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畢竟是個小國，國土面積不大。從邊境登上火車，一邊欣賞著湖光山色，一邊閒聊著，不知不覺地就到了首都伯爾尼。
路途中，還有一個小插曲。季羨林因為在德國時挨餓挨怕了，所以在離開哥廷根時，帶了幾塊黑麵包，以備路上不時之需。然而在德國境內時，有美國人和法國人接待，麵包並沒有用上，而到了瑞士，黑麵包的歷史使命便徹底完成，再也無用武之地了。於是，季羨林想用中國的辦法，從車窗裡把麵包扔出去，讓瑞士的螞蟻去會餐。但鐵軌兩邊竟然看不到一個有點垃圾，或者有點不潔淨的地方，以便為黑麵包尋一個歸宿之地。他找呀，看呀，看呀，找呀，從瑞士邊境，一直到伯爾尼，卻始終沒找到一片哪怕是有一點垃圾或有點紙片的地方。不得已，他只得手裡攥著那塊黑麵包，下了火車。
季羨林的初中老同學張天麟和牛西園夫婦，帶著他們的小兒子張文，還有使館裡的幾個人，前來車站迎接他們一行。他們到張天麟家裡，略微休息了一會兒，就趕到中國駐瑞士公使館去報到。時間是1945年10月9日。
公使館政務參贊王家鴻，負責接待季羨林他們。王家鴻是留德博士出身。和德國來的留學生談話也比較融洽、投機。這位博士把10月份國民黨政府的救濟費發給他們，還與他們談了一些國內的情況。談話中，季羨林發現，在他身上有一種和哥廷根姓張的那位留學生一樣的「藍衣社」氣味。瑞士公使館已經接到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指令，讓他們竭盡全力，救濟因二戰而淪落或滯留在歐洲的留學生。司馬昭之心，季羨林心裡自然清楚。但是，使館為了省錢，讓他們到伯爾尼西南不遠的一個小城去，住天主教開設的一家公寓。他們覺得能有個地方住，也就心滿意足了，所以也都沒有異議。
在使館沒停留多久，季羨林一行在當天晚上，乘車來到小城弗裡堡。
沒想到，在這裡從1945年10月9日，一住就住到1946年2月2日，將近四個月。
在這裡，季羨林結交了不少新的學者朋友，而且還同公使開展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鬥爭。
3．弗裡堡的外國新朋友
弗裡堡是一個離伯爾尼只有幾十公里的小城，人口只有幾萬人。瑞士本是個山國，小城也是個山城，城裡還算平坦，四周就都是山了。有的橋就修在兩個懸崖之間，往往是用鐵索橋把兩個懸崖連接起來，汽車和行人都從上面通過。行人在鐵索橋上走動，橋就搖搖晃晃的，汽車過橋時，全橋都震動起來，簡直有地動山搖之勢。在橋上走時，往下看心驚膽顫，有如從飛機上往下看的感覺，令人頭昏目眩。
季羨林和張維等人被安排在天主教辦的聖·朱斯坦公寓裡。在他們來這裡之前，已有四個中國留學生住在裡邊了，其中有一個已經當了天主教神甫，其他還有信天主教的。這幾個人到車站，把季羨林他們接進了公寓。
本來以為在這裡臨時住幾天就走的，沒想到在公寓一住又是幾個月，當了幾個月天主教公寓的「寓公」。
公寓裡的人員和整個瑞士一樣，表現出多語言、多民族的現象。老闆是講法語的沙裡愛神甫，而管理員則是講德語的奧地利神甫。管理員個子高高的，說話挺幽默。一見面，就對季羨林說：「年幼長身體的時候，偶一不小心，忘記了停止長，所以就長得這麼高。」
住在這樣一個天主教辦的公寓裡，生活往往帶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每餐飯前，必要祈禱。季羨林不是教徒，但也只能肅立在旁，看著教徒們站在餐桌前，口中唸唸有詞地祈禱上帝普降之福。等他們祈禱完，這才能坐下來狼吞虎嚥，大嚼一頓。
在這裡，季羨林對天主教有了一些瞭解。神甫有很大的個人自由，除了明令不允許結婚外，其他人間的飲食娛樂，都可以盡情享受。許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釀造出上好的葡萄酒，神甫們可以隨便喝。但對修女的要求，則相當嚴格，頗多限制，行動沒有那麼自由，禁慾主義是她們必須嚴格奉行的。
季羨林到弗裡堡的第二天，是10月10日。他們應邀返回伯爾尼，參加晚上在使館舉行的所謂雙十節宴會。來自歐洲許多國家的留學生都到了，濟濟一堂，大有「八方風雨會中州」之勢。宴會上精美的飯菜多得很，但在飢餓地獄裡呆久了已經失掉飽的感覺，人們說餓久的人，不能暴吃，否則會撐死的。季羨林只得隨時警惕，不敢暢所欲吃。
這之後，他們就大部分時間住在弗裡堡，只是與使館交涉時，才去伯爾尼。
弗裡堡有一座頗為知名的天主教大學，是1889年建成的，成為瑞士天主教的中心。舊市區保留了許多中世紀的外貌，哥特式房屋、防禦土牆和塔樓、城門，比比皆是，沙裡愛神甫頗得梵蒂岡教廷的信任，沒過多久，被任命為瑞士三省的大主教。
1945年11月21日，季羨林吃過早飯，到主教府前觀看沙裡愛大主教的就職儀式。他看到紅衣主教們一個個上汽車走了，但到十一點，才知道有慶祝遊行。實際上，一直等到十二點，才聽到遠處有音樂響起來，不久，看到士兵和警察走過，學生緊跟在後面，一隊一隊穿街而過。不知過了多少隊伍，後邊才出現了神甫、政府大員和各省主教，最後邊則是羅馬教皇代表、沙裡愛主教。他們穿著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京的喇嘛，穿了彩色衣服在跳舞捉鬼一樣，一直到一點，慶祝典禮才結束。
1945年12月25日，季羨林又去觀看了沙裡愛大主教主持的第一次大彌撒。上午到了一所叫St．Nicolas的大教堂，裡邊已有不少人先到了。儀式開始以後，神甫們把沙裡愛大主教接進教堂，接著是奏樂、唱聖歌、磕頭，種種儀式接踵而至，然後，大主教走下祭壇，走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裡，開始向信仰們布道。布完道，又走上祭壇，這才正式開始做大彌撒。然而其儀式也不過是鞠躬、唱聖歌、磕頭，一直到中午十一點半才做完。
在聖·朱斯坦公寓，一個姓田的中國神甫不失時機地與季羨林交談。幾次都談到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有想發展他入教之意，但季羨林自認沒有任何宗教細胞，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田神甫的願望自然落空。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虔誠的宗教徒，季羨林在解放後的北京見到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季羨林只得慨歎人生變化之劇烈。
除了與這些天主教人士的接觸，季羨林在弗裡堡的最大收穫，是結交了一批外國學者新朋友。
弗裡茨·克恩教授是波恩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因為思想進步，反對納粹，在德國呆不下去了，不得已離開德國來到瑞士。但在瑞士卻沒有相應的大學教席，而瑞士又是米珠薪貴的地方，為了餬口，在德國從來不工作的夫人，只得到近處一個鄉村神甫家裡當保姆。神甫脾氣極壞，常常暴跳如雷，一個教授夫人當這種人的保姆，會有什麼樣的心態，是可以想見的。
克恩教授年過五十，但精力充沛，為人豪爽。他對中國哲學極感興趣，和季羨林萍水相逢，卻有一見如故的感覺。有一段時間，他倆天天見面，共同將《論語》和《中庸》這兩部儒家經典翻譯成德語。研究中國經典的計劃，是他寫一部長達幾十卷《世界歷史》龐大計劃的一部分。
最使季羨林感動的，是他們夫婦倆特別關心他的生活。季羨林深情地寫道：
他夫婦倆都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國十年，沒有錢買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時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國買的大衣，既單薄，又破爛。他們譏笑稱之為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井離鄉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麼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留德十年》第146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短短的一段時間的接觸，他們之間產生了深厚的友情，這種友情似乎是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有一種難捨難離的留戀之情。直到老年，季羨林想起他們，還常激動，仍不免有懷念之情，又是快樂，又是痛苦，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麼滋味。
就在1945年10月23日第一次見到克恩教授的那天，季羨林還見到了奧地利學者科伯斯教授。而在弗裡堡附近的一個小村弗魯瓦德維爾，他又一次見到了科伯斯教授，另外還認識了奧地利的另一位學者施米特教授和日本學者沼澤。
兩位奧地利教授都是天主教神甫，由於奧地利被德國納粹所吞併，他們到瑞士來避難，在這個小村裡建立了一個研究所。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著名的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他們就在這個研究所裡與這一學派的其他重要人物聚會，還接待外國學者從事研究工作，沼澤就是其中之一。
施米特教授曾在中國輔仁大學任教，著作等身，尤其對世界各民族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季羨林與他們交往，體會最深的是他們雖是神甫但並沒有所謂的「上帝氣」，研究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頗能持客觀態度。
最後，季羨林通過克恩教授的介紹，認識了瑞士的一位學者兼銀行家，名叫薩拉贊。
薩拉贊本是一個億萬富翁，但對學問卻頗有所愛，尤其對印度學更是情有獨鍾，建立了一個規模頗大的印度學圖書館，歡迎學者們使用他的圖書。季羨林自然不會放過結識他的機會。但是，他並不住在弗裡堡，而是住在瑞士最北端的巴塞爾。
巴塞爾市位於萊茵河畔，原是凱爾特人勞裡西部族的一個移民定居點，後來成為瑞士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中心之一。1460年建成的巴塞爾大學，是瑞士的第一所大學。巴塞爾還因天主教會由教皇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兩任教皇連續召開的「巴塞爾會議」，而聞名於世。
輾轉搭車，季羨林從弗裡堡到了巴塞爾，與先期到達的克恩教授會齊。倆人一起去拜訪薩拉贊，參觀了他的印度學圖書館。季羨林感觸頗深，認為在世界花園中，有這樣一塊印度學園地，是十分難得的。在他家中，喝過茶，吃過點心，就告辭出來，到一個在中國住過多年的牧師熱爾策家作客，吃飯一直吃到很晚。離別之後，克恩教授仍留在巴塞爾，而季羨林則趕到火車站，因為錯過了時間，已沒有直達弗裡堡的火車。
季羨林心裡想，反正瑞士是個極小的國家，上哪一趟車都能到達目的地。可上了車，他不辨方向，暈頭轉向，而車窗外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他坐在車裡，在瑞士全國轉了大半夜，最後終於稀里糊塗在弗裡堡站下了車。這一夜，他感到自己彷彿變成了漫遊奇境的愛麗絲，不像是處在人的世界中。回到聖·朱斯坦公寓，回想這一夜的經歷，還感到似有似無、似真似假，懷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個夢。
4．與使館的一場經濟鬥爭
季羨林與張維他們回國碰到的最大難題，是身無分文，所以要回國，就得想辦法弄到一點錢。但是怎樣才能弄到錢呢？這可難壞了他們這幫書生。
南京政府在瑞士的公使館裡有一位參贊，原是留德學生。由於有這一層關係，他對季羨林他們幾個從德國來的留學生表示出好感，同情他們的境遇。有一天，他偷偷告訴他們，南京匯來了幾十萬美元，是用來救濟留歐學生的。這個人本來與公使有矛盾，總想尋機看公使的熱鬧，便乘機慫恿季羨林他們趕快去要錢，這正中他們的下懷，正愁籌不到回國的錢呢，有了這樣的機會，自然很高興。
年少氣盛的他們經不住慫恿，而且美元也不扎手，於是就一起去公使館：
最初我們還是非常有禮貌的，講話措詞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談到了我們去的主要目的：要錢，那位公使臉上就露出了許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詞。……他一支吾，我們也就來了火氣。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國內已經匯來了美元，這一點我們完全知道，瞞也瞞不住。此時，他臉上勃然變色，似乎有點出汗的樣子，他下意識地拉開抽屜，斜著眼睛向裡面瞧。我猜想，抽屜裡不是藏的美鈔，就是藏了賬本。不管他瞧的是什麼，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後，他答應給我們美元。但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要告訴別的留學生，不要張揚。我們點頭稱是，拿了美鈔，一走出使館，我們逢人便說。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當時沒有仔細分析，說是惟恐天下不亂吧，有點過分，恐怕只是想搞一點小小的惡作劇，不讓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留德十年》第150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