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
1．風暴前奏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指不同行業之間是很難相互瞭解的。沒想到，在同一所大學裡，隔系也如同隔山。
就在季羨林在南口鄉下以領導者的身份在進行社教時，北京大學內的「階級鬥爭」已經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了。
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是從哲學系開始的。北大是高等學校社教的試點，而哲學系則可以說是試點的試點。
哲學系的社教，在黨總支內形成對立的兩派，以王慶淑為首一派，以聶元梓為首一派。聶元梓一派，在社教中受到批評和「圍攻」，對此，她如鯁在喉，時刻在尋找機會報復。報復的對象不是王慶淑，而是支持王慶淑的陸平。陸平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聶元梓在等待機會，在陸平身上開刀。
時機終於來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由陳伯達、康生等人起草，又經毛澤東本人多次修改、定稿的「文化大革命」綱領《五·一六通知》，在與會者不能表示任何異議的情況下得到通過，《通知》最後是毛澤東本人向全國人民發出的有強烈戰鬥性的號召，當時發表時是用黑體字排出的，以引起全國對「最高指示」的重視。毛澤東號召說：「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毛澤東還意味深長地說：「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個《通知》是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除了《通知》之外，會議還決定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集團」進行批判，停止他們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及其他的職務，進行專案審查，調任陶鑄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調葉劍英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調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這些決定不是在中央全會做出的，需要中央全會追認。
緊接著，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5月18日發表的講話，以後被稱為「五·一八」講話。林彪的講話，通篇大講政變，認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就是搞反革命政變的人物。此外，林彪在講話中大肆吹捧毛澤東，其中有一段話，在全國產生過長時間的影響，他說：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們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林彪在講話中，幾乎聲嘶力竭地嚷著：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什麼時候，毛澤東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講話開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個人迷信」活動。
《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在正式發表以前，已不脛而走。作為「階級鬥爭晴雨表」的北京大學，政治神經極為敏感，有些人已經在準備大幹一場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聶元梓等人的情況有所瞭解的康生，派自己的老婆曹軼歐，悄悄地來到北京大學。在曹軼歐的直接授意下，由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校內大飯廳東牆南端，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文筆極為平庸，思想上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表面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透的理解，但它到處充滿了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認為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黨委副書記彭珮雲，連同北京大學黨委、中共北京市委，都在搞修正主義，表示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認為北京大學黨委提出的對文化革命的「積極領導」，是「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修正主義軌道」，實行的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此大字報於5月25日下午貼出之後，北京大學校內一片混亂，最初是在大飯廳周圍，然後擴大到三角地帶，再後是擴大到學生宿舍區，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既有大量支持聶元梓的，也有少量支持陸平的。晚上，黨委書記陸平發表講話，強調聶元梓在社教運動中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希望全校能團結在黨委周圍。還有人透露內部消息，陸平校長說聶元梓是個妖精。消息傳到學生宿舍區，寫過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年幼無知的學生，立即又寫出支持校黨委的大字報，並檢查自己跟錯了聶元梓的立場錯誤。
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文件，確定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立，任命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為組員。康生幾次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進行煽風點火，這就使支持聶元梓的學生又有所增加。
6月1日晚間8點，毛澤東親自批准以新華社消息的名義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了這張大字報，並指示康生第二天見報，說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大字報廣播之後，燕園內立即沸騰起來，師生們幾乎一邊倒向聶元梓，對陸平為首的北大黨委展開了全面進攻。幾天來反反覆覆，折折騰騰，年幼的學子們，今天聽人唆使，去支持聶元梓，明天又聽人唆使，反對聶元梓，到這時總算統一到毛澤東的偉大旗幟之下，全校擰成一股繩，合力對付陸平了。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在農村參加社教的北大師生奉召回校。
2．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大災難
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北大黨組織，「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北大黨組織「就是反黨集團」。從此，「踢開黨委鬧革命」，首先在北大，接著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起來了，從此，中共黨史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專有名詞「假共產黨」，並由此而興起了揪「假黨員」之風。
6月4日，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在《人民日報》發表。新市委宣佈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撤銷陸平、彭珮雲的職務，並派出工作組領導北大「文化大革命」。這在全國又一次引起劇烈震動，產生了廣泛而長時間的影響。只是，誰也沒有料到，派工作組一事後來又遭到毛澤東的強烈譴責。
由於「運動」逐步深入，北京大學實際上從5月底已開始「停課鬧革命」。
大多數參加農村社教的師生於6月初回校。他們回到北大後，看到的燕園已經面目全非了。據哲學系教授張岱年先生說，他一回校，看到在北大東南門旁貼了一個犬標語：「資產階級教授靠邊站!」[《張岱年自傳》第57頁，巴蜀書社1993年。]哲學系的教授自然都是資產階級的，但他們也不是一概而論，被分成兩組，一組是問題嚴重的，馮友蘭、張岱年、洪謙、熊偉、沈履、周先庚、周輔成、黃楠森、朱伯崑、吳天敏等人，沒有問題的有鄭昕、王憲鈞、任華、宗白華、黃子通等，實際上宗白華、黃子通沒過多久也被揪出來，成為有嚴重問題的人。很快在哲學系形成了以馮定、王慶淑為首的所謂「黑幫分子」。他們每天到一院去掃地、拔草，並隨時接受批判。
而在東語系，名教授本來沒有哲學系那麼多，在全國名氣大的是一級教授季羨林，二級教授馬堅、金克木，其他知名者是劉麟瑞、徐祖正、劉振瀛、陳信德。這些學者中首先被揪出來的是陳信德和馬堅先生。
陳信德被懷疑為日本特務，他因此而被抄家，抄家時被抄出一面「太陽旗」，更加證明了陳信德的「特務身份」，陳信德這個日語權威自此在肉體上、精神上遭受了長期的折磨。
馬堅先生被揪斗的起因是由於鄔裕池老師。鄔裕池老師留校任教後於1965年去開羅大學進修阿拉伯語言文學。1966年初，鄔老師用阿拉伯文寫了一封私人信件，給馬堅先生，談他到達開羅以後在大學進修的感受，當然也感謝恩師馬堅先生的辛勤栽培和教育，表示要好好利用寶貴的進修機會，刻苦學習，取得優異的成績，絕不辜負恩師的殷切期望。
在一次阿拉伯語教研室的業務會上，馬堅先生說到他不久前收到鄔裕池從開羅寄來的一封信，是用阿拉伯文寫成的，文字很好，出國後的阿拉伯語水平提高很快，希望教研室的老師們向他學習。作為教研室主任的馬堅先生，在教研室內鼓勵青年教師積極上進，鑽研業務，本是無可厚非的，表現出老一輩學者對青年一代的厚望。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文化大革命」一起，這封信便被當成馬堅先生引導青年只專不紅、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的真實「罪證」。
東語系有人把鄔裕池的信抄成大字報，張貼出來之後，師生們憤怒起來。「文化革命」的目標非常明確，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陸平作為代表已被揪出來，打倒在地了。另一是反動學術權威，東語系的學術權威主要是一、二級教授，但他們誰是反動學術權威，誰是一般學術權威，師生們並不瞭解，這張大字報把鄔裕池老師的信一公佈，師生們的眼睛「亮」了，看清了東語系的反動學術權威原來就是馬堅先生！
馬堅先生作為「革命對像」的身份一旦被確立，便被當做埋藏很深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橫遭批判。北京大學校內各系普遍出現了亂批亂鬥幹部和老教授的現象，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力求對此有所控制，但無濟於事，終於釀成了6月18日四處抓人，亂打亂鬥的「六·一八」事件。在哲學系學生所住的38號樓的東門樓梯台階上，設立了「斗鬼台」，包括馮友蘭先生等在內的一大批學術權威，均在被揪斗之列。一天之內，數十名幹部和教師，被「革命小將」戴上高帽子，臉上塗上墨汁，被罰跪、揪頭髮、撕衣服，被拳打腳踢，強行遊街「示眾」。他們的人格遭到野蠻的污辱。神經衰弱的人，已不堪忍受這種污辱。只有一些修養到「真人」境界的哲學家，如馮友蘭先生，白天挨完了揪鬥，晚上回到家裡，則念開了《莊子·逍遙游》：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據說，馮友蘭先生從《逍遙游》裡悟出：你揪鬥我的人，無非是鯤鵬展翅九萬里，我挨鬥，則是搶榆枋而止的蜩與學鳩，你們鬥我是一種自由，我挨斗也是一種自由。對這種傳說，無須證明是否真實，但事實是，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不達到一種「真人」境界，確實是很難熬過去的。
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對這種非人性的批鬥趕到現場加以制止，但無效。當晚，張承先向全校發表廣播講話，說避開工作組亂批亂鬥的做法，是有害於革命的行動，他把這次事件定性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說這是一場複雜的階級鬥爭，要求同學們擦亮眼睛，不要上壞人的當。
劉少奇代表黨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7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全國仿照執行之後，亂批亂鬥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運動也就不像初期那樣轟轟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