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克靈小心謹慎，但沒有什麼創造的能力，同時又因為住在柏林，在普魯士學士院（Preussi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裡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只是研究抄寫Brāhmi（婆羅米）字母。他把這些原來是用Brāhmi字母寫成的殘卷用拉丁字母寫出來寄給西克，西克就根據這些拉丁字母寫成的稿子來研究文法，確定字義。[《紀念一位德國學者西克靈教授》，《季羨林散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當然，西克靈並不是只懂字母，而西克只懂文法，他們兩人兩方面都懂，不過西克靈偏重於字母，而西克則偏重於文法。
西克靈的個性是小心謹慎，有時候小心到常人不能想像的地步。本來根據許多別的字義，一個吐火羅字的字義，明明是毫無疑問地可以確定了，但他偏持懷疑態度，偏反對，無論如何也不承認。在寫信討論無法取得一致的情況下，西克教授一看信不再有效用，便只得坐上火車趕到柏林，用三寸不爛之舌來說服他了。季羨林感到，西克教授就像是火車頭的蒸汽機，沒有它，火車就不能開走，但火車有時候走得太猛、太快，也會出毛病，這就要用一個停車的剎車，西克靈就可以充當這樣一個停車的剎車。
Brāhmi字母並不像常見的拉丁字母一樣，而是非常複雜的，字母之間的區別，有時候非常細微，稍一不小心，就會發生錯誤。所以西克靈教授單在讀這種字母方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造詣是非常驚人的，甚至可以說是並世無二。
和西克靈教授的交往，當然不像和西克教授那樣多，但季羨林為了讀婆羅米字母的問題，在1942年春天，曾到柏林去拜訪他。季羨休在普魯士學士院他自己的研究室裡找到他，只見他正在埋頭工作，桌子上擺的，牆上掛的，全是些婆羅米字母的殘卷，他用他自己特有的蠅頭般的小字，一行一行非常認真一絲不苟地抄下來。
所以第一次見面，季羨林得到的印象和聽到的一樣，人很沉靜，不太愛說話，但是，只要問他問題，他卻解釋無遺。
從他這裡，季羨林學到了不少讀吐火羅文婆羅米字母的秘訣，感到他外表雖冷靜，但內心卻是個非常熱情的人，像一切良好的德國人一樣。
在吐火羅文方面，季羨林從西克靈這裡得到的，還有他和西克教授、舒爾策教授合著的在1931年出版的吐火羅語語法，一部長達五百一十八頁的輝煌巨著，沒有它，季羨林是讀不通吐火羅文的。
到1947年，季羨林回國後的第二年，他接到西克教授的一封信，告知西克靈教授已於1946年春天去世。季羨林真為他惋惜，師友裡面少了一個，感到對學術界，尤其是對自己，這個損失是再也不能彌補了。
4．布勞恩教授
布勞恩教授精通斯拉夫語言學，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其父是萊比錫大學的斯拉夫語言學教授。
布勞恩能說流利的斯拉夫語，由於一開始年紀輕，還不是講座教授。
二次大戰開始時，布勞恩也被征從軍，但他沒上過前線，只是擔任軍界的高級俄語翻譯。在戰爭中，蘇聯的一些高級將領有被德軍俘虜的，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往往要親自審訊，以便從中挖出一些超級軍事秘密。布勞恩就擔任這種翻譯工作。
奇怪的是，像這樣的高級俄語翻譯，涉及到許多尖端秘密，按照常規，這樣的人是要被保護起來的。但布勞恩居然與普通軍人一樣，也享受休假。而每逢休假回家的時候，總是要同季羨林閒聊一些他當翻譯的情況，有時就講到德軍或蘇軍最高司令部的一些機密。有幾次，他對季羨林談到蘇軍的大炮，說是如何厲害，德國難望其項背，這些話給季羨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戰爭的早日結束有了一定的信心。
布勞恩的家庭十分和美，夫人同樣也很年輕。他們有兩個男孩子，大的五六歲，小的兩三歲。小的特別喜歡季羨林。因為住得很近，走二三分鐘就到他家，季羨林常到他家去，一到他家，小男孩打老遠跑過來，撲到季羨林的懷裡。布勞恩夫人這時候就告訴季羨林：「此時你應該抱住孩子，身子轉上兩三圈，小孩子最喜歡這玩意！」她是個心直口快，說話直爽的人。不過說起話來，有時難免離譜。
布勞恩喜歡中國藝術，不知從哪裡搞來了一幅中國古代刺繡，上面繡有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讓季羨林把這五個字翻譯出來，以後就對漢語發生了興趣。他自己去買了一本漢德詞典，開始念唐詩。他的方法是把每個漢字都查出來，然後連貫起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來，不對的地方，季羨林就幫他改正，並講一些語法常識。他對漢語的浯法結構，既覺得極怪，又覺得極有理，這種語言沒有形態變化，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而這正可能是個優點，能給讀者提供極大的聯想自由空間，不會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變化死死地捆住。
布勞恩教授多才多藝，喜歡畫油畫。有一天，他忽然興致來了，要給季羨林畫像。從這天開始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季羨林天天到他家裡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當起了模特兒。他畫得非常逼真，季羨林很滿意。
在學術研究領域，布勞恩不像其他學者那樣，把語言考據學作為自己的拿手好戲，他是與這些學者反其道而行之的，專門搞義理之學。他的論文和著作都不多，著作只見到一部講沙俄文學的，從理論分析入手，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書中見解獨特，觀察細緻，思想深刻，季羨林認為是不可多得之作，但不知為什麼在學術界沒有引起多少注意。
大概與他這種離經叛道的志趣有關，布勞恩在哥廷根大學頗不得志。他既沒有當上正教授，當然就更不可能當哥廷根科學院院士了。他曾一度想去斯特拉斯堡大學，因為那裡有一個正教授的空缺，但終於沒有去。
到1980年，季羨林重返哥廷根時，布勞恩告訴他，最後總算當了講座正教授。這一次見面時，他已經很老了，年輕時的英俊瀟灑無復存在。夫人也已去世，而兩個兒子都不在身邊，此情此景，季羨林不無感慨：
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留德十年》第94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後來，聽德國來華客人說，布勞恩教授已經去世，季羨林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5．馮·格林和其他教授
馮·格林有博士的學銜，但一直只是擔任俄語講師，因為一直未發表過學術論文，所以副教授的頭銜與他無緣。這是德國的習慣，不管你外語多麼好，只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當教授，甚至也不能當副教授。工齡增加了，工資可能很高，但是名分卻不能改變，名分是與學術成就相符的。對此，季羨林感觸頗深，認為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而在德國，馮·格林是出生於俄國的德國人，他精通俄語，俄語幾乎是他的母語，俄語水平之高是可以想見的，但他一輩子只是當講師。
季羨林對馮·格林是非常感激的，是經常想到的一位德國老師。
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髮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只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只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干。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留德十年》第95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而對馮·格林的外語教學，季羨林則從不適應到適應，學到了不少東西。他回憶說：
我在德國開始學俄語，每週只上課兩次，每次二學時，共四個學時。第一次上課，教員領著學生念了念字母。我覺得速度不算快，還比較舒服；第二堂課以後，老師就讓學生自己按照教科書的順序，背生詞，學語法，做練習，教員以後就不再講解了。每次上課就做教科書上的練習，其中也有會話的練習，學生念俄文，學生翻成德文，錯了老師糾正。大概過了兩個禮拜，老師就讓念果戈裡的小說《鼻子》。這對我無異是當頭一棒，丈二和尚，我簡直摸不著頭腦。我抱著一本字典，對著原文查下去。幾乎每一個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後一半是語尾變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亂翻語法，努力找出語尾變化。一個小時的課，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時間來準備。真是苦不堪言。結果在一個學期內，學完了一本教科書，念完了《鼻子》。我覺得這種教學法真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我曾對許多人談過我的這一番經歷。[《季羨林文集》第13卷，第520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離開德國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他。他雖然早已離開人世，但卻永遠活在季羨林的心中。
除了馮·格林博士以外，在哥廷根大學還有一些老師，季羨林或者聽過他們的課，或者與他們有過來往，他們也待他親切和藹，是他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人。這些老師包括：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季羨林曾從他學了一年阿拉伯文；英文教授勒德和懷爾德，哲學教授海澤，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侯爵，德文教授麥伊，波斯語教授欣茨等，季羨林對他們都是永誌在心的。
6．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古國，一向有尊師重教的習慣。
唐代韓愈的名作《師說》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季羨林認為，古代是這樣，今之學者亦然。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老師，「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但沒有領進門的師父，也是不行的。結合自己的情況，季羨林在1987年寫成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父。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為人師」），但是我卻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於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面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彷彿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遙遠的懷念》，《賦得永久的悔》第343—344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
事實上，季羨林不只是懷念他們，他還是程門立雪的一個好弟子。
程門立雪的故事，旨在提倡尊師重道。在南宋朱熹和呂祖謙共同撰成的《近思錄》十四卷中，有：「游（酢）、楊（時）初見伊川（程頤），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而《宋史·楊時傳》中，則具體記載了弟子楊時、游酢拜見老師程頤的故事：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楊時死後，謚文靖。元明之際學者謝應芳寫過一首題名《楊龜山祠》（楊時曾隱於龜山，世稱龜山先生）的詩，說：
卓彼文靖公
早立程門雪
從此，「程門立雪」成為尊師重道的故事。
季羨林作為炎黃子孫，齊魯之邦、禮義之鄉的「舉子」，更深知尊師的重要，而且，他還不僅只是知其理，明其義，更重視自己的踐其行。
對恩重如山的西克教授，季羨林執弟子之禮甚恭。每當回憶起冬天送老師回家的情景，季羨林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清中的溫暖：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我回憶當時的情景，總是同積雪載途的漫長的冬天聯繫起來。有一天，下課以後，黃昏已經提前降臨到人間，因為天陰，又由於燈火管制，大街上已經完全陷入一團黑暗中。我扶著老人走下樓梯，走出大門。十里長街積雪已深，闃無一人。周圍靜得令人發怵，腳下響起了我們踏雪的聲音，眼中閃耀著積雪的銀光。好像宇宙間只剩下我們師徒二人。我怕老師摔倒，緊緊地扶住了他，就這樣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憶值得回憶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這一件小事卻牢牢地印在我的記憶裡，每一回憶就感到一陣淒清中的溫暖，成為我回憶的「保留節目」。然而至今已時移境遷，當時認為是細微小事，今生今世卻決無可能重演了。[《留德十年》第99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實際上，西克教授的責任心極強，所以幾乎每天都到研究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