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這樣的心情，季羨林迎來了北大的解放，北京的解放，全中國的解放。此刻，他沉浸在無比的幸福和快樂之中，有一種和普通人一樣翻身了的感覺。
6．東語系得到擴大
然而，高興的事還不止是迎來了解放。還有另一個好消息在等待著季羨林。
東語繫在初創時只有四名教師，加上學生不到十個人。解放前夕，胡適校長批准了馬松亭大阿訇推薦的十幾名學阿文的回族學生入系，東語系開始人丁興旺了一點，但同其他系比起來，仍難免時有「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感覺。
到194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季羨林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信的開頭說：「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季羨林當然記得，一縷懷舊之情驀地縈上了他的心頭。想不到沒過幾天，胡喬木突然來到他住的翠花胡同。
原來胡喬木是受中央領導同志的委託，來徵求季羨林的意見。由於形勢頓變，中國外交和外貿方面人才的需要陡然增加，因此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為了重點培養通曉東方國家語言的人才，想把南京東方語言專科學校、中央大學邊政系的一部分以及邊疆學院的一部分，從南京遷到北京，併入北京大學東語系。聽到中央有這個意圖，季羨林自然很高興，認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本來他覺得幾個書生，空懷報國之心，實無用武之地，現在這樣一個好機會自天而降，又怎能不歡呼雀躍呢？季羨林立即表示同意。
這樣，在1949年暑假之後，東方語言專科學校和中央大學邊政系、邊疆學院各一部分，奉令與北大東語系合併。南京東方語言專科學校的劉麟瑞先生、王世清先生，充實了阿拉伯語專業的教師隊伍。在他們之前，楊有漪已先在北大兼課，教阿語，後來他於1951年正式調來北大，同時來系的還有馬金鵬和陳克禮。中央大學邊政系的郭應德、李森先生，語專的陳玉龍先生等也都來到東語系。陳玉龍被安排在系辦公室，協助季羨林處理系務。郭應德則負責系工會的工作。
新來的教師，因為北大一時沒有宿舍，暫時都住在紅樓的教室裡。有一天，季羨林去看望新來的老師們。他當時穿著一件灰色襯衫，手裡拿著一個黑皮包，面容清瘦，神采奕奕。他對他們說：你們辛苦了，學校非常歡迎你們。他詢問了他們的飲食起居，介紹了北大的校系情況，談了他對研究東方問題的重要性和中國開展東方學研究的看法，並希望將來共同努力，為國家培養出掌握東方語言和研究東方學的有用人才，英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樸素無華，深藏若虛，平易近人，給新來的老師們留下難忘的印象，大家為能在他主持下的東語系工作而感到自豪。[郭應德：《祝賀季羨林先生85歲誕辰，學習先生的治學精神》，《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34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系辦公室也從紅樓搬到沙灘北樓。辦公室的書架上，放著一卷卷季羨林收藏的古今名人字畫，系務人員從中不難看出他興趣之廣泛，寄托之遙深。常來系辦公室的來訪者，幾乎全是學界名人：鄭振鐸先生、向達先生、曹葆華先生、蕭離先生，德籍專家傅吾康教授，也是季羨林的座上客。進辦公室者，都有「入芝蘭之室」的感覺，正像劉禹錫《陋室銘》所說：「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陳玉龍：《學術征途上的智者和強者》，《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31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從此到1952年院系調整之前，東語系教師的人數增加了，學生的人數增加了，語種的數目增加了，成為當時全國惟一的一所培養東方語言人才的最高教學機構。除了按照教育部的計劃每年招收的學生外，還曾一度為地質部和公安部等部門突擊培養人才。北京大學在城內沙灘時期，是東語系發展的頂峰。[季羨林：《紀念東方學系建立五十週年》，《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東方文化專號。]
東語系教師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做出了很多貢獻，有些成績受到毛澤東的讚譽。如1951年1月19日，馬堅教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穆罕默德的寶劍》、3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回民為什麼不吃豬肉？》，還有其他一些文章，為增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瞭解，加強民族合作，貢獻了力量。文章發表後，胡喬木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羨林，一進門就說：「東語繫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回民為什麼不吃豬肉？》等，毛先生很喜歡，請你轉告馬堅先生，毛先生認為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增強了漢回兩族人民的團結。請你向他表示謝意！」[季羨林：《在馬堅教授誕辰9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阿拉伯世界》1996年第3期；《懷念喬木》，《懷舊集》第14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至於東語系為國家培養的大量合格人才，更是彪炳史冊的。這將在以後的章節敘述。
7．第一次出訪
1951年夏天，中國政府準備派出建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訪問團，到印度和緬甸訪問，名為赴印緬文化代表團。胡喬木徵詢季羨林的意見，問他願不願意參加。季羨林想，自己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現在從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所以他很愉快地答應了。
代表團規模極大，團員文理兼備，大都是在某一方面有代表性的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其中頗不乏聲譽卓著的知名人物，丁西林任團長，李一氓、鄭振鐸任副團長，劉白羽任秘書長，團員有陳翰笙、錢偉長、吳作人、常書鴻、張駿祥、周小燕，北大有馮友蘭、季羨林。
因為這個代表團是建國以後派出的最大的中國文化代表團，中央很重視，周恩來作為總理和外交部長親自過問，關心組團工作，親自審查出國展覽的圖片。整個夏天，整個團都在做準備工作。最費事的是圖片展覽，他們需要到處拍照，搜集能反映新中國新氣象的圖片，最後匯總在故宮裡面的一個大殿裡，滿滿的一大屋子，等待周恩來最後批准。團員們每個人幾乎都參加工作，興致很高。他們看什麼東西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輝燦爛的，懷著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既興奮，又愉快，既矯健，又閒逸的、飄飄然的感覺，天天彷彿在雲端裡過日子。這是一個既忙忙碌碌，異常緊張，又非常興奮愉快的夏天。
1951年9月20日，代表團從北京乘火車出發，一路來到廣州，停留了一段時間，主要任務是將所有重要的發言稿都譯為英文。
在廣州的閒暇時間裡，季羨林不放過機會，到此時在嶺南大學工作的陳寅恪先生家裡去拜謁，師生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慇勤招待。還是1948年年底，胡適派專機到北京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其中有陳先生。但陳先生到了南京以後，並沒有跟胡適他們去台灣，而是輾轉去了廣州。到廣州時，陳先生的眼疾日益嚴重，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人，對陳先生禮敬備至，陶鑄和杜國庠還和他成了好朋友。陳毅和陶鑄讓人在先生樓前的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好讓眼神不好的先生作散步之用。一件小事，反映出解放初國家對陳先生尊重之真誠。
當時，廣州剛解放不長的時間，國民黨的飛機不時來騷擾，特務活動也時有所聞。代表團成員出門的時候，總要有懷揣手槍的便衣保安人員跟隨，好暗中加以保護。
在廣州的一切都準備好之後，代表團乘車離開廣州赴香港。過深圳羅湖橋，他們看到的深圳是一個破爛而簡陋的小車站。
到香港之後，他們住在摩星嶺上。季羨林在這裡看到的香港，與1946年回國時住在山下的感覺已不一樣。山下是貧民區，而這裡則別墅林立，街道光潔，空氣新鮮，環境闃靜。山前是一灣明鏡般的海面。海上氣象萬千，隨時變幻。有時海天混茫，有時微波不起。碧琉璃似的海水，有時轉化成珍珠似的白色。到了早晨，旭日東昇，曉暾淡紅，海面上帆影交錯，微波鱗起。極目處是黛螺似的點點青山，季羨林幾疑自己身處世外桃源。[《季羨林選集跋》，《季羨林散文集》第54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從香港，代表團乘輪船來到仰光。船一轉進伊洛瓦底江，就看到遠處的雲靄縹緲中，有一個高塔聳入蔚藍的晴空，閃著耀眼的光。這就是大金塔，仰光的象徵。
在緬甸，代表團住了近三個星期，參觀過大金塔，訪問過仰光大學，參觀過緬甸藝術家的畫廊，拜訪過作家和電影演員。緬甸藝術家們的傑作，給他們以美的享受。
而緬甸的華僑更使代表團成員難忘。在掛滿了中國字招牌的華僑聚居的廣東大街，中國味像在國內一樣濃烈。華僑們有的在這裡住了幾代，有的住了幾十年，對緬甸的建設貢獻了一份力量，又熱愛自己的祖國，用最大的毅力來保留祖國的風俗習慣。只要祖國有人來，他們就熱情招待。
然後，代表團又訪問印度，乘飛機從仰光抵加爾各答，開始了對印度的正式訪問。他們住了六周，幾乎遍訪了印度全國東西南北中的各大城市及佛教聖跡，一直到亞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在印度洋裡游泳。從印度又飛回緬甸，從仰光乘船，於1952年1月10日抵香港。1月24日回到北京。
這次出國訪問，雖然宛如走馬燈一般，但代表團成員們腦海裡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時時有新光景，受到了印度、緬甸人民無法形容的熱情接待。季羨林無比深情地寫道：
我不能忘記，我們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飛魚飛躍。晚上在當空的皓月下，面對浩渺蔚藍的波濤，追懷往事。我不能忘記，我們在印度聞名世界的奇跡泰姬陵上欣賞「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記，我們在亞洲大陸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國代表團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記，我們在佛祖釋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剛座旁留連瞻謁，……我不能忘記，我們在金碧輝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譚般的宮殿裡，共同享受豪華晚餐，自己也彷彿進入了童話世界。我不能忘記，在緬甸茵萊湖上，看緬甸船主獨腳划船。我不能忘記，我們在加爾各答開著電風扇，啃著西瓜，度過新年。我不能忘記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麼說也是說不完的。一想起印緬之行，我腦海裡就成了萬花筒，光怪陸離，五彩繽紛。[《晚節善終大節不虧——悼念馮芝生（友蘭）先生》，《季羨林小品》第345—34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這一次訪問，給季羨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總要不由自主地溫習一遍，時間越久，印象越深刻，歷歷如繪，栩栩如生，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那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始終伴隨著他。
8．院系調整
1952年1月24日，季羨林回到北京。這之後不久，教育界經歷了解放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全國性的行動：院系調整。
院系調整早在1951年11月就開始了試點工作，11月3日到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以華東、華北、中南三個地區為重點，擬定了工學院的調整方案。該方案規定：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改為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南開大學、津沽大學的工學院合併於天津大學，並成立南京工學院等工科院校。1952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為調整方案的公佈發表社論：《積極實現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1952年7月4日至11日，教育部又在北京召開全國農學院院長會議，擬定了農林院校的調整方案的專業設置方案。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方針，開始進行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工作。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馬敘倫的文章《三年來中國人民教育事業的成就》，總結了高校院系調整的試點經驗。到年底，全國3／4的院校進行了調整和專業設置工作。
經過院系調整，高校的性質和任務發生了重大變化，私立大學全部改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強，綜合大學本來是想鞏固和加強，但事實上並未取得好的效果。
調整後的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東北人民大學改為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工學院等院校改為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並新設北京鋼鐵學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其他單科院校。
在這次調整中，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嶺南大學、華南聯合大學各校取消，合併於其他院校。
高等學校教育體制開始全面向蘇聯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