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油：一斤，二十元。[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390頁，三聯書店1995年。]
這是中山大學為陳先生申請的一個月的生活開支。這些物品不僅與一般市民無緣，而且也與普通知識分子無緣。
這樣的局面顯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處在艱難生活環境中的知識分子如果看不到什麼希望，沉淪下去，整個國家和民族便毫無希望了。
從1961年2月份開始，廣東省委書記陶鑄開始對廣東的知識分子狀況進行摸底，到9月底，終於鼓足了勇氣，掀起了精心佈置的第一場知識分子風暴。
1961年9月28日，陶鑄邀請了廣東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參加由廣東省委召開的座談會，赴會的有在粵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各民主黨派知名人士。陶鑄在會上作了一次演講，讓與會的知識分子耳目一新，為之振奮，後來就把此次會稱之為「久旱逢甘露」的會。陶鑄的話今天讀來仍鏗鏘作響：
十二年的時間不算短，知識分子可以說已同我們結成患難之交。幾年來物質條件比較困難，沒有豬肉吃，大家還是積極工作，沒有躺倒不幹。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難之交才算，「疾風知勁草」，「歲寒以後知松柏之後凋」。現在的問題是團結高級知識分子不夠，對他們信任不夠。……現在我們是要把團結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關心。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讀了一點書。……今後對於思想認識問題，只能採取關心、傾談、切磋、誠懇幫助的辦法，要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今後不能採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來解決思想問題。……凡是三年來鬥爭批判錯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廣東省委向你們道歉、認錯。如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哪能談得上新的團結。……同時，我還建議：今後一般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帽子很傷害人。其次，凡屬思想認識問題，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鬥爭會。[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338頁，三聯書店1995年。]
陶鑄算是有足夠的勇氣，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戴上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桂冠——開了先河。聽了陶鑄這發自肺腑、蕩氣迴腸的演講，在座的知識分子有不少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而在這之前，1961年6月30日，聶榮臻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觸及了所謂「紅專運動」在知識界出現的「左」的傾向。此報告直接導致了7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批示報告》，[兩個報告均藏廣東省檔案館，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374頁，三聯書店1995年。]強調了「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十分緊要」的思想。
聶榮臻的報告被看做是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先聲。1962年春節一過，聶榮臻副總理又在廣州於2月16日召集了全國科學家的「科學技術十年規劃會議」。半個月後此會還未結束，3月2日，文化部、中國戲劇家協會等單位又主辦了「全國話劇、歌劇創作座談會」。
在這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和陳毅分別發表了講話。
周恩來的報告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的報告與六年前所作的那場報告沒有多大區別，沒有太多的新意，它重申了「十二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就一般範疇說，把知識分子放在勞動者之中」。但這樣的話由周恩來重說一遍，意味著勇氣與力量，也意味著對知識分子的認識總算回到原來的起點上。[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375頁，三聯書店1995年。]
相比之下，陳毅的報告對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一系列尖銳的問題，都有所涉及，尤其陳毅以他本人特有的知識分子的豪放、坦誠，敢於直言，又妙趣橫生、擲地有聲，使聽眾不能不動容。陳毅的報告處處都有精彩的段落，下面兩段，是最讓人感歎的：
如果對立的形勢現在不改變，那我們共產黨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飯、穿衣什麼都給包下來，包下來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嗎？反動統治階級，還高明一點。科學家、知識分子的吃飯問題他不管，工作他不管，什麼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強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學家、知識分子和平共處。而我們有些同志的搞法打擊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傷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說：「我們跟共產黨走了十二年，共產黨總是不相信我們，還是把我們當成外人看待。」這樣下去怎麼行呢？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經過反覆的考慮，昨天我對科學家們講話時，講得很尖銳。
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我把我講話的大體意思跟他講了一下，他贊成我這個講話。他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們行「脫帽禮」（笑聲）。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驗，尤其是這幾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帶來的考驗——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兩三年不知肉味，還是不抱怨，還是願意跟著我們走，還是對共產黨不喪失信心，這至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十年八年還不能考驗一個人，十年八年十二年還不能鑒別一個人，共產黨也太沒有眼光了！其實，1949年解放的時候，有些人不到台灣，不跑香港，就是不錯的。
另一段是：
科學家、知識分子是很難得的。我們現在需要扶助這些科學家，使他們消了這口氣，使他們出一口氣，鬆一口氣。肯定地給他們一個正確的估計。這裡面也牽涉到我們自己的問題，如果說十二年的改造，一點成績沒有，他們全部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也不能交待。這等於說我們共產黨十二年來的領導是不行的，等於自己宣佈自己破產——共產黨你有什麼本事呀！[陳毅1962年3月6日《在全國話劇、歌劇創作座談會上的報告》。]
這次會上陳毅的報告，不僅文藝界參加話劇、歌劇座談會的人聽了，參加科學家規劃會議的人也聽了。普遍的反映是，陳毅的演講極為坦白透徹，動人甚深，所以反映也熱烈。[《竺可楨日記》，參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377頁，三聯書店1995年。]
廣州會議上周恩來和陳毅兩位國家領導人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講話，像是一陣和煦的春風，吹到了北國，吹到了北大，吹到了知識分子的心坎裡。
知識分子彷彿久旱逢甘露，彷彿在狂風暴雨之後見到了天晴，心裡都感到異常喜悅，感到我們國家前途光明，個個如處春風化雨之中，季羨林自然也如此。
我算是知識分子之一，這種春風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靈魂深處萌動、擴散，讓我感到空前的溫暖。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賓的任務特別繁重，每隔幾天，總要到北大臨湖軒去一趟。當時大廳的牆上掛著一張水墨印的鄭板橋的竹子，上面題著一首詩：
日日紅橋鬥酒卮，
家家桃李艷芳姿。
閉門只是栽蘭竹，
留得春光過四時。
我非常喜歡這最後兩句詩，我有時到早了，外賓還沒有來，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細味詩意，悠然神往，覺得真是春色滿寰字，和風吹萬里。而且這個春光還不是轉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寫作〈春歸燕園〉的前前後後》，《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70—171頁，延邊大學出版杜1996年。]
季羨林確實陶醉在從南國吹來的春風之中。
不僅是季羨林，還有全北大的師生，甚至全國的師生，全國的知識分子，都陶醉在從南國吹來的春風之中。
8．琅琅書聲
北大是全國的縮影。
燕園是北大的縮影。
燕園裡到處是春天。
這個春天不是自然四季意義上的春天。因為這已是1962年5月中旬，自然界的春天已經逝去：燕園花事漸衰，桃花、杏花早已開謝；一度繁花滿枝的榆葉梅，也已經長出了綠油油的葉子。幾天前，開得像一團錦繡似的西府海棠，也已落英繽紛，殘紅遍地了。就連丁香，雖然還在開著，燦爛滿園，香飄十里，但已顯出疲憊的樣子。確實，北京的自然界的春天，本來就短，正像宋代歐陽修《蝶戀花》一詞所說：「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北京自然界的春天就要歸去了。
但是人們心頭的春天卻方在繁榮滋長。這個春天，同在大自然裡的春天一樣，也是萬紫千紅、風光旖旎的。但它卻比大自然裡的春天更美、更可愛、更真實、更持久。鄭板橋有兩句詩：「閉門只是栽蘭竹，留得春光過四時。」我們不栽蘭，不種竹；我們就把春天栽種在心中，它不但能過今年的四時，而且能過明年、後年、不知多少年的四時，它要常駐我們心中，成為永恆的春天了。[《春滿燕園》，《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32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春色滿園》的散文告訴我們，這時候的季羨林心裡高興，被這心中的春天所召喚，信步走出家門，在夜晚中走過校園，校園裡一片寂靜，偶爾有後湖裡的蛙鳴會劃破夜裡的沉寂，季羨林覺得黑暗彷彿凝結了起來，能摸得著，捉得住。
季羨林走著走著，驀地看到遠處有了燈光，是從一些宿舍的窗子裡流出來的。他心裡一楞，他的眼睛，彷彿有了佛經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種神力，透過牆壁，就看了進去。
季羨林首先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師，正在伏案苦讀，彷彿正在寫一篇文章，想把幾十年的研究心得寫下來，以豐富祖國的文化知識寶庫。不，他也可能是在備課，想把第二天要講的東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動、更系統，好讓青年學生獲得更多的營養和滋補。也或許他是在給青年教師看論文，寫出審閱意見，共同切磋琢磨。不管這位教師在幹什麼，反正只見他時而低頭沉思，時而抬頭微笑。對他說來，這時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萬物似乎都不存在了。他心中只有他的工作，他完完全全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了。
季羨林透過夜窗看到的是知識分子心中的春天已經來臨的訊息。
然而這只是栽種在心中的春天的一部分。
早晨，季羨林又走過校園。這時候，只見晨光初露，曉風未起。濃綠的松柏、淡綠的垂柳、大葉的楊樹、小葉的槐樹，成行並列，相映成趣。未名湖裡，綠水滿盈，不見一條波紋，宛如一面明鏡。路上的行人還不算多，但從綠草湖畔、丁香叢中、楊柳樹下、土山高頭，卻傳來一陣陣朗誦外語的聲音。他傾耳細聽：俄語、英語、梵語、阿拉伯語等等，北大三個外文系：西方語言文學系、東方語言文學系、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中的許多外語聲，都依稀可辨。但是，他是只聞其聲，而不見其人。
從這琅琅書聲裡，季羨林聽出那種如饑似渴、迫切吸收知識，學習技巧的熾熱心情。他覺得，這一群看不見蹤影的男女大孩子，彷彿想把知識像清晨的空氣和芬芳的花香那樣，一口氣把它吸下去。
吃過早飯，季羨林走進北大圖書館。在那裡，他又看到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女青年，擠坐在裡邊，低頭在做著數學、物理或化學的習題，全神貫注，鴉雀無聲，青年們完全浸潤在知識的海洋裡。
這就是季羨林在南國吹來的春風裡，看到的燕園，它正是北大的縮影、全國的縮影。他很自然地把夜裡的情景同白天的情景聯繫了起來。
年老的一代是那樣，年輕的一代又是這樣。還能有比這更動人的情景嗎？我心裡充滿了說不出的喜悅。我彷彿看到春天又回到園中：繁花滿枝，一片錦繡。不但已經開過花的桃樹和杏樹又開出了粉紅色的花朵，連根本不開花的榆樹和楊柳也滿樹紅花。未名湖中長出了車輪般的蓮花。正在開花的籐蘿顏色顯得格外鮮艷。丁香也是精神抖擻，一點也不顯得疲憊。總之，是萬紫千紅，春色滿園。[《春色滿園》，《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34—135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這不是他的幻覺，不是他一個人的幻象，而是他心中那個春天的反映。
我相信，住在這個園子裡的絕大多數的教師和同學心中都有這樣一個春天，眼前也都看到這樣一個春天。這個春天是不怕時間的。即使到了金風送爽、霜林染醉的時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瓊瑤的時候，它也會永留心中，永留園內，它是一個永恆的春天。[《春色滿園》，《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3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但是，這一次季羨林沒有言中，他想把春天栽種在心中，把每年的四時，變成一個永恆的春天，這樣的想法是錯了。春天只有三年多的時間，跟著來的，是一場從未有過的狂風暴雨，季羨林也被捲進這場暴風雨之中，而且幾乎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