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發表之後，高等院校裡對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展開了另一輪大討伐。一時忽然傳說：養花是修正主義，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喪志。於是「四人幫」的小爪牙遲群一夥就在海內名園燕園之內，大肆開展「斗私、批修」，先批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苗子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他們後又批花木，張春橋有個理論，叫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一奇特理論的指引下，幾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樹，被砍伐殆盡。屢見於清代筆記中的幾架古籐蘿，被斬草除根。一些樓房外面爬滿了牆的爬山虎，統統被拔掉。辦公樓前兩棵枝幹繁茂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難逃。
說到這兩棵西府海棠，在老北京還是頗有名氣的。據說，有一個挺有名的文人，在自己的筆記中專門講到過它。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比如鄧拓先生等人，在生前，每年春天都要來燕園中探望一番，欣賞一下綠葉葳蕤、粉紅四溢的西府海棠。而季羨林自己，當然也熟悉北京的一些掌故，但他並不是為掌故所吸引，而是每當西府海棠開花之時，到樹下流連徘徊，欣賞花色之美，聽一聽蜜蜂的鳴聲。這並不是自命風雅，而是通過賞花，頓時覺得人間是那麼的可愛，生活是那麼的美好，胸中的幹勁和生命的活力陡然騰湧起來。他的身體本來像個蓄電瓶，看到了西府海棠，便彷彿是蓄上了電，生活起來有了力量，在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也能夠精神抖擻地馳騁了。
他聯想到中國古代的詩人，其中喜愛海棠者頗不乏人。詩人們欣賞海棠之美，又以海棠花無香而遺憾。在古代文人的筆記、詩話中，有很多地方都說到這個問題。季羨林很自然地想到宋代著名愛國大詩人陸游的幾首《花時遍游諸家園》的詩，其中有一首就是講海棠的：
為愛名花抵死狂，
只愁風日損紅芳。
綠章夜奏通時殿，
乞借春陰護海棠。
想到這裡，季羨林心裡感歎不已。
陸游喜愛海棠達到了何等瘋狂的地步啊！稍有理智的人都應當知道，海棠與人無爭，與世無忤，決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它只能給人間增添美麗，給人們帶來喜悅，能讓人們熱愛自然，熱愛祖國。然而，就連這樣天真無邪的海棠也難逃「四人幫」的毒手，燕園內的兩棵西府海棠現在已經不知道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也算是一種「含冤逝世」吧。代替它站在這裡的是兩棵翠柏。翠柏也是我所喜愛的，它也能給人們帶來美感享受，我毫無貶低翠柏的意思。但是，以燕園之大，竟不能給海棠留一點立足之地，一定要剷除海棠，栽上翠柏，一定要爭這方尺之地，翠柏而有知，自己擠佔了海棠的地方，也會感到對不起海棠吧！[《懷念西府海棠》，《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88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不禁想到，「四人幫」要篡黨奪權，有一些事情容易理解；但是，砍伐花木、剷除海棠，彷彿這些花木會抓住他們那罪惡的黑手似的，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代蘇洵在《辨奸論》中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砍伐西府海棠之不近人情，一望而知。本來麼，愛好一切美好的東西，是人類的天性，任何人都有權利愛好美好的東西，花木自然也包括在裡邊。而「四人幫」卻偏要違反人的天性，必欲把一切美好的東西剷除淨盡而後快。於是，季羨林便從這裡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四人幫」這一夥人是大奸慝，已經絲毫沒有懷疑了。
在西府海棠被剷除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甚至一直到今天，季羨林還經常要到辦公樓前原來栽著西府海棠的地方駐足。
有一年，在風和日麗的暮春三月，季羨林偶爾走過辦公樓前面。
他看到在盤龍石階的兩旁，在原來西府海棠立著的地方，一邊站著一棵翠柏，渾身碧綠，撲人眉字。它彷彿是從地心深處湧出來的兩股青色的力量，噴薄騰越，頂端直刺蔚藍色的晴空，它自然比不上杜甫當年在孔明祠堂前看到的古柏那樣，「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但看到它們，也不能不受到感染，內心也會溢滿力量。他顧而樂之，流連不忍離去。
正在欣賞之時，在季羨林的眼前驀地一閃，就在這兩棵翠柏站立的地方，神奇地出現了兩棵西府海棠，它們正開著滿樹繁花，已經綻開的花朵呈粉紅色，沒開的蓓蕾呈鮮紅色，粉紅與鮮紅，紛紜交劃，宛如天半粉紅色的彩雲。蜜蜂在花骨朵中間飛舞，居然還能聽到嗡嗡的叫聲，猶如春天的催眠曲。這色彩，這聲音，把季羨林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沉醉了。
忽然間，海棠花與翠柏同時出現了，兩者的影子重疊起來，翠綠與鮮紅紛紜交錯起來了。他這才意識到，眼前的翠柏和海棠都是現實，翠柏是眼前的現實，海棠則是過去的現實。難道這是名花有靈，是向他顯聖來了麼？難道是向他告狀來了麼？可他心想，自己一非包文正，二非海青天，更沒有如來佛起死回生之神力，他只能灑一把同情之淚，寄托一點希望。可是希望什麼呢？
我從來不相信什麼神話。但是現在我真想相信起來，我真希望有一個天國。可是我知道，須彌山已經為印度人所獨佔，他們把自己的天國樂園安放在那裡。崑崙山又為中國人所壟斷，王母娘娘就被安頓在那裡。我現在只能希望在遼闊無垠的宇宙中間還能有那麼一塊乾淨的地方，能容得下一個閬苑樂土。那裡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恆地住在那裡，隨時、隨地都是花團錦簇，五彩繽紛。我們燕園中被無端砍伐了的西府海棠的魂靈也遨遊其間。我相信，它決不會忘記自己呆了多年的美麗的燕園，每當三春繁花盛開之際，它一定會來到人間，駕臨燕園，風前月下，憑弔一番。「環珮空歸月下魂」，明妃之魂歸來，還有環珮之聲。西府海棠之魂歸來時，能有什麼跡象呢？我說不出，我只能時時來到辦公樓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是多麼想為海棠招魂啊！結果恐怕只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地茫茫皆不見」了。奈何，奈何！[《懷念西府海棠》，《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89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他歎息自己無力回天，不僅是西府海棠，而且連籐蘿、古丁香樹，也都被異化為「修正主義」，遭到無情的誅伐。六院前的，才齋與均齋之間的那兩棵古籐，都被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掉，永世不得翻身了。整個燕園裡，僅剩下後湖邊上幽徑旁的一棵古籐，只可惜，那棵古籐也僅僅存活到1992年，也被無端地砍伐了。不過，這又是後話了。
花木的災難，何時才能結束呢？
知識分子的災難，何時才能結束呢？
四、《羅摩衍那》的誕生
1．高等學府即將變成文化沙漠
1969年10月，在林彪下達「第一號令」之後，在北京大學的大部分教師南下江西鯉魚洲到五七干校勞動的同時，其他一些教師和學生們，在工、軍宣隊的統領下，到北京郊區各縣進行「教育革命」。而這時的所謂「教育革命」，只不過是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東語系的學生，大多數到了郊區延慶縣永寧公社新華營大隊，這裡是窮山惡水，口外的狂風無休無止地吹打著這片貧瘠的土地。公社社員們的生活異常貧苦，口糧都嚴重不足，為了節省糧食，冬天他們實行的是一天兩餐制。
更有甚者，東語系的學生為了解決吃飯燒柴問題，要到30里以外的九里梁大隊的深山裡去砍柴。九里梁的農民，則更閉塞了，他們常年吃的是紅薯和紅薯干，農民們不知道什麼叫「收音機」，有的學生住的房東家，弟兄七個，全是光棍，他們根本娶不起老婆，也沒有人肯嫁給他們。有一位90歲的老農，從未離開這深山老林，也不與人接觸，大學生有人聽說他，去看他，像個古董似的老人，竟問大學生們，現在是清代的什麼時候了。
季羨林也和東語系的其他師生一起，到了延慶縣永寧公社新華營大隊，去進行「三同」，搞「教育革命」。他雖然未被派往江西鯉魚洲五七干校，遠離血吸蟲病的嚴重威脅，但是他在延慶，和在鯉魚洲的老師們心態完全一樣。
當時，季羨林和鄔裕池、李振中兩位老師同住在新華營大隊的一戶姓馬的農民家裡。這裡的農民一律睡火炕，一個大火炕能睡十幾個人，農民們全家往往都擠在一個大炕上。季羨林他們三人就和老鄉睡在一個炕上。他們三人思想相近，都對祖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也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季羨林甚至連希望都看不到，十分悲觀。
延慶地處口外，這對於久住北京的師生來說，確實是十分嚴峻的考驗。北京冬天有暖氣，而延慶沒有暖氣，貧下中農家裡能生得起爐子的，可以說絕無僅有。取暖僅靠火炕上那點溫熱之氣。氣溫最低時達到零下26℃，還要到田野裡去進行刨地等勞動。鎬頭下去，有時火星四濺，而凍土卻紋絲不動。勞動一會，身上熱火起來，慢慢地出了汗，手被鎬頭震得生疼，有的同學虎口都震裂了。休息的時候，坐下不一會，汗就開始變得冷冰冰的，那種難受勁，非親臨其境者，是絕對體會不到的。
天氣太冷，有的同學雖然穿兩件棉襖，兩條棉褲，但仍抵不住口外的嚴寒。有的同學臉凍壞了，耳朵凍爛了，手凍得腫得像饅頭，但絕對不准叫苦。一叫苦，就是缺乏貧下中農感情，就是對「教育革命」態度不端正，就要被扣上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
學生們在這樣的地方進行「教育革命」，到底能學到什麼，那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也有意外的收穫，那就是有些同學鍛煉了吃苦耐勞的能力，有的同學則見了世面，有的長時間沒離開過城市的「資產階級小姐」，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了她們從未見過的一種稀奇動物——毛驢。
東語系另有一支「教育革命小分隊」則開到天津塘沽新港，在那裡，「教育革命」也是一無所獲。正是春節除夕夜，兩支隊伍都突然接到命令，返回學校，延慶的師生正在包的餃子還未來得及吃，就開拔了。
1970年1月，全國開始討論文科大學如何辦的問題，《紅旗》雜誌在第1期上發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組寫的評論《文科大學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文章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會主義文科大學的基本任務，又是當前改造舊文科大學的戰鬥任務」，認為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學科，「舊的文科大學才能在批判中獲得新生」。一月底二月初，全國傳達了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打三反」運動。
在這同時，上海又開展起批判凱洛夫《教育學》的運動，把凱洛夫的學說當成「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理論根據來批判，把其中的合理內容也全部抹殺了。
在校外進行「教育革命」的北大師生，奉召回校，參加「一打三反」和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運動。
3月，陳伯達抓「教育革命」試點，北大和清華1969、1970兩屆畢業生提前畢業，畢業生必須服從「革命需要」，堅持「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在這裡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中做出新的貢獻。
從這時開始，北京大學這所高等學府，成為一所沒有學生的學校，由最高學府向文化沙漠飛快地變化著，誰也沒有想到文化領域的沙化，竟是如此之迅速！甚至比自然界中的沙化還要迅速！
然而，高等學校向文化沙漠變化的速度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到這一年的5月，空蕩蕩的校園裡沒有學生已經兩個多月。作為毛澤東親自抓的「二校」北大和清華，這才認識到，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兩校已具備了招生條件，為此，兩校準備在下半年招生，並制定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到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這份報告，讓全國參照執行。
報告中提出了如下一些具體意見：
一、培養目標：「培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有文化科學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勞動者。」
二、學制：根據各專業具體要求，分別為二至三年。另辦一年左右的進修班。
三、學習內容：設置「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科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