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過東語系的人都知道，該系不僅以語種多、師資強、學術空氣濃而馳名海內外，而且也以團結向上、艱苦奮鬥的作風而享譽燕園。這正與東語系長期受季羨林熏陶有關，他的領導作用、垂范作用，無時不在東方學系發揮影響。原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院長、少將卞鐵堅不無深情地說：
這是與系主任季先生的領導作用、垂范作用密不可分的。他不僅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宗師，而且是一位純樸、敦厚、勤懇、謙和的長者。學生們不約而同地稱他為「季先生」，幾乎沒有人稱他「季主任」，這表明他是最標準的「先生」。那一身藍布中山裝，那始終掛著笑容的和善面孔，那深入淺出、如話家常的談吐，那極有規律的簡樸到了極點的生活，那「潤物細無聲」的春雨般的散文，那筆耕不輟、手不釋卷的堅韌品格——這就是這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老先生。[《壯心未與年俱老》，《北京大學校刊》1996年5月4日。]
季羨林作為系主任，精心設計系裡的課程。對梵巴語專業，他更是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指導思想，是把學生培養成印度學的研究人才。只有學好梵文、巴利文，掌握這兩把金鑰匙，才能打開印度古代文化寶庫的大門。而打開寶庫之後，會不會鑒別寶庫裡的收藏品，則要看研究能力。季羨林十分注意培養和激發學生們的研究興趣，鼓勵學生廣泛涉獵文史哲各門基礎課程。
正是由於季羨林，外文樓幾乎成為那些知識探索者的家，成為一個和諧的研究集體。
從整體上來看，教員們的教學熱情空前高漲，解放前的教學簡直不能望其項背。原因很簡單明瞭。人人有一種解放了的新鮮感覺，解放區的天確實是明朗的天，人人想前進，人人思改造。當時政治清明，社會風氣良好。反映到我們教員身上，我們決不想平平穩穩然而卻無聲無息地教下去，而是要改進，特別是在教學法方面表現得更加突出。教學法是教學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當時全國各大學和學院都十分重視教學法。只要哪一個學校有了新的成功的方法，全國各地都必然前往「取經」。南至雲南，北至黑龍江，無遠弗屆。當時又處在「一邊倒」的高潮中，對蘇聯的一切都是崇拜備至的，奉若神明的。在教學法方面也不例外。蘇聯的拉赫曼諾夫教學法，一旦傳來，群起學習，形成了一股熱潮。我們系也決不後人。
各個教研室都認真學習、實踐，一旦自認為嘗試成功，系裡便組織公開課，以擴大影響。外校的同行們也紛至沓來。一陣熱鬧過後，又不知從什麼地方興起了另一種新的教學法，於是又群起學之。最後一直學到「直接教學法」，仍然是大張旗鼓，鑼鼓喧天，全國一片直接教學聲。但最終還是銷聲匿跡，又恢復了平穩。是不是我們這種學習教學法的做法，朝令夕改，翻履無常，干擾了教學的平穩，因而是得不償失或者簡直是瞎胡鬧呢？否，否，我決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這是我們系，我們北大，以及全國從事外語教學的同行們，棄舊圖新，苦心孤詣，千方百計想把教學搞好，培養出國家需要的高質量的外語人才熱情的具體表現。這種敬業愛國的表現，我們永遠不應當忘記。[季羨林：《紀念東方學系建立五十週年》，《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東方文化研究專刊》。]
與教學法相聯繫，東語系也十分注重教材的建設。幾乎每改一次教學法，就必然產生出一批新教材，每一種新教材都凝聚著教師「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的心血。
東語系還強調，教學和科研要齊頭並進，二者密不可分，可以互相促進，互相補充，要想真正提高教學質量，就必須隨時提高科研水平。在季羨林影響之下，教師們在進行教學工作的同時，仍然沒有停止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主要表現在出版的大量學術專著和論文上，最突出的表現是各種詞典，外語漢語詞典、漢語外語詞典，出版的數量多，質量高，很多在中國是前無古人，披荊斬棘，獨闢蹊徑，另立新天的，因而受到國內外有關方面的高度讚揚。
師生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教師上課，都有詳細的大綱和教案，這都要經過教研室事前討論，上課時決不能信口開河胡講亂講。老師們非常關心同學們的學習和生活，經常到學生宿舍去輔導，或者瞭解學習和生活情況。老師備課一直到深夜，夜深人靜之時，老師的屋子裡仍然燈火通明，或者在查閱文獻，或者是在翻看字典，或者在奮筆疾書，或者在批改作業。老師們都知道，要想送給同學一杯水，自己必須先有一桶水，甚至一井水，誰都不願意提著空水桶上課堂。
學生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絕大多數學生都能老師指到哪裡，他們就做到哪裡。他們刻苦學習，認真鑽研。
老師教書不是為了吃飯，更不是為了陞官發財。學生唸書，也不是為了文憑。師生有一個共同的偉大目標。他們既是師生，又是同志，這是幾千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現象。[《師生之間》，《季羨林散文集》第25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東語系確實在正常平穩發展。
但是，同世間的萬事萬物一樣，絕對的正常、平穩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往往都是正常和不正常，平穩和不平穩，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互相交替。東語系也是這樣。
單從系的名稱來說，就出現過幾次反覆。
一開始，正式成立時，系名定為「東方語言文學系」。建國伊始，為了滿足國家的需要，系裡集中力量培養翻譯人才。但是一來二去，誰也不記得到底是從什麼時候起，也沒有校方的正式通知，系名被悄沒聲地改為「東方語言系」，「文學」失蹤了。最初，作為系主任的季羨林和其他老師們，並沒有太介意。他們認為，「名者，實之賓也」。反正系裡的重點是語言，「文學」丟掉，就由它去吧。
但是，過了幾年，系裡培養翻譯的任務已經基本上完成了，而系裡的課程設置，同西方語言文學系、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也都投有任何差別。那麼，為什麼他們的系名裡有「文學」，而自己系卻沒有呢？這時候，季羨林和系裡一些老師便感到有些不平衡，「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於是他們也就開始「鳴」了。
先從系裡鳴起，一直嗚到學校，鳴到了教務長耳朵裡。教務長說：「這不是什麼大事，不必過分看重！」但是，我們系裡都認為這是一件大事。沒有「文學」，好像就低人一等。為了奪回我們失去的「文學」，我們總共用了好幾年的時間，總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又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悄沒聲地，「文學」兩個大字又金光閃閃地出現在我們系的名稱中。我們知足常樂，從此天下太平。[季羨林：《紀念東方學系建立五十週年》，《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東方文化研究專刊》。]
然而，這只是不正常、不平穩的一個小側面，而真正不平穩、不正常的，是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
二、經歷運動
1．從藝術界開始的運動
解放初，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尤其是藝術、電影領域，開始了一場被稱之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重大鬥爭」。
首先遭到批判的是電影《清宮秘史》，本來是藝術問題，卻被說成是任意歪曲歷史事實，美化帝國主義，歌頌保皇黨，誣蔑革命的群眾運動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宣揚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這部影片在全國上映不久，毛澤東就指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劉少奇則針鋒相對地提出，該電影是愛國主義的，陸定一、周揚和胡喬木，都支持劉少奇。而江青則支持毛澤東，幾次在會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解放後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開始。
在1950年底，在周揚、夏衍的支持下，電影《武訓傳》攝制完成，在全國各大城市上映。周揚認為武訓是「為人民服務」的，號召學習「武訓精神」。影片開始影響全國。
1951年初，毛澤東看到了《武訓傳》的反動性，是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當江青向周揚傳達這些意見時，周揚認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什麼了不起。5月20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提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揚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毛澤東還指出：「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他號召「應當展開對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從此，在全國教育界和其他各界，都開展了學習這篇社論和批判《武訓傳》及「武訓精神」的運動。教育部要求把這一運動普及到每個學校每個教育工作者，以肅清「武訓精神」的影響，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亂，以武訓命名的學校，應立即改名。
這之後，是江青組織「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去調查，寫出《武訓歷史調查記》，用「鐵一般的事實」，揭露了武訓這個打著「義學」旗幟，「為地主階級盡忠效勞的大騙子、大流氓、大奴才的醜惡嘴臉」，使對「反動的意識形態的一場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大破了「反動的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大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思想方面為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條件。
但是文藝領域並不是都積極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運動，到1954年2月，胡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三十萬字的意見書，對毛澤東的文藝路線提出了不同意見，被認為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從此，「胡風反革命集團」被揭發和批判，這一事件也就成為嚴重的敵我矛盾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季羨林回憶說：
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作輪下之鬼。[《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發和批判還沒有完結，俞平伯和胡適又被揪了出來。
1954年9月，毛澤東看到《文史哲》上發表的李希凡等人《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十分重視。10月，毛澤東就北京大學教授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問題，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批評《文藝報》壓制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根據這封信，全國文藝界及哲學社會科學界，都開展了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批判，同時展開了對胡適派唯心論的批判，全國各高等院校文科專業的師生均參加到這一批判之中。
從這次批判中，很多人認識到，過去胡適派的思想沒有受到什麼批判，古典文學方面，是胡適派的思想佔了上風。
從此，很多嚴肅的學術問題，往往都和政治運動掛上鉤，而廣大知識分子，必須適應這些運動，逐漸把自己培養成不致被打倒的「運動健將」。
2．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到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在其中提出了如下的著名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