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們推推搡搡，高呼著「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最高指示，這是最高統帥對北京大學所作的結論。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其實與政治並無牽連，僅僅因為他們有影響，就被當做「王八」或「神靈」揪了出來，那背上的黑鍋就是「王八」的象徵。先生吃力地向前走著，一縷血紅的殘陽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臉上。我陡然與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樣一雙眼睛啊！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沒有仇恨，沒有恐懼，只有無邊無際的仁愛和悲憫，凝視著那些虐待他的、無知的年輕人！此情此景和先生的眼神深深銘刻在我心裡，時時警醒我以更寬厚更仁愛的襟懷處事待人。[《大江闊千里》，《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70—71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與此同時，東語系的另一個學術權威馬堅先生，則被兩派競相批鬥，被輪番批鬥。在各種各樣的批鬥會上，馬堅先生有時是主要被斗者，有時是「陪斗者」。馬堅先生對這些批鬥和形形色色的惡作劇，既很認真，又很不認真。對無理指控和不實之詞，他必據理力爭，嚴加駁斥，決不委屈遷就，苟且偷安地胡亂招認了事。有人指責他反黨、反毛主席，他駁斥說：我擁護共產黨，擁護毛主席，我寫的文章就是證明，毛主席還說過我們合作得很好，你們為什麼要給這種合作抹黑呢？馬堅所指合作很好，是胡喬木讓季羨林轉達給馬堅的話：請你轉告馬堅先生，毛澤東先生認為他那兩篇文章《回教徒為什麼不吃豬肉？》和《穆罕默德的寶劍》寫得很好，增強了漢回兩族人民的團結，請你向他表示謝意！[《季羨林教授講話》，《阿拉伯世界》l995年第3期。]這是解放後不久發生的事，馬堅先生說出這些，使指責他的人無言可答。[李振中：《學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對諸如此類的政治問題，馬堅先生極為認真，而對他業務第一的指責，他則不那麼認真。
事實是，不管認真，還是不認真，只要被確定為「黑幫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那就無論如何也難逃批鬥的。
對於季羨林和馬堅這樣的重點人物，僅僅開批鬥會，游鬥，還是遠遠不夠的。「老佛爺」們知道，除了批鬥，他們還有在家的「自由時間」，這個「自由時間」也不該由他們掌握，於是，他們也就被關進了臨時集中營——牛棚。
從此，季羨林開始了自己的「牛棚歲月」。
二、「牛棚」歲月
1．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日子裡
季羨林跳出來反對「老佛爺」聶元梓的動機，是既簡單，又複雜的。
在《春滿燕園》被批判之後，氣氛稍微平靜下來。他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他因此而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他能繼續逍遙下去，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這時的季羨林，覺得當時自己無異於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春秋時吳國大夫伍子胥，與太子建之子勝奔吳，到達昭關之時，關吏想抓他。伍子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到了江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之危急，乃渡伍子胥過江。過了江，伍子胥解下自己的佩劍作為對救命之恩的答謝，漁父說：楚國有法令，得伍子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漁父不肯受劍。過了昭關的伍子胥，顯然可以平安無事了。
而對於季羨林來說，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季羨林本是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而有時候，他的膽子又特別大，在他的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不少見，住東廠的特務機關殺人之處就是屬於這種情況，這是變態。他個人認為，如果說自己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往往就表現在變態上。
「文革」中分派之後，季羨林恰恰是變態起了作用。
他看到「老佛爺」仗著後台江青能通天，便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校園裡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至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這不是什麼人性，甚至連獸性也沒有了。季羨林便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同時，季羨林也自信自己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既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又沒有干反人民的事情，因此，他就懷著冒險、僥倖還有點自信的心情，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挺身出來反對那位「老佛爺」，仗義直言了。他自己跳出來了。
季羨林是全國著名的學者，而且在整個北京大學都有影響，他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自然會影響一大片，所以「老佛爺」就對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一個失去自由的人，那是非常痛苦的。裴多菲有詩說：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可見自由之價值，要高於生命和愛情。一旦自由失去，人便會痛不欲生。老捨先生的去世，便是明證。
那是1966年8月，紅衛兵們受個人崇拜思潮的影響和支配，他們中的很多人，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和野心家以外，都真心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他們真以為黨和國家面臨著巨大的危險，面臨著修正主義復辟迫在眉睫的危險，便響應號召，挺身而出，在「破四舊」的旗幟之下，焚書、抄家、改街名，橫衝直撞，不可一世。如當年冰心所起名的「臨湖軒」被改為「反帝院」，「南閣」被改為「五二五樓」，因為第一張大字報是在這裡寫成的，當時是哲學系辦公室。北京市的其他地名也被改得一塌糊塗，人名也都被改成與革命相符合的，什麼丹、紅、革，都被用成名字，還有改為「胡亂闖」的。
破四舊在8月23日達到頂峰，那一天，在北京文廟召開了一次破四舊大會。據新鳳霞記述：
北京的八月演出了一出「打全堂」。
這一天在國子監——孔廟的大院中，戲衣、頭面、鳳冠、玉帶、朝靴等演戲的服裝、道具堆成了一座大山，點起大火，燒紅了天。所謂走資派、學術權威等圍著火跪了一圈。紅衛兵也排成一排。掄起皮帶打這些「罪人」，鮮血淋淋，慘不忍睹。這些手無寸鐵，只能跪著挨打的人，有的已被打昏過去，倒在地上。這其中就有老捨先生。我從1949年就認識了先生，他是我們的國寶，文學藝術的天才，為人又這麼善良、忠厚、行俠仗義……他有什麼罪哪？先生就在這次「打全堂」的第二天含恨死去。怎麼死的，都沒人知道。[新鳳霞：《我想念老捨先生》，《新觀察》1984年第5期。]
其實，人們都知道，老捨先生是跳進太平湖中溺死的。他不堪忍受自己的人格所受的污辱，他在臨死以前，也許想到了兩千多年前，屈原自沉於汨羅江，屈原想到的是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那種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現實，因此他決心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以己身之一死來與濁世抗爭。老捨先生在去世以前，也許有與屈原同樣的心態。
對這樣一位自己十分尊敬的人民藝術家，季羨林沒有想到他的死竟是這樣悲慘。他感慨道：
中國有一句俗話：「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一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一個人除非萬不得已絕不會自己拋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這個動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一樣。我一直覺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語法學家深通人情，才創造出這樣一個形式。死幾乎都是被動的。有幾個人主動地去死呢？老捨先生走上自沉這一條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處。有人說，人在臨死前總會想到許多許多東西的，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還沒有這個經驗，只能在這裡胡思亂想。當老捨先生徘徊在湖水岸邊決心自沉時，眼望湖水茫茫，心裡悲憤填膺，喚天天不應，喚地地不答，悠悠天地，彷彿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吧！這一生是忠誠於祖國、忠誠於人民的一生，然而到頭來卻落到這等地步。
為什麼呢？究竟是為什麼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國不回來，著書立說，優遊自在，洋房、汽車、聲名祿利，無一缺少，舒舒服服地過一輩子，說不定能壽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為了熱愛自己的祖國母親，才毅然歷盡艱辛回來的嗎？是今天祖國母親無法庇護自己那遠方歸來的遊子了呢？還是不願意庇護了呢？我猜想，老捨先生絕不會埋怨自己的祖國母親，祖國母親永遠是可愛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愛的。他也絕不會後悔回來的。但是，他確實有一些問題難以理解，他只有橫下一條心，一死了之。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又有誰能夠理解呢？我想，老捨先生還會想到自己院子裡種的柿子樹和菊花。他當然也會想到自己的親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愛的。對於這一些難道他就一點也不留戀嗎？絕不會的，絕不會的。但是，有一種東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纏住了他，他只能縱身一跳，投入波心，讓瀰漫的湖水給自己帶來解脫了。[《我記憶中的老捨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38—24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其實，與其說老捨先生的死是為自己帶來解脫，倒不如說是為了留得自己的清白在人間。所以老捨先生之死，真正實現了泰戈爾所說的「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鄭振鐸譯：《泰戈爾詩選·飛鳥集》第82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
可惜，老捨先生的死，沒能引起全社會理性的回歸。
季羨林當時死的決心既下，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他把歷年積攢下來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在口袋裡，最後看了與他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算是與她們告別，正要準備出門跳過後牆逃走，到圓明園的廢墟蘆葦中去靜靜地死去，大門上突然間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原來是「新北大公社」紅衛兵來押解他，要去大飯廳挨批鬥。
沒能逃出去，他被帶到大飯廳批鬥。這可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刻！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他被打得遍體鱗傷，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他一下子得到了「頓悟」：原來一個人忍受打擊和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他下定決心，可以而且能夠忍受下去，不死了，要活下去！
季羨林活下來了，只是在「牛棚」裡，他度過了漫長的八個月時間，經受了肉體上、精神上無休無盡的殘酷折磨。沒有別的辦法，每一次折磨他都得咬著牙挺住。
2．「牛棚」裡的八個月
由於反對「老佛爺」，季羨林的罪名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幾乎都給他戴上了。「老佛爺」甚至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季羨林的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他「打成」「地主」。老家的鄉親們真實地告訴那幾個被派去調查的「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我的童年》，《季羨林小品》第17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但這也免不了給他戴上其他帽子，他的罪名多如牛毛，但其中兩條罪名，一是宣傳資本主義復辟，二是業務掛帥，哪一次批鬥都缺不了這兩條罪名。
「牛棚」設在外文樓後邊，那裡有幾排平房教室，大規模批鬥以後，這裡成為那些問題比較嚴重的人，接受勞動改造的住處，總稱為「勞改大院」，也稱為「牛棚」。一批紅衛兵被安排在這裡做「監改人員」，對問題嚴重的人，進行隔離審查，老教授們偷偷地在私下把他們叫做「牢頭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