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莊的這首懷古詩，借六朝興亡來抒發人世的哀愁和淒惋，六朝古都的繁華已如夢般飛逝而去，只剩下一些鳥兒空自在舊地上哀啼。最無情的是那台城的古柳，對六朝興亡竟全無感觸，依然如舊日輕煙，霧濛濛地籠罩著十里長堤。
但是，季羨林想到的是，從六朝到現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過去了。古柳依然是蔥蘢繁茂，改朝換代並沒有影響了它們的情緒。今天，他站在古柳面前，一點也沒有覺得它們「無情」，反而覺得它們有情得很。南京本是火爐，是夏天裡人們都想避開的地方，而季羨林卻不得不天天在六月的炎陽之下，奔波遊蕩，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濃蔭之下，才能獲得片刻的清涼，讓他能夠坐下來小憩一會兒。他難道不該感謝這些古柳，反而去說三道四嗎？[《回憶梁實秋先生》，《懷舊集》第77—7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李長之告訴季羨林，梁實秋先生全家從重慶復員，也回到南京了，並且就在李長之工作的國立編譯館工作。
季羨林聽到這一消息，簡直是喜出望外。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不少梁先生的文章，雖然並不認識梁先生，但很欣賞他的文才，對他懷有崇敬的心情。他比季羨林大十幾歲，季羨林把他當做自己的老師一輩。沒想到在南京有機會能見到梁先生。
經過李長之的介紹，季羨林認識了粱實秋先生。一見面，季羨林對他的人品和談吐立刻就產生了傾慕之心。沒有任何繁文縟節，倆人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梁實秋先生在南京的一家大飯店裡宴請季羨林。那天，他們一邊吃著十分精美的飯菜，一邊進行著十分愉快的交談。當時，梁先生的夫人和三個孩子文茜、文薔、文騏也都在場。
這一次和梁先生晤面，對於他的為人毫無架子，像季羨林和李長之這樣的年輕人，竟也平等對待，態度真誠和藹，令人難忘。季羨林感到，這種作風，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總算是難能可貴。
後來梁先生去了台灣，他的愛國之心，學術文章，功在人民，海峽兩岸是有目共睹的，誰也不會有什麼異辭。直到梁先生去世之前，他還老是惦念著季羨林，讓女兒文茜和文薔專門去看望。季羨林知道他還沒有忘記自己，心裡非常感動。
就在南京李長之辦公室暫住的日子裡，季羨林到俞大維官邸謁見了恩師陳寅恪先生。
季羨林在離開德國以前，就聽說恩師陳寅恪先生在英國醫治眼疾。他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自己在德國十年來的學習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寄呈給他。季羨林當時很快就收到先生的覆信，告知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即將回國。陳寅恪還在信中說，他想向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季羨林去北大任教。看了那封信，季羨林真是喜出望外，有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不引以為榮呢？所以，季羨林又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一聽到陳寅恪先生就在南京，季羨林趕快趕到俞大維的官邸。陳先生寄住於此。見了面，陳先生特別高興，他們暢談了闊別十多年以來各自的詳細情況。臨告別之時，陳先生又特別叮囑季羨林，一定要去雞鳴寺下的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並特別囑咐，要帶上用德文寫成的幾篇論文。季羨林由衷地感到先生對自己的愛護之深和用心之細。
3．結識臧克家
在李長之南京的家裡，季羨林結識了臧克家，從此一生定交，友誼保持到如今。
說到臧克家，季羨林在上世紀30年代就與他有過一次小小的文案。
原來，臧克家在上世紀30年代曾出版過一部《烙印》的詩集，其中收有《烙印》、《罪惡的黑手》等二十六首詩，寫洋車伕、販魚郎、老哥哥等可憐的黑暗角落裡的人群，這些詩作被老捨先生稱為「石山旁的勁竹」，真心地「希望它變株大松」。[臧克家：《烙印再版後志》，《臧克家散文》第3集第258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而季羨林卻認為詩中對洋車伕的真實狀況並不理解，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並不是從勞動人民的立場去理解。因此，他就寫過一篇評論發表出去，對《烙印》有些微辭。
沒想到在李長之家裡見到這位山東老鄉，卻有一見如故之感，談得很投機、融洽。
本來季羨林與李長之是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四連貫的同學，但李長之又與臧克家有同學關係，這層關係多不為人所知。
臧克家是山東諸城人，私塾、小學都是在諸城上的。1923年暑假，臧克家和同學乘膠濟路火車去濟南投考省立第一中學。一中為各地來省會投考的學生辦了個暑期補習班，臧克家參加了。同班參加補習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就有個李長植，後來改名為長之，成為文學名家。但到考試時，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在先，臧克家去報考，結果被錄取。八百名考生中，錄取四十個，臧克家名列第十九。而李長之則考入正誼中學。
第一師範校址在都司衙門，後來成為濼源書院，前師三年，後師三年。臧克家只讀完了前師三年，1926年去武漢，進了國民政府辦的中央軍事學校，這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繼續，但他只呆到1927年8月，便回到老家。
1929年，國立青島大學（後改名山東大學）補習班招生，但需要大學預科的高中畢業的學歷，臧克家本來沒有資格報考，但他的族叔臧瑗把中國大學的預科畢業文憑借給他，使他進了學校大門。1930年暑假，他重新考入這所大學，成為正式學生。在入學考試中，數學得了零分。國文考試有兩道作文題，一是《你為什麼投考青島大學？》，一是《雜感》。他兩題都作了。在《雜感》中寫下三句話：
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做幻光，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悲憤滿懷苦吟詩》，《臧克家散文》第3集第145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
結果被聞一多先生意外地給了個98分。1934年大學畢業，臧克家又到季羨林的老家臨清中學（當時稱山東省立第十一中學，現為臨清一中）教中學，這又與季羨林多了一層關係。
來南京以前，臧克家在重慶歌樂山呆了三年，1946年6月，夫人鄭曼從機關中央衛生實驗院「復員」到南京去，他作為眷屬同行。
由於有這樣一個機會，季羨林才得以結識臧克家。他聽說季羨林將去北京大學任教，並就任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很為季羨林高興。他們同在異鄉，吃著故鄉風味的飯食，一起去玄武湖上盪舟。
1946年7月下旬，臧克家隻身來到上海，投奔到山東同鄉張亮忱家，作一名不速之客。張亮忱是季羨林的臨清老鄉，是著名的為抗戰而犧牲的愛國將領張自忠的弟弟。因為在重慶時同住在歌樂山，為籌備張自忠的紀念活動而認識，張亮忱把臧克家介紹給陳流沙，得以在《僑聲報》負責副刊工作。
於是，臧克家便搬進上海北四川路東寶興路138號《僑聲報》報館宿舍。這個宿舍是接收來的一座日本式小樓，樓上是拐尺形的一排房子，每人斗室一間。臧克家住在東頭末尾一間，室內一桌一椅，睡「榻榻米」，入室脫鞋，客人來訪，便席地而坐。臧克家任職的《僑聲報》是辦給華僑看的一份民間報紙，銷路只有幾千份。他編的副刊是文藝版，每週一次，題名為《星河》。另外每月再出一期詩歌專頁，題名為《學詩》。郭沫若、茅盾、巴金、葉聖陶、馮雪峰等著名作家都是副刊的撰稿人。
季羨林在南京住了一段之後，還是無法回濟南去看望叔父和嬸母。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從上海乘輪船到秦皇島，再從那裡坐火車到北京。
這樣，季羨林來到上海，投奔到臧克家的報館宿舍，就住在他的「榻榻米」床上。季羨林的隨身行李是六個書箱子，一個挨一個，把他的這間小屋擠得更小了。他們倆有時促膝談心，有時抵足而眠，親如兄弟。有時候，陳流沙也湊過去，三個人高談闊論。
沒過多久，鄭曼在南京接到臧克家的信，讓她辭掉工作趕快去上海團聚，以便互相照顧。臧克家夫人鄭曼，也就認識了季羨林。她回憶說：
我一到上海東寶興路138號《僑聲報》宿舍，就見到一位身材頎長、面容清瘦、不苟言笑而又平易近人的中年人。克家向我介紹：「這是我在南京李長之處認識的山東老鄉季羨林，剛從德國留學回來，要去北京大學任教，我們一見如故，他到上海，就和我住在一起。」這是一座日本式小樓，一家一間小房子，鋪的是榻榻米，沒有任何傢俱。季先生不嫌棄我們窮困，他們就席地而坐，抵足而眠。他衣衫樸素，帶的一箱箱行李全是書。在他身上，沒有一點兒我見過的那些洋博士、洋專家的派頭，有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而且，認識季先生越久，在他身上發現的這種美德越多，印象也越深刻，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鄭曼：《我崇敬的羨林先生》，《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羨林》第22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當時，鄭振鐸先生也在上海，季羨林便和臧克家、王辛笛諸友去看過幾次。
有一次，鄭振鐸先生請季羨林他們吃飯。鄭先生的老母親不顧高齡，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幾個同去的人，自然都非常感動，季羨林更是至今難以忘懷。
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獗，鄭先生追求進步，自然成了反動勢力的對立面。他主編了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更成了反動派的眼中釘，被列入黑名單，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當鄭振鐸先生與季羨林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出季羨林的意外。因為鄭先生給季羨林的印象，一直是可愛可親，和和藹藹，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沒想到，談及此事時，鄭先生的臉竟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沖沖，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和輕蔑。季羨林這才認識到鄭先生的另一面：嫉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對友與對敵，是兩種態度。季羨林總算比較完整地認識鄭振鐸先生了。
就在上海，季羨林告訴鄭先生，他已受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鄭先生聽後，喜形於色，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表現出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稍後，鄭先生又在自己主編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辭》中寫道：
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裡，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的做研究工作者們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季羨林小品》第11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對於鄭振鐸先生對於後學溢於言表的熱愛和鼓勵之情，使季羨林非常感奮。
此外，在上海時，季羨林還和臧克家到狄斯威路的一座花園洋房裡去拜訪郭沫若，可惜沒見到。而葉聖陶的家就住在距臧克家住處咫尺的大街上，季羨林很順利地拜訪了葉老。
有一天，季羨林忽然聽到傳聞，國民黨警察在南京下關車站蠻橫地毒打了進京請願的進步人士，其中有一個叫曹聯亞（靖華）。從此，曹靖華的名字又深深地印在季羨林的記憶中，後來在北京大學工作時，他們又成了同事。
4．到達北京
暑假即將過去，北京大學就要開學。但當時戰爭仍在激烈進行，鐵路交通繼續中斷，津浦路早已不通。
最後，季羨林聽說只有從上海坐船到秦皇島再轉乘火車才能到北京。因為從秦皇島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這樣，季羨林告別了上海的師友，登上了開往秦皇島的輪船。
1946年深秋，季羨林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終於來到了暌別十二年之久的北京。
北京的深秋寂冷，落葉滿街，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季羨林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他寫道：
此時的局勢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元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彷彿得到了安全感。[《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4期。]
帶著這樣的印象，季羨林到達當時稱為北平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