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擇業
1．畢業即失業的現實
1934年夏天，季羨林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德文專修科畢業，成績是四年全優。
但是，橫亙在二十三歲的天之驕子面前的是兩大難題：其一，正當季羨林大學畢業之時，在濟南黃河河務局當小職員的叔父正好失業，一家人的生活沒有著落，家庭經濟實際上已經破了產，貧窘之狀可想而知了。其二，當時大學畢業生就業並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受到歧視，找工作就更難。這一點，從前清華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後來到南京國民黨行政院政治事務辦公室任職的蔣廷黼所抱怨的，就可以想見。
蔣廷黼說：
從生活方面看，我更喜歡當一個教授。當我回憶起那時候的悠閒，所讀過的書以及教學中不斷累積起來的著作文稿，有時甚至會落下淚來。在這裡我從早到晚忙個不停，許多魯莽粗率之徒因為不能把話說得簡略一些而白白浪費我們的時間。光是求職者就幾乎把我逼得發瘋。一天早晨七點鐘，一個傢伙便闖進我的房間大嚷：「可把你找到了。我們足有二十年沒見面了。」原來他是我的一位小學時候的同學、同鄉。中國和美國的同學，南開、清華、北大的學生都想從我這兒弄到一份工作。我的辦公室已經是人滿為患了。如果裁減一半，或許我會幹得更有效率。可是我的上司反對我無故解僱人們的公職，他希望給所有願意勤勉工作的人們一定職務的保障。在這方面，他甚至比美國總統還更現代派。[《費正清自傳》第108—10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嚴酷現實，何去何從？問題非常嚴峻地擺在了初嘗人生的季羨林面前。
季羨林並沒有像他的清華同學那樣，去找南京國民政府的要員們。他吹拍乏術，只有等待命運的安排。
2．誰是幸運兒？
清華的同學中，有誰是幸運兒呢？
胡喬木是幸運兒？
胡喬木在1931年8月，便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輟學，到北平共青團市委擔任市委員會委員、宣傳部長，他積極參加和領導了北平的學生、工人、市民的罷課、罷工、罷市，遊行示威，張貼標語，散發傳單，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出兵抗日，收復失地。但他因被中共河北省委以「同情托派分子」而被「掛」了起來，只得輾轉在清華、北大、中國大學等校當旁聽生，進行自學。1932年到上海，接著在鹽城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10月到杭州入浙江大學外文系插班讀二年級。在浙大，胡喬木仍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35年夏天，正要升入四年級時，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把胡喬木的考試成績八十多分改為五十多分，以不及格為由，開除了胡喬木和其他十幾名進步學生。所以，胡喬木大學沒畢業，就離開了大學，以後以革命為生。
喬冠華是幸運兒？
喬冠華1929年入清華，學校裡發生了趕走國民黨走卒校長羅加倫和不學無術的校長喬萬選的運動，喬冠華沒有參加，只是贊成，其他革命活動也沒有參加。他在四年的大學生活裡，是一個書獃子，既沒有同當時的國民黨同流合污，也沒有積極參加中共組織的革命活動，他專心致志干的，是讀書，包括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這樣一個百分之百的書生，到了1933年3—4月間，由於日軍侵入古北口，北京城內已是一片恐慌，學校當局決定，1929級畢業生提前畢業，也不舉行畢業考試，交篇論文，便發給畢業文憑畢業了。由於日文教授錢稻孫從中幫忙，喬冠華爭得一個公費派遣生的名額，赴日留學。在日本，因涉嫌與日共有聯繫，在1935年春天被日本警察押運回到上海。
林庚是幸運兒？
林庚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兩年後轉入中文系。1933年畢業留校，擔任朱自清教授的助教，並兼任鄭振鐸、巴金、靳以等人主辦的《文學季刊》編輯，本來是幸運的。他1934年春想去上海體驗作家生活，夏天回到北京，繼續在清華大學工作，而且先後在北京民國學院、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兼課。
吳組緗是幸運兒？
吳組緗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畢業後進了清華大學研究院，攻中國文學，1935年受聘成為馮玉祥將軍的國文教師，後又兼任秘書工作。
李長之是幸運兒？
李長之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1933年轉入哲學系，參加《文學季刊》編委會，1934年出任《清華週刊》文藝欄主編，出版第一本詩集《夜宴》，1935年又任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主編，發表《魯迅批判》，奠定了他在文學批評界的地位。他1936年畢業，留校任華僑生、蒙藏生導師，並在京華美術學院任美學和西洋美學史教授。
看來，專修中國文學和哲學的，算是幸運兒了。季羨林是學西洋文學的，等待他的，會有一個好命運嗎？
3．終於拿到了飯碗
在清華大學學習了四年的西方語言文學，帶著滿腦袋的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和歌德，在畢業即失業的20世紀30年代，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嗎？
那時候有兩句名言：「畢業即失業」；「要努力搶一隻飯碗」。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後門，照樣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樣搶不到一隻飯碗。[《留德十年》第7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出路有沒有呢？當然有，那就是出國。如果一個人能出國一趟，當時稱之為「鍍金」，一回國身價百倍，金光閃爍，好多地方會搶著要，成為「搶手貨」。於是，留學熱在當時非常濃烈，瀰漫全國，其聲勢之大決不會亞於今天。因此留學牽動著成千上萬青年學子的心。
當時要想出國，無非走兩條路：一條是私費，一條是官費。前者只有富商、大賈、高官、顯宦的子女才能辦到。後者又有兩種：一種是全國性的官費，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類；一種是各省舉辦的。二者都要經過考試。這兩種官費人數都極端少，只有一兩個。在芸芸學子中，走這條路，比駱駝鑽針眼還要困難。是否有走後門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般是比較公道的，錄取的學員中頗多英俊之才。這種官費錢相當多，可以在國外過十分舒適的生活，往往令人羨煞。[《留德十年》第7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季羨林當然也患了「留學熱」，而且他自認其嚴重程度決不下於別人。以季羨林的家境，私費留學，他連想都沒有想過，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這個癩蛤蟆壓根兒不想吃天鵝肉，我還沒有糊塗到那個程度」。而官費留學，更是不可能，因為當時只送理工科學生，社會科學受到歧視，出國留學是希望甚微的。
這樣一來，出國留學沒有希望，只得四處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釘子，他陷於極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而飯碗還沒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待呢？季羨林形容自己的心情說：
總而言之，我大學一畢業，立刻就倒了霉，留學無望，飯碗難搶；臨淵羨魚，有網難結；窮途痛苦，無地自容。[《留德十年》第7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正在無路可走之時，一個意外的機會來了。山東省立濟南高中（也就是季羨林高中三年級的母校）的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請季羨林回母校教國文。這對於季羨林來說，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絕處逢生。究其原因，因為季羨林在大學期間寫的散文，有一些發表在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在全國已經有了點名氣。在母校老師們的眼中，這幾篇散文就足以把他當成作家。而當時的邏輯很簡單，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國文。而季羨林心裡可直打鼓，他要教國文，就要把學的莎士比亞、歌德，換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時間換得過來嗎？但是既然飯碗還沒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橫下一條心了：你敢請我，我就敢去！那陣勢大有破釜沉舟之概。
二、濟南高中
1．初為人師
就這樣，季羨林應宋還吾校長之邀，回到濟南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走馬上任，開始了初為人師的生活。
當我走進學校大門的時候，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可以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終於抓到了一個飯碗，這簡直是絕處逢生；懼的是我比較熟悉的那一套東西現在用不上了，現在要往腦袋裡面裝屈原、李白和杜甫。[《那提心吊膽的一年》，《季羨林散文集》第2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這時，他考慮最多的就是「面子」問題，因為當時中學生頗有「架」教師的風氣。所謂「架」，就是把不稱職的老師趕走，他自己上小學時就幹過這種事，現在輪到自己當教師了，自己會不會也被「架」？對於這種「面子」，季羨林在1995年寫成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傢伙。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緒」（inferioritycomplex）。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歎，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關鍵問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面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裡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面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面子」的主要衛道士。[《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收穫》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