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認還不是一個混人。我極重感情，決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為，我看到眼裡，記在心中。回北平以後，給她寫了一封信，稱她為「老季家的功臣」。聽說，她很高興。見了自己的娘家人，詳細通報。從此，她再也不斜著眼睛看我了，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們全家都尊敬她，熱愛她，「老祖」這一個樸素簡明的稱號，就能代表我們全家人的心。[《寸草心》，《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45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妻子彭德華也不容易，她比季羨林年長四歲，已經到了四十歲。對於季家來說，她真正是做到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她一輩子勤勤懇懇，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幾年不在家。叔公極難侍候，家裡又窮，經濟朝不保夕。這十幾年她到底受過多少苦，季羨林怎麼也搞不清楚了。
妻子天資不是太高，上學又不多，只上過小學，大概能認千八百個字。她從來沒看過任何一部小說，別的書也談不到去看了。她從來沒有給季羨林寫過一封信，在德國這十一年也不例外，她根本拿不起筆來。這樣一個妻子，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但是道德水平是極高的。季羨林對她充滿了感激之情。
為了照顧叔公、嬸母，妻子呆在濟南，一直到叔父去世以後，1962年她才和嬸母、子女一起從濟南搬到北京，與季羨林團聚。
在濟南省親期間，季羨林去看望了山東省立濟南高中的好友許衍梁。他們不是同班，季羨林比許衍梁要高一級或兩級，但卻是同齡人，因為有共同的愛好，他們成了好朋友。1929年，他們在濟南高中上學，都受胡也頻宣傳的革命文藝的影響，受到感染，寫過有關現代文藝的文章。結果，濟南高中的國民黨訓導主任散佈流言，說學校成了「土匪訓練班」，許衍梁成為「土匪」之一。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以後，他們失去了聯繫，這次才有機會再次會面。當時濟南正處在解放戰爭的前沿陣地，實際已經成了一座孤城，國民黨眼看就要崩潰。他們見過幾次面，季羨林就回北京了。
許衍梁後來當過濟南市副市長，在山東省科委主持過工作。20世紀80年代，季羨林回濟南參加比較文學學術討論會，又一次見到了濟南高中的老友：許衍梁、余修、黃離等人。老朋友們都興奮異常，感慨萬端，季羨林很自然地想起了杜甫的一首詩：
人生不相見，
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
共此燈燭光。
可惜這次會面之後不久，余修謝世。1986年，許衍梁也病逝於北京。
4．清苦與快樂
季羨林從濟南探親以後又回到北京，重新過著獨身的清苦生活。
他仍然住在翠花胡同的小院裡，孤寂而清冷。餓了，同人力車伕一起去路邊的小吃攤，坐長條板凳喝豆腐腦；渴了，捅開煤爐子燒上一壺水，泡杯茶喝。從此，他形成一個固定的生活習慣，即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烤饅頭片就炒花生米，花生米是那種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然後佐以一杯濃茶，天天如此，從無單調厭惡之感，而且味感還越來越好。這種習慣，季羨林自己戲稱是他個人的怪癖。[《漢城憶燕園》，《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66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生活雖然清苦，但清苦中自有快樂。季羨林的快樂，得自讀書。這正應了陶淵明《答龐參軍》中的一句話：「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甲全國大學，當時的館長毛子水對季羨林格外開恩，在圖書館裡給了他一間研究室，並允許他從書庫中直接提一部分必要的書，拿回研究室，供他隨時查用和閱讀。他一有閒空，便潛入自己的這間研究室，「躲進小樓成一統」，潛心默讀，坐擁書城。在那樣一個動盪的歲月裡，能有這樣一處足以安身立命的清靜世界，且有書讀，實在令他十分興奮。[《就像人每天必須吃飯一樣》，《光明日報》，1996年7月22日第二版。]
同時，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袁同禮先生，聘請季羨林把北圖有關梵文的藏書檢查一下，看看全不全。他發現，專從東方學而言，北圖的藏書並不多，還不如他自己的私人藏書多。
這樣，對於季羨林來說，自己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就缺乏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他多麼不願意，研究工作確實是無法進行的，只能束之高閣。但他自己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有志於從事科學研究。經過一段徘徊和遲疑，他決定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從此，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他成為一個「雜家」。[季羨林《自傳》，《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第665頁，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而且，在所涉及的諸多領域，都是學有所成，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問世。
這段時間，季羨林還有一件快事，那就是在1947年或1948年，在北京大學孑民堂籌辦了一個印度詩人泰戈爾的畫展。
泰戈爾是印度現代偉大的詩人、作家、哲學家。1913年，他的抒情詩集《吉檀迦利》獲諾貝爾文學獎，其哲學思想也在印度現代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1924年4月，泰戈爾在山東濟南的省議會發表講演，著名文學家王統照為他當翻譯。泰戈爾一把長鬚，神采奕奕，雖已年邁，而聲音宏亮，開頭一句是：「Iknow……。」他當時來華，因為是和平主義者，革命派並不贊成他。但愛好文藝的人震於他的大名，都歡迎他。[臧克家《新潮澎湃正青年》，《臧克家散文》第三集第114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那年，季羨林十三歲，他在濟南也目睹了泰戈爾的丰采，到高中階段，又開始讀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風格寫過一些小詩。到北大以後，開始對他進行研究，寫過一篇《泰戈爾與中國》的長文。[《爐火情·譯者序言》第5—6頁，漓江出版社1995年。]
在辦畫展之前，季羨林就知道大畫家徐悲鴻先生曾在泰戈爾創辦的印度國際大學呆過，且給泰戈爾畫過一幅有名的像，所以他就求助於徐先生。徐先生非常熱心，不僅借畫給他，還親自到北大去指導。偕同徐先生的有夫人廖靜文女士和畫家吳作人。從此，他結識了吳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材魁梧，威儀儼然，不像江南水鄉人物；沉默寡言，然而待人接物卻誠摯而淳樸。他們在無言中成了好朋友。[《壽作人》，《懷舊集》第12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在事業中，季羨林忘記了清苦，忘記了寂寞，享受著快樂。
5．迎接解放
終於到了1948年冬天，年底，人民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北京大學的教授們有一天在沙灘孑民堂裡歡度校慶。城外炮聲隆隆，與會的教授們不無幽默地說，這是為校慶而放的鞭炮。大多數教授們並沒有身處危城的恐慌感，反而是有所期望，有所寄托。這時候，校長胡適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擬了一個名單。胡適校長先期乘飛機在東單的臨時機場倉皇逃走，而名單上的人，只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其餘的都留下了。[《哭馮至先生》，《懷舊集》第125、19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其實，就連胡適先生，走的時候也是有思想鬥爭的。
有一天，季羨林要去校長辦公室見胡適，商談一些問題。正談著，忽然走進來一個人，告訴胡適，昨天夜裡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蔣介石集團逃跑，並說將來讓他仍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在座的人聽到這個消息，都很感興趣，也都想看一看胡適有什麼反應。只見他聽了之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雖然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跑，但是，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決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作為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為胡適說幾句話》，《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205—206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1949年春的一天，人民解放軍終於進了北京城。
那一天，天氣不好，刮著大風。季羨林冒著大風，走出翠花胡同，到距離不太遠的東四牌樓去歡迎解放軍。這些可愛的戰士，季羨林與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但對他們的事跡，卻是非常熟悉的，他不知道從報紙的字裡行間有多少次讀到過他們勝利的消息，因而為他們的勝利而感到無限的振奮，為祖國的前途有了希望而感到鼓舞。現在，他居然親眼看到他們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了北京城，對這些未曾謀面的勇士們，他彷彿是碰到了久別重逢的故人。季羨林跟著群眾鼓掌、喊口號。由於內心激動，不時地熱淚盈眶。劇烈的風沙也似乎被人們的熱情壓下去了，一點也顯不出平常的那種威風來了。
就在這一天的下午，季羨林到西城去看朋友。出了翠花胡同，他走到什剎海的橋上，正巧看到有一個解放軍戰士在那裡站崗。只見這個戰士背著背包，全副武裝，軍帽下一雙濃眉，兩隻炯炯發光的眼睛，更顯出戰士的英俊和瀟灑。他穿著一身厚墩墩的黃色棉軍衣，已經不新了，但洗得乾乾淨淨。看著這位戰士，季羨林的心裡頓時湧上一種非常奇特的、從來也不曾產生過的感覺：
我陡然覺得這個士兵特別可愛，覺得他那一身黃色的棉軍衣特別可愛。它彷彿象徵著解放、安全、穩定。只要穿這樣軍衣的人在這裡一站，各行各業的人就都有了保障，可以安心從事自己的工作，工廠的工人可以安心生產，拖拉機手可以安心耕地，學生可以安心上學，小孩子可以安心在搖籃裡熟睡。只要他在這裡一站，整個北京城、整個新中國就可以穩如泰山，那一群魑魅魍魎就會銷聲匿跡。我左思右想，一時萬感集心，很想走上前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黃色的軍衣。我是多麼愛那黃色的軍衣啊！[《黃色的軍衣》，《季羨林散文集》第26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事實上，季羨林並沒有真的走上前去摸戰士的軍衣，他繼續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又真捨不得離開那個年輕的士兵，一走一回頭，回頭看了又看，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個隱隱約約的黃色的影子。這影子就永遠地鐫刻在他的心頭了！
我是多麼愛那黃色的軍衣啊！這黃色，正如我們國旗的紅色一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顏色。我愛琥珀的黃色，它黃得透明，黃得發亮。我也愛花朵的黃色，它黃得嬌艷，黃得鮮嫩。但是，我卻更愛這軍衣的黃色。它並不透明，也不發亮；它當然更不嬌艷，更不鮮嫩。然而它是樸素的，像真理那樣樸素；它是動人的，像真理那樣動人。[《黃色的軍衣》，《季羨林散文集》第26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從那以後，季羨林一看到這黃的顏色，心裡就思緒萬端，想到許多許多的事。他想到共產黨、毛澤東，想到「七一」建黨、「八一」起義，想到萬里長征路上，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想到艱苦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從那以後，他在北京城，在其他地方，在火車上、電車上、公共汽車上，在一切能看到解放軍的地方，雖然他們並不是在什剎海橋頭碰到的那一位，但是同樣覺得他們個個可愛。在電車或公共汽車上，他還願意同他們擠在一起。三九嚴冬的時候，朔風凜冽，他們站在自己身邊，就覺得溫暖。汽車顛簸，他們站在自己身邊，就覺得有了依靠。有時候，他甚至故意去摸一摸，或者碰一碰他們那黃色的軍衣，心裡一時間會感到無限的幸福與愉快。
開國大典的那一天，東語系師生一齊隨北京大學隊伍，在三座門前和全國億萬人民一起，共同聆聽禮炮齊鳴，目睹那一偉大的歷史鏡頭，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而歡呼。
此後，每年「五一」和「十一」兩次遊行，季羨林有時候與師生一起，載歌載舞，共慶節日；有時候，他有幸站在天安門前觀禮台上，眼前站著的是解放軍官兵的代表。金水橋後邊觀禮台上的，是將軍們，制服一片亮藍色。在金水橋前邊台上的是普通官兵，制服一片草黃色。在這樣的時候，天安門廣場正萬紫千紅，五彩繽紛，萬頭攢動，一片花海。而在這花海之中，這一片淳樸的亮藍和草黃，不但沒有相形見絀，被絢爛的花海壓住，反而更為引入注目，給整個花海、整個廣場，增添了色彩和光輝，使天安門廣場顯得更美、更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