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桌上擺著牛奶、炒花生米和烤饅頭片，這是季羨林幾十年一貫制形成的飲食習慣。這種習慣，人們都覺得有點像老農。吃完早飯，他喜歡喝點茶，有時也就著茶吃饅頭片。對於茶，他是喜歡喝點好的，龍井是他很喜歡喝的。妻子往往多烤制一些饅頭片，盛在一個布袋子裡，掛在他的工作間裡，什麼時候餓了，就著茶再吃。
就這樣，季羨林結束了在家裡上的早班，這是他一天緊張工作的第一個時段。
5．到外文樓去上上午班
早晨七點十分左右，季羨林已經結束了簡單的早餐。
他走出家門，沿著向西延伸的曲徑，在後湖邊的小路上走著。他匆匆地走過一座用條石搭起的小橋，周圍的景色是那麼美，不時還有湖中浮蓮和小山上野花的香氣送進鼻孔，但他來不及欣賞，身影很快便離開了後湖，走進了燕園西門的一片古典大屋頂的建築群。不用任何猶豫，他走進了東語系辦公場所外文樓。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東語系系主任辦公室就設在外文樓入口處左邊的一間小屋裡。小屋大概不到十平方米，與這樣一座渾然天成的威嚴建築極不相稱。這用不著解釋什麼，系裡房子夠緊張的，系主任有個地方辦公就可以了。
系辦公室裡，助手李錚已在那裡恭候了。李錚從在沙灘北大時，就在系辦公室工作，那時他剛從學校畢業出來，還不到二十歲。季羨林最初看到他的時候，是他在給北大曬圖，他非常勤奮，中午不休息，也在幹活。季羨林便把他要過來，安排在系辦公室了。
李錚一邊向季羨林匯報頭天的信息和有關情況，一邊把一大堆文件、信函和雜誌書刊，交到季羨林手中。李錚在前輩的指導下邊學邊做。他默默奉獻的精神，使季羨林感動不已。
我又要感謝我的助手李錚同志。他來我身邊工作時，只有十幾歲。我們合作四十年了，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齟齬，即使是極其微末的，也沒有過。他工作認真負責，滴水不漏。……我曾在別的地方說過，他對我的幫助，節省了我的精力，等於延長了我的生命。現在我仍然要說這樣一句話。[《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自序》第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系主任的工作沒有什麼規律，系裡的教務、行政方面的事情都需要他過問，教師、學生也不斷有人找他，國內外學者對他提出的詢問和請教，也都需要他親自作答。
他擔任系主任，後來擔任副校長，但一直堅持授課，研究生、本科生的課，他都親授，還要負責指導青年教師。
但是，有時候還有意外的工作在等著他，他也不會拒絕的。
有一年的初秋，正值開學之初，他像往常一樣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處理著各種系務。累了，就到西門一帶走走。一個毛手毛腳的小伙子，一個來報到的新生，看到他。
「老師傅，我把行李放在這裡，請你幫我看一下。我去辦個手續就來。」小伙子看到眼前的這個人白髮，蒼老，衣著陳舊而不整，推斷必定是老工友，用不著協商，就吩咐開了。
老師傅「行，行，行」地答應著，繼續做著他的事。
到開學典禮那一天，小伙子看到這位「老師傅」居然腰板筆直地端坐在主席台上，難道他就是……
是的，他就是系主任季羨林，北京大學副校長，國內外知名的一級教授。小伙子怎麼也想不到，這位北京大學副校長竟是這樣進入自己的視野的。除了激動，還能有什麼呢？
也不光是毛手毛腳的小伙子，找他的人多得是。本校的、外校的，北京的、外地的、國內的、國外的，……不斷地有人闖進他的辦公室，向他請教。他不得不中斷自己手頭的工作，耐心地向請教者解答各種問題。送走來訪者，他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來訪者是那麼多，不知佔去了他多少時間，但他從來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管是熟悉的，還是陌生的。
在忙忙碌碌中，季羨林送走了上午的四個小時。
沿著來時的小路，季羨林走回13公寓，自己在朗潤園的家。
妻子已經做好了午飯，正在等他。老祖、妻子和他坐到飯桌旁。飯菜並不複雜，全是些家常菜。他們吃素的時候居多，也吃點牛羊肉。他的老家臨清和濟南，回民都挺多，不知道是不是受他們影響所致。
有時候，老祖和妻子會給他一個意外。餐桌上會擺上帶有清香的薺菜餛飩。那是老祖拿著一把小鏟，帶一個黑書包，到土山青草叢裡去搜挖出來的薺菜。後來，他摸出了規律，一看到老祖的身影在土山的青草叢裡晃動，季羨林就知道，餐桌上會有瀰漫著清香的薺菜餛飩在等他了，他自然是顧而樂之。
他雖然喜歡吃薺菜餛飩，但自己從來不向老祖和妻子提出什麼飲食方面的要求，他的原則非常簡單，從來不挑食。不管什麼食品，只要合口味，張嘴便吃，什麼膽固醇，什麼高脂肪，統統不在乎。他最看不上那些吃東西左挑右揀，戰戰兢兢，吃雞蛋不吃蛋黃，吃肉不吃內臟的人，越怕，膽固醇反而越高。而自己什麼都吃，膽固醇反而從來沒高過。
要說吃飯一點不提要求，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實，他有時候也會要一個辣椒、一根蔥來佐餐，調調胃口。這沒有什麼奇怪，山東人麼！
至此，一天中的第二個階段又在快樂中結束了。
6．午後的學術和其他活動
午飯後，季羨林沒有午睡的習慣，但他也不是吃完午飯就幹活。他往往是在書房的破籐椅上一坐，小貓咪會跳上去讓他摟著睡覺，而他自己也瞇上眼睛，小憩一會兒。
他本來是利用中午的這點時間喘息一下，調整自己已經工作了幾個小時的緊張的神經，以獲得重新在書海中搏擊的力量。但他太累了，有時候難免會睡著，還會做夢，故鄉的土屋、濟南的大明湖、哥廷根的研究所，都不時入夢。
睜開眼，窗外流射進來的陽光，在地上流成一條光帶，慢慢地移動，在寂靜中，萬念俱息，而他則怡然自得。
然而，這樣靜謐的時間並不會維持很久。老伴來告訴他，已經有人在隔壁房間等他了。這段時間拜訪他的人更多、更雜了，連氣功師、武術師也都來找他。他名聲在外，誰都知道他沒有架子，有求必應。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時間緊，總是不去打擾他或盡量少打擾他，以免佔去他那寶貴的時間。要見他，往往非常自覺地預約，排隊等候。但也有不少楞頭楞腦的人，根本就不管什麼清規戒律，經常擅自闖進來，攪亂他正常的生活秩序。雖然不在計劃之中，但他也盡量讓來訪者滿意而歸。
季羨林這方面的苦衷，外人是絕對不可能知其一二的。
等客人走後，夕陽已經西下。他送客人走下台階，站在窗前的梧桐樹下，目送著客人的背影消失在蜿蜒的後湖邊的幽境裡。這時候，他也繞後湖信步走一走，這不是普通人意義上的散步，他只是利用這點時間再作一次調整，休息休息。
路上偶爾會遇到相識的師生、工友，他都主動地停下來，打打招呼，聊聊天。
他尤其喜歡在樓西土山下的幽徑上走，他願意在原先清代侍衛住的平房前駐駐足，看一個個子不高的老人，蹲在門前臨湖的小花園裡擺弄他種的花。
這是季羨林從搬進13公寓最早熟悉的一個鄰居，他是中國人，姓趙，在北京鋼鐵學院當教授，老伴是個德國人。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這位後來的鄰居也在德國，從那時起，他就認識了他們。沒想到一搬進朗潤園，他們夫婦又成了他最早的鄰居。夫婦倆有一兒一女，但不常在家。他們逢年過節便互相拜訪，感情十分融洽。夫婦倆都喜歡養花，門前有茂密的竹林，竹林外的後湖邊和院東牆外，都辟成了小花園，種上各種花草。老人經常蹲在小花園裡，不是除草栽花，就是澆水施肥。或者也砍幾根竹子，補修補修籬笆牆。季羨林喜歡看他嘴裡叼著半隻雪茄，笑瞇瞇樂在其中的樣子。
小花園裡有常見的花，也有顏色不同的名貴的月季，他還喜歡種外國品種的唐菖蒲。最難得的是他種的一種特大的牽牛花。牽牛花並不名貴，但趙教授種的牽牛，比普通品種的要大一倍，宛如小碗口一般大。因此，每年春天開花時，路過這裡的人都會注意。季羨林當然也不會放過欣賞它的機會。老人告訴他，此花來頭不小，在北京只有梅蘭芳家有，齊白石晚年喜畫牽牛花，臨摹的就是梅府裡種的這種特大牽牛花。
每當欣賞老人種的花時，季羨林心中也樂開了花。
我是頗喜歡一點花的。但是我既少空閒，又無水平。買幾盆名貴的花，總養不了多久，就嗚呼哀哉。因此，為了滿足自己的美感享受，我只能像北京人說的那樣看「蹭」花，現在有這樣神奇的牽牛花，絢麗奪目的月季和唐菖蒲，就擺在眼前，我焉得不「蹭」呢？每天下班或者開會回來，看到老友在侍弄花，我總要停下腳步，聊上幾句，看一看花。花美，地方也美，湖光如鏡，楊柳依依，說不盡的旖旎風光，人在其中，頓覺塵世煩惱，一掃而光，彷彿遺世而獨立了。[《園花寂寞紅》，《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260—261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在緊張的學術研究、各種各樣的應酬之後，能有這麼一點時間，來賞一賞花，顯然成為季羨林每天工作之餘的重要活動，它對於養性怡情，確實是大有裨益的。
季羨林能成為一名長壽老人，養性怡情是一個重要原因。
晚飯之後，一般他不再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在有電視以前，他看看報刊，吸收一點最新的科學與技術，他也喜歡在這個時候隨便翻翻新到手的書，不管是別人贈給他的，還是他新買到的。他「隨便翻翻」的時候，只要有與他的研究或興趣有關的資料，他都隨手抄下來。手頭有什麼紙，就用什麼紙抄，紙張大小不一，中外兼備，連信封、請柬和無用的來信背面，都抄滿了資料，這樣積之既久，由幾張到盈寸，由盈寸到盈尺，由盈尺到盈丈，搜集的資料已經是「等身」，甚至超過「等身」。
有了電視以後，他也看看電視新聞、動物世界，利用電視作為獲取外界信息的手段。
晚上，季羨林不會熬夜，他九點半至十點就會睡下，等待他的是第二天清晨四點鐘的第一輪拚搏。
從楊匡滿採訪季羨林而寫成的這篇《為了下一個早晨》的報告文學，讓我們詳細瞭解了季羨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況。
7．從南國吹來的春風
廣州，是解放後知識分子最先感到春天的地方。當然，這個「春天」不是自然界的春天，而是政治上的春天。
這必須瞭解當時的政治環境。從1957年所謂反右開始，極「左」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有越來越「左」之勢。
1956年，周恩來作過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曾經給知識分子以極大的振奮，他們還陶醉在「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的艱巨任務，每一項工作，愈來愈多地依靠科學、文化和技術，也就是愈來愈多地依靠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參加」[《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的崇高評價之中時，一場反右運動一下子把他們打入了悶葫蘆之中。不知有多少優秀的高中級知識分子，僅僅由於給黨支部成員提了一點善意的意見，便被打成右派，從此再也無法參加科研和教學活動，完全被剝奪了政治上的自由。從整體上來說，1957年以後的知識分子的際遇，遠不如1956年以前了。
在那以後兩年內，拔白旗，反右傾，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同時浮誇風大肆猖獗。關於糧食產量，誇大到驚人的程度，而且還號召大家迎接共產主義的來臨。接著來的是無情的懲罰：三年饑饉。我不願意用「自然災害」這個常用的詞，明明絕大部分是人為的浮誇風造成的災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寫作〈春歸燕園〉的前前後後》，《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170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當時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同全國普通百姓一樣，跌至解放後的最低谷。比如1961年初，廣州市民的生活狀況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給二兩食用油，每人每年發給布票二尺一寸，肉類是基本上沒有供應的，以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對廣東的知識分子深致歉意，說很多人「三年不曾吃過豬肉」，糧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二十市斤左右，且30％要搭配其他雜糧，「火水」（即煤油）每人每月只限量一兩。[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323頁，三聯書店1995年。]
像季羨林的恩師、被稱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時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也不得不經受飢餓的考驗。物價之昂貴已創建國以後的最高記錄。1963年3月18日，中山大學請求廣東省委撥出專款，以便照顧陳先生生活所需開支，報告中所列物品的價格令人咋舌：
陳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費用
雞：四隻，估價三十二元，約一星期送一隻。
雞蛋：五斤，十元，每天二隻。
水果：十五斤，十二元，每十天送一次。
魚：十斤，二十元。
蘑菇：十五斤，十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