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飢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4期。]
在戰爭和飢餓的雙重威脅下，季羨林深知是多麼缺乏營養。
有一次，季羨林發下宏願大誓，一定要給老人增加點營養，給老人一點歡悅，而要想做到這一點，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從自己少得可憐的食品分配中硬擠出來。他費心拔力地積攢了一點奶油，是自己兩個月沒吃硬省出來的，又想辦法弄到了一點麵粉和貴似金蛋的雞蛋，還有一斤白糖，到一個最有名的糕點店裡，請糕點師傅給烤製成一個蛋糕。他捧著這個蛋糕，簡直就像捧著一個寶盒一樣，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裡。在當時，這無疑是一件極其貴重的禮物，老教授顯然有點出乎意料，他的雙手有點顫抖，叫來了老伴，共同接了過去，兩位老人激動得連「謝謝」二字都說不出來了。
雖然自己的飢餓反而加重了，但能用自己所硬擠出來的這一點點東西來回報師恩，季羨林的心裡是非常愉快的，而這件事很自然的，也就成為他一生最愉快的回憶之一。
至於後來季羨林和張維在哥廷根車站德軍罐頭食品存貯倉庫裡意外得到的一大宗牛肉和白糖罐頭，自然也有西克教授和其他師友的份，季羨林是從來不吃獨食的。
不僅對老師，對師母，季羨林也同樣有一種程門立雪的精神。上面已經提到過，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以後，季羨林每週一次陪師母去劇院觀看演出，然後又在黑暗中送她回家，最後自己才回家。
四、德國普通人
1．難忘歐樸爾太太
在德國的十年中，季羨林接觸最多、幾乎是朝夕相處的是歐樸爾太太。
從一到哥廷根開始，季羨林就住進了歐樸爾夫婦家裡。老夫婦倆，還有一個兒子，全家人都沒有把季羨林當外人看待，更沒有把他當做外國人看待。法西斯頭子對猶太人和中國人的歧視，在德國普通人中是少有響應的。就歐樸爾太太來說，季羨林就像她的親生兒子，甚至比親生兒子還要親，因為對兒子不願說的話，她都對季羨林說。
初到哥廷根之時，歐樸爾夫婦的兒子在達姆施塔特高級工科學校讀書，離哥廷根挺遠。夫婦倆愛子如明珠，惦記著在外的兒子，有一段時間，老頭每月購買一些麵包和香腸，打包寄給兒子。老頭腿腳不好，走路一瘸一拐，拿著手杖也挺吃力，可為了兒子，他不辭辛勞，月月去郵局寄一次。
老夫婦倆趁出去度假之時去看望他們的兒子。到了大學生宿舍，他們看到香腸和麵包乾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面，發了霉，已不能食用。
回到家，歐樸爾太太絮絮叨叨地在季羨林面前訴苦，但是，老頭明知兒子沒吃寄去的東西，卻還是照寄不誤。這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都相同。
後來，兒子結了婚，還是住在另外一個城市，有了一個小女兒。有時候，一家三口回來探望父母，兒媳婦人長得漂亮，衣著也摩登入時，但就是不討婆婆的喜歡。就連小孫女，祖母也不喜歡。原來兒媳婦有點馬大哈，事事都不在意。一天，女房東忽然拉季羨林到衛生間，指著馬桶給季羨林看，是兒媳使用衛生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一邊嘟念著，一邊臉上還露出了許多怪物相，有憤怒，有輕蔑，有不滿，也有憎怨。可這樣的事，偏偏不敢對兒子講，連丈夫也不敢講，她心中的不平，在茫茫宇宙間，只有對季羨林一個人訴說了。
女房東不僅有不平，也有偏見，尤其是宗教偏見。她自己是基督教徒，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對天主教徒中的好人，也照樣有偏見。有一個天主教老處女，每月要來歐樸爾太太這裡洗一次衣服，人很老實，但宗教信仰卻很虔誠，每月的收入，除了少量維持生活以外，都捐贈給教堂。女房東雖然承認她忠誠得像「黃金」一樣，但一提及她信仰的宗教，便難免有微詞了。
在政治上，女房東比較遲鈍，既不讚揚希特勒，也不懂去反對他。
經過十年相處，季羨林形成一個對女房東的總體印象：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有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留德十年》第105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歐樸爾夫婦一生和睦相處，從來沒拌過嘴，吵過架，丈夫餓死於戰爭之後，兒子大多在另一個城市住，不回家。結果，季羨林就成了她惟一的親人了。
戰爭臨近結束之時，日子更難了，食品缺，燃料也缺。哥廷根市政府只得讓市民上山砍伐樹木，代替燃料。但在林海中劃出一片可砍伐地區，在區內，將樹又逐一檢查，可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了沒有紅圈的樹，受罰是理所當然的事。女房東沒有勞動力，季羨林則當仁不讓，幫老太太上山砍樹，再運回家來。
住在這樣一個女房東的家裡，季羨林從來沒把她當成一個小業主看待，自己也從來不以租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當做這個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女房東當做母親看待，他深情地說：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留德十年》第10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離開德國回國以後，季羨林一直對女房東惦記在心。季羨林和女房東保持了幾年的書信聯繫。他回到北京以後，費盡干辛萬苦，好不容易弄到一罐咖啡，大喜若狂地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希望能越過千山萬水，使這一罐咖啡能讓老太太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因為季羨林知道，同千千萬萬德國人一樣，她嗜咖啡如命。到1950年代以後，國內突出政治，「海外關係」成為十分危險的東西，季羨林沒敢繼續給她寫信，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了。
女房東現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季羨林每每回首前塵，總是百感交集，他只有遙遙地禱祝老太太的在天之靈，永遠安息。
2．伊姆加德和她的家
老師們，女房東，都是季羨林在德國最親近的人。然而，還有一位既不是老師，也不是房東，卻也是最親近的一個人，她就是伊姆加德小姐，她和她的一家，都與季羨林交往深厚。
伊姆加德小姐一家就住在歐樸爾太太的同一條街上，兩家相距不遠，她的父親邁耶先生與歐樸爾先生幾乎一樣，老實巴交，不善言淡，所以很少說話。人多的時候，他總是呆坐在一邊，一言不發，臉上則掛著憨厚的微笑，聽著別人在天南海北地議論，職業也同歐樸爾先生一樣，是個地位不高的小職員，天天忙著上班、工作。退休以後，便呆在家裡，不與外人交際，也不大出去活動。季羨林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他這樣的人，一看就知道，決不會撒謊、騙人。
丈夫老實，不善交際，家庭中活躍的是邁耶夫人，她執掌大權，能說會道，善於應對進退，更擅長交際，她同歐樸爾太太年齡相仿，性格卻不太一樣，是一個樂天派。她總是忙忙碌碌，裡裡外外，連軸轉地忙個不停。不管什麼時候，她都是喜笑顏開，沒有愁眉苦臉的時候，不像歐樸爾太太有那麼多不平和偏見。她們的家庭更為和美。
在她們家裡，也住有中國留學生。邁耶一家像歐樸爾一家一樣，也善待這些中國人。邁耶太太為中國留學生做的事情，也同歐樸爾太太一樣，房主與房客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摩擦，他們相處得非常好。這當然不僅是房主待留學生友好之故，也更有留學生素質比較高之原因，雙方有一方不得體，就不會相處得好，這是常識。
當時，住在邁耶家裡的中國留學生是田德望。季羨林去看田德望，認識了邁耶一家。田德望走後，又有別的中國留學生住進去。季羨林與他們也有些聯繫，三來兩往，也與邁耶家熟起來。
邁耶夫婦有一對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女兒就是伊姆加德。
1940年秋天，季羨林的畢業論文已近尾聲，季羨林用德文寫成的稿子，在送給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西克教授審閱以前，必須用打字機打成清稿。而季羨林是既沒有打字機，又沒有學會打字，這就需要一個會打字的人幫忙。
正巧，邁耶家有一台打字機，伊姆加德小姐會打字，而且很願意幫這個忙，因為博士論文的要求極高，需要屢次反覆修改，打字量是很大的。
這樣一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季羨林必須天天晚上到她家去，白天他沒有時間，她也在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安排打字。原本季羨林的稿子由她一人打字也就行了，但是原稿改動很多，而且改得太亂，論文內容又不是伊姆加德所熟悉的，簡直如同天書一般，稀奇古怪，打字稍一不慎，就會出錯。因此，她打字時，季羨林必須坐在她身旁，隨時以備咨詢，工作往往持續到深夜，結束後，季羨林再摸黑回家。
打完了這篇博士論文，季羨林和邁耶家的關係又加深了一層。
這之後，季羨林又寫成了幾篇學術論文，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造成了不小的轟動。而這些論文，也都是由伊姆加德小姐幫忙打出來的，所以，一直到1945年秋後，季羨林離開德國以前，都是伊姆加德家的常客。
關係熟了，她們家裡一有什麼喜慶日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吃點心、喫茶，季羨林則必定被邀參加，特別是在伊姆加德小姐生日的那一天，季羨林一定要去祝賀，成為她家的貴賓。一到這天，邁耶太太在安排宴席座位時，總是讓季羨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邊。
用不著為賢者諱，伊姆加德一家顯然把季羨林當做她的摯友，而伊姆加德小姐本人，已經愛上這位異國青年學者了。
所以，如果季羨林不是齊魯之子，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清規戒律，沒有濃厚的家庭觀念，不時時想念著自己的賢妻彭德華女士和女兒婉如、兒子延宗；或者，如果是今天的時代，像今天這樣開放、婚姻多變；那麼季羨林很有可能會與伊姆加德結合。但是，事實不是這樣。
季羨林不隱諱自己對這位異國女孩的好感，在離別德國前，他在日記裡寫下了對她的感情。1945年9月24日的日記寫道：
吃過晚飯，七點半到Meyer（邁耶）家去，同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勸我不要離開德國。她今天晚上特別活潑可愛。我真有點捨不得離開她，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像我這樣一個人不配愛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留德十年》第114—115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在啟程回國離開哥廷根城的前四天，1945年10月2日，季羨林又在日記裡寫道：
回到家來，吃過午飯，校閱稿子。三點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捨，令我不知怎樣好。[《留德十年》第114—115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季羨林在寫《留德十年》時，還不無深情地說：
日記是當時的真實記錄，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當時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感情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就斷了音問。說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話。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時，曾打聽過她，當然是杳如黃鶴。如果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留德十年》第115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實際上，早在1980年，季羨林第一次重返哥廷根時，坐在從漢堡到哥廷根的火車上，腦海裡想到的，除了老師、女房東，還有「那個宛宛嬰嬰的女孩子伊爾穆嘉德（伊姆加德），也在我眼前活動起來」。[《重返哥廷根》，《文匯報》1991年4月20日。]
伊姆加德小姐，是永遠活在季羨林心中的一個德國普通人。
季羨林的道德理念，切斷了這樁有可能發展成戀情的異國情緣！
3．反戰者伯恩克一家
除老師、女房東、伊姆加德小姐之外，季羨林還有一個在政治上能夠談得來的同學，就是伯恩克小姐。
伯恩克小姐比季羨林要大幾歲，主修斯拉夫語言學，於是也就成為馮·格林博士的學生，與季羨林則成了俄文班的同學了。
伯恩克小姐讀的是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她是個高材生，通很多語言，在斯拉夫語系中，她就會俄文、捷克文和南斯拉夫文。她的主系就是斯拉夫語言學，但副系是什麼，季羨林卻無從問起。
他們倆人共同跟馮·格林學俄文，上俄文課也在高斯—韋伯樓裡，是在二層樓的斯拉夫語言研究所，與梵文研究所同一層。認識了季羨林之後，伯恩克小姐有時就請他到家裡去做客，吃點飯，喝點茶啊什麼的。季羨林還把中國留學生張維、陸士嘉夫婦介紹給她。
她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所以她們一家實際上只有母女二人，父親早已去世，生前是一位待遇優厚的大學教授，屬於德國的高薪階層。借父親的福蔭，她們家的經濟情況仍然相當好，母女二人住一層樓，家裡擺設既富麗堂皇，又古色古香，是相當講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