兵學員的實際文化程度和專業的不同要求，有重點地為他們補習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礎知識，補習時間不計入學制之內。這之後，教育界也有人提出：當時教育質量過低，「工農兵學員不像大學生」，教育革命是「亂、糟、低」，把「兩個估計」看做是壓在知識分子身上的包袱，是林彪極「左」路線的產物。
這些正確意見被「四人幫」指斥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復辟」、「回潮」，是「認識模糊」、「思想混亂」，是「攻擊」教育革命，因此要求繼續批判林彪的極右。[《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第443、451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
事情的進一步發展，是張鐵生的一份「白卷」所掀起的一場大風浪。
張鐵生原為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下鄉知識青年、生產隊隊長。在1973年春天，遼寧省高等學校入學文化考核時，物理化學為一張試卷，他不會做題，便在試卷背面寫了一封信，說為了實現自幼上大學的理想，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學考試中，能對他這個小隊長加以照顧，實際希望對他「開後門」。
此事本屬違法行為，因為早在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批評了各地的「走後門」現象。張鐵生此信用意顯然是希望「走後門」，本應查處，但身為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的毛遠新卻將原信作了刪改，指令《遼寧日報》加按語發表，按語說：張鐵生「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從此，《人民日報》、《紅旗》、《文匯報》、《教育革命通訊》等報刊，相繼發表文章和評論，把必須的文化考核說成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對教育革命的反動」，這樣，在全國範圍內，由「四人幫」煽起了一股徹底否定文化學習的歪風，樹立起一個「鬧而優則仕」的壞典型。張鐵生進了鐵嶺農學院，擔任了學院的領導職務，入了黨，當上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人事記》第453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
這之後，鬧開了考大學教授的醜劇。一大批老教授被強行推進考場，接受由「四人幫」派人擬定的專治老教授、出老教授洋相的題，從此，老教授們便成了「韭菜麥苗不分」，什麼也不懂的「白卷」教授。
在「四人幫」掀起的一陣陣喧鬧聲中，遲群和毛遠新把這場鬧劇推向新的高峰。遲群叫嚷：要堅決批判因循守舊，要打破那些老規矩，對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學畢業生，做了一個結論：這些學生「基本上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了破壞作用」。毛遠新則讓新的大學生「光懂得農村兩條路線鬥爭不行，還得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並對最神聖的教育殿堂高等學府，做出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大學就是大家來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第469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
就這樣，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大學」的範圍，擴大到「大家」都來學，全國都是「大學」了，而文化沙漠也就擴大到全國了。
這一段時間，真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文化教育上最不堪忍受的不幸！
3．二月蘭笑對春風的啟示
臘月三十，餃子沒有吃上，在延慶的北大師生們接到命令，坐上汽車趕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已是正月初一凌晨了，而公歷則是1970年2月6日。
季羨林也隨大隊人馬回到了燕園。
回到燕園，季羨林彷彿回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為人們所深深喜愛的花草樹木，再也不能見到了。他是多麼懷念這些美好的花木啊！他真希望有靈魂，如果花木也有靈魂的話，這靈魂就決不會離開本是美麗的燕園。在月白風清之夜，它們會流連於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之中，如果這些靈魂能回憶，那麼它們回憶的絲縷無疑會掛在未名湖上空。季羨林面對著燕園的慘象，就像面對一隻本來是美麗的孔雀，突然間羽毛全部脫落，變成了一隻醜小鴨。他只得歎息自己不是活神仙，起死無方，回生乏術。它們消逝了，永遠消逝了。他想到了一句戲詞：「要相會，除非是夢裡團圓。」[《夢縈未名湖》，《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220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但是，有一種花居然逃過「四人幫」的魔掌，存活下來了。這種花叫「二月蘭」。
這是一種常見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間。二月蘭是其俗名，本名叫「蒠菜」，又名「菲」，《植物名實圖考》中稱為「諸葛菜」，屬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葉子呈羽狀分裂，初夏開花，角果四稜柱形，其葉子可食，種子搾油也可食用。
這本是一種不起眼的小植物，季羨林在燕園住了那麼多年，起初並沒有特別注意到這種小花，名花名木多的是，足夠他欣賞的。
在大批修正主義的年月裡，歪風狂吹，北大師生常被命令出來打掃衛生。每次打掃衛生，13公寓的居民都被召喚出來拔草，不是「綠化」，而是「黃化」，為此，季羨林每次都在心中暗恨樓西的這片小山上野草之多。
拔來拔去，二月蘭卻並沒有被拔光。
季羨林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自己開始注意小土山上的二月蘭。二月蘭開花大概也有小年大年之分，小年時，小山前後稀疏地開上那麼幾片，大年時，山前山後開成一大片，彷彿發了狂。二月蘭這一發狂、發怒，彷彿從土地深處吸來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開遍大千世界，紫氣直衝雲霄，連宇宙都彷彿變成紫色的了。這時，季羨林眼光所到之處，無不有二月蘭在：宅旁、籬下、林中、山頭、土坡、湖邊，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團紫氣，間以白霧，小花開得淋漓盡致，氣勢非凡，紫氣直衝雲霄，連宇宙都彷彿真的變成紫色的了。他在慨歎二月蘭的神奇。
東坡的詞說：「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是花們好像是沒有什麼悲歡離合，應該開時，它們就開；該消失時，它們就消失。它們是「縱浪大化中」，一切順其自然，自己無所謂悲與喜。我的二月蘭就是這個樣子。
然而，人這個萬物之靈卻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歡。這真是多此一舉，然而沒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淚眼問花花不語」，花當然「不語」了，如果花真「語」起來，豈不嚇壞了人！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歡掛到了二月蘭上。[《二月蘭》，《懷舊集》第13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