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小，在風平浪靜的時候還勉強可以，但偏偏在開了船離開西貢到達海上的第二天，遇上了大風，正所謂屋漏偏遇連陰雨了。海上的一場搏鬥開始了。季羨林對當時的場面描繪道：
我們這一條小船被吹得像海上的浮萍，隨浪上下，一會兒彷彿吹上了三十三天，一會兒又彷彿吹下了十八層地獄。但見巨浪滔天，狂風怒吼，波濤裡面真如有魚龍水怪翻騰滾動，瞬息萬變，彷彿孫大聖正用那一根定海針攪動龍宮，以致全海抖動。我本來就有暈船的毛病，現在更是嘔吐不止，不但不能吃東西，而且胃裡原有的那一點儲備，也完完全全吐了出來，最後吐出來的只是綠顏色的水。我在艙裡呆不住了，因為隨時都要吐，我乾脆走到甲板上，把腦袋放在船舷上，全身躺在那裡，吐起來方便，此時我神志還比較清楚，但見船上的桅桿上下擺動，有九十度的幅度。海水當然打上了甲板，但我顧不得那樣多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半閉著眼，躺著不動。這場風暴延續了兩天。船長說，有一夜，輪船開足了馬力，破浪前進，但是一整夜，寸步未動，馬力摧進一步，暴風打退一步。二者相抵，等於原地踏步了。[《留德十年》第163—164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兩天多的風暴終於過去，季羨林已經是兩天滴水未進了。船上為乘客特意熬好了雞肉粥，季羨林喝了一碗，覺得是生平喝過的最香最美的一碗粥，燕窩魚翅難比其美，仙藥醍醐庶幾近之。船外，晴空萬里，麗日中天，海平如鏡，水波不興。飛魚在水面上飛馳，像飛鳥一樣。遠處望去，一片混混茫茫，不見島嶼，更不見陸地。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季羨林心胸頓覺極為開闊，簡直想手舞足蹈了。
1946年4月25日，中華號客輪駛抵香港。
20世紀40年代中葉的香港，與今天的香港相比，惟一相同之處是地少人多，街上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而不同之處，則是那時的香港沒有一點文化氣息，到處都是土裡土氣。等住進小客棧，這一印象就更為深刻了。
香港負責接待中國留學生的，是南京政府派駐的特派員公署，這個機構相當於駐其他國家的大使或公使。外交特派員叫郭德華，他派人到碼頭迎接他們，把他們送到一家客棧裡。
這家客棧很小，設備極為簡陋，一間像樣的房間也沒有，同內地的雞毛小店相差無幾。中國留學生被安排在兩間極小的房間裡，條件極差，不光擁擠，周圍環境也極差。門外就是一個長筒子房間，類似於一個大廳，約有二三十平方米，搭滿了地鋪，住著二三十個房客，擠擠搡搡。這些房客的素質極低，有的像是小商販，有的是失業者。他們中有的人根本不講什麼禮貌，也不講任何社會公德，大聲喧嘩，隨處吐痰，劣質香煙把大廳弄得烏煙瘴氣。這還不算，還有人身上竟長著瘡，像是梅毒一類的性病。
看到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情況，住在這樣一個地方，季羨林並沒有抱怨。到上海的船期不知何時才到，他們只能在這裡暫住了。
有了住處，季羨林便可以放心地玩幾天了。
季羨林住的客棧，是在山下。周圍的街道極窄，街旁的招牌和霓虹燈，五光十色，琳琅滿目，商店櫥窗裡陳列的貨品，堆積如山。到處都有飯館，廣東烤肉、香腸，掛滿窗口，強烈地刺激著人的食慾。留著長頭髮，穿著喇叭褲的男女青年，挺胸昂首，匆匆忙忙地來往於穿梭般的人流中間，而頭頂上那些鴿子窩似的房子中，喧鬧聲極大，打麻將洗牌的聲音，比比皆是，隨處都可以聽到。
這樣一個香港，在白天幾乎沒有什麼可看的。
香港是個山城，到了夜晚，只見遠遠近近，萬燈齊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圓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斗，並輝爭光，鬥奇競艷，比白天有趣多了。
到香港不是來玩的，而是取道回國。季羨林他們去找外交特派員郭德華，商談去上海事宜。因為船期難定，要靠特派員大力支持才行。
郭德華有一間寬敞明亮的大辦公室，郭德華就坐在巨大的辦公桌後面，威儀儼然，戴著一副玳瑁框的眼鏡，留著小鬍子，面團團如富家翁，擺著臭架子。見季羨林他們來，連站也不站。
看到他這個樣子，季羨林他們心裡全明白了，他們決定給他一點顏色看。他失禮不站起來，他們也不在他指定的椅子上就坐，而是一屁股坐到他的辦公桌上，見來者不善，他立刻站了起來，臉上有了笑容，船的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拿到了去上海的船票。
四、回歸祖國
1．船到上海
1946年5月13日，季羨林一行登上開往上海的船，走上了回歸祖國的最後歷程。
輪船很小，與在西貢上的中華號相差無幾。設備簡陋自不用說了，乘客卻比中華號上的多得多。幾百名旅客擠在一艘不到一千噸載重量的小船上，擁擠程度可以想見。其他客輪，統艙是最低級的，而這艘船，比統艙還要低一級的甲板上，也到處是人，每個人只有可憐的容身之處。船上到處都是亂放的行李，有的行李裡散發著惡臭的鹹魚味，令人作嘔。
船上因為容身之地大成問題，於是演出了奇怪的一幕：花錢買地盤。有一些霸道的人，預先搶佔了地盤，有些過於擁擠的人就出錢買地盤，為了爭價錢，討價還價之聲，爭吵喧鬧之聲，洋洋乎盈耳，往往爭半天才能成交。
統艙裡有很多人在抽煙，煙霧迷迷騰騰的。煙霧中，人們吵吵嚷嚷，喧聲高漲，連小輪船破浪前進激起的海浪聲，都被淹沒了。
相形之下，季羨林他們幾個留學生住在頭等艙裡，條件要好多了，就是住在二等艙，也算是不錯的。外面髒亂，把自己關在艙位裡，還能保持相對的清潔和安靜。但是，老關在艙內，空氣也並不清新，因此也需要到甲板上去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頭等艙離甲板很近，只有幾步路的距離。可走這幾步路，竟是想不到的艱難。人叢擠得像沙丁魚，連點空隙都找不到。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條路，絕非易事。好不容易走到外面甲板上，忽然發現一位女留學生也在橫躺豎臥的人群中。她可能是比利時人，也可能是法國人，是和季羨林他們一起在香港登上這艘船的。看到她，真讓季羨林大吃一驚：
只見她此時緊閉雙眼，躺在那裡，不吃不喝，不轉不動。有人跨過她的身軀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臉上，她仍然似乎不知不覺。連眉毛都不眨一眨。她是睡著了呢？抑或是醒著呢？我不得而知。她就這樣一連躺了幾天，一直躺到上海。我真是吃驚不小。我知道，她是學數學的，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她的表情來看，我總疑心，她當過修女。不管怎樣，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則她在船上的這番功夫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的。[《留德十年》第167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目睹此情此景，季羨林心裡浮想聯翩。
他首先想到了祖國。十一年前，他懷著一腔熱情，毅然決然出國，究其原因，一是為了救國，二是為了鍍金。原定留學期為兩年，戰爭阻隔，變成了十一年。戰爭中的那種飢腸轆轆，那種時時面臨死神的威脅，那種沒有親人信息難熬的孤獨，無時不折磨著他。最後總算遭萬劫而倖免，棄九死而獲一生。現在，這十一年的異域流離生活就要結束了，一幕一幕經歷過的事卻又展現在眼前，對這一切心靈感情上受到的磨難，他是多麼希望能向祖國母親傾訴一番呀！他感到，祖國就在眼前了，傾訴的時間來到了，可一時該從哪裡說起呢？
季羨林是一個極富感情的人，他不能像那位女留學生那樣，做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躺在那裡一動不動，只想自己心中的上帝。他不能。此時，他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滾的波濤，心裡面翻滾得比大海還要厲害，心裡的矛盾無法排解。他真實地記錄下自己見到祖國時的複雜心情：
我在歐洲時曾幾次幻想，當我見到祖國母親時，我一定跪下來吻她，撫摩她，讓熱淚流個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難，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陰影。在西貢時，我就斷斷續續從愛國的華僑口中聽了一些關於南京政府的情況。到了香港以後，聽的就更具體、更細緻了。在抗戰勝利以後，政府中的一些大員、中員和小員，靠裙帶，靠後台，靠關係，靠交情，靠拉攏，靠賄賂，乘上飛機，滿天飛著，到全國各地去「劫收」。他們「劫收」房子，「劫收」地產，「劫收」美元，「劫收」黃金，「劫收」物資，「劫收」倉庫，連小老婆姨太大也一併「劫收」，鬧得烏煙瘴氣，民怨沸騰。其骯髒程度，遠非《官場現形記》所能比擬。所謂「祖國」，本來含有兩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遠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應該愛的。但是這樣的人，我能愛嗎？我能對這樣一批人傾訴什麼呢？俗語說：「孩兒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貧。」我的娘一點也不醜。可是這一群「劫收」人員，你能說他們不醜嗎？你能不嫌他們嗎？[《留德十年》第168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就這樣，懷著複雜的心情，不知不覺地就來到了上海。
這是1946年5月19日了。從1945年10月6日離開哥廷根，到抵達上海，用去了將近八個月。用今天的航空工具只需走八個小時的路，二戰期間竟用了八個月！路上的艱難自不用說了，光是心中那種牽腸掛肚的焦慮，也足以將人折磨得夠嗆的。
進了上海，季羨林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上海，這真是中國地方了。自己去國十一年，以前自己還想像再見祖國時的心情。現在真正地見了，但覺得異常陌生，一點溫熱的感覺都沒有。難道是自己變了麼？還是祖國變了呢？[《留德十年》第168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2．轉赴南京
偌大一個上海，季羨林卻無親無故，竟無立錐之地。
而當時正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他又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他終於設法和家中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而經濟的拮据使他在上海住不起旅館。
下了船之後，一同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四散而走。季羨林沒有落腳之處，又回不了家，他忽然想起了在南京的老同學李長之。何不到南京去找李長之暫住呢？
李長之本是濟南人，是季羨林惟一的一個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四連貫」的同學，私交很好，有深厚的友誼。他當時正在南京國立編譯館工作。
李長之1936年清華畢業後，先留校任教，後調到重慶中央大學任教，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開始寫《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1945年春天，他身患肺病，不得不離開工作七年的中央大學，擔任重慶北碚編譯館編審。1946年，他又到南京國立編譯館，任代理圖書館主任，在這裡完成了《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但南京不是他怎麼喜歡的地方，只是在寫作時面對著的雞鳴寺和玄武湖上的風光，讓他有戀戀之情。到1946年10月，在季羨林到北京之後不久，李長之也到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了副教授。李長之著述頗豐，到1956年已出版著作三十多種，論文一百多萬字，可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從此被剝奪了創作與出版著作的權力，1978年僅68歲時死於中毒性肺炎。
季羨林從上海到了南京。當時，抗戰勝利不久，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在全國滿天飛，搜刮金銀財寶，興高采烈。季羨林一介窮書生，正處於「無條無理」的階段，到南京仍住不起旅館，只好借住在李長之的辦公室內。
李長之從重慶中央大學來到南京，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不久轉到國立編譯館。從來到離開，在南京前後不到一年。
李長之他們白天要在辦公室辦公，季羨林無處容身，只得出去遊蕩。
國立編譯館就在風景勝地台城下面，季羨林出去遊蕩最近也最好的處所，自然也就是台城了。什麼雞鳴寺、胭脂井，他幾乎天天都到。他這樣天天遊蕩，夢想著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來，有一間房子，有一張書桌，別的奢望，一點也沒有。雖然山光水色，風景怡人，但是他並沒有多少閒情逸致。他自己覺得，自己的處境頗像舊戲中的秦瓊，心裡琢磨的是怎樣賣掉黃驃馬，用自己學到的知識謀得一個安身立命之地。
看著台城上面鬱鬱蔥蔥的古柳，季羨林心頭不由地湧出了唐代韋莊的一首《金陵圖》：
江雨霏霏江草齊
六朝如夢烏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
依舊煙籠十里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