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生涯過得十分苦悶。我曾說，那段日子可能是我至今五十多年的生命歲月裡最苦悶的階段，甚至要比我初創業時財務困窘的那段日子還要苦。這段苦悶，讓我沒有進入名牌大學，引發了我將近20年的缺乏自信，甚至還差點兒影響了我的前途。
小學和初中，我都在家附近海港小城的小學校裡唸書，每個學期末，總能拿回全年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獎狀和豐富獎品。讀書、拿高分，對我來說，是再容易不過的事。初中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通過激烈的中考，我順理成章地考入了高雄市最好的重點女中，和來自全高雄市以及高雄市周邊城市的女尖子們，頂著頭上驕傲的光環，一起進入了人人稱羨的高雄女中。可是進入高雄女中的第一天，也就是我青澀的青春期幻滅的開始。
高雄女中的「學號制度」，是摧毀我的殺手所亮出的第一把尖刃。
這個學號制度已在高雄女中行之有年，在總共5位數的學號中，最後兩個號碼代表了你的入學考試的成績名次。例如，如果你的學號後兩位是25，那就代表你在這個班的入學考試成績排在第25名。那麼，在一個班50名學生中，就有24個人的成績比你好，在全年級10個班中，就有240個人的成績比你好。所以每個高雄女中的學生都有一個習慣，在走道上看見迎面走來不認識的同學時，第一眼先看看她的學號，好估量彼此之間的實力差距！（我發誓，走道上遇見老師時，他們也會先看看你的學號！）
所以，當我帶著小城市畢業第一名的光榮成績進入高雄女中，卻發現自己在班裡是第22名，意識到僅僅在一個班級中，就有21個人的成績比我強，這對向來站在高處的我來說，不啻於一個「終於知道自己原來也不過爾爾」的晴天霹靂。而且，我們班上那些學號在05以內，或10以內的同學，基本上已經把我們這些20名以外的人，劃入不具競爭力的族群中，因此連正眼都懶得瞧我們。
根據我不完全的統計結果，我發現考進高雄女中時的學號排序，相當程度上反映了3年後考進大學的排序。也就是說，那些學號在05以內的同學，進入名牌大學的比例確實遠遠高於我們這些學號在20、30、40以後的「笨學生」，而我們這些笨學生，也頗認命地知道自己的位置，3年後也就庸庸碌碌地擠進了排名中後段的大學。
多年後，當我已逐漸找回自信，也開始關注青少年的學習問題後，我才理解這並不符合教育原則、甚至還蠻殘忍的學號制度，其實是在我們還沒有完全認識自己之前，就給我們戴上了一頂很權威，但又不容易摘下的帽子，讓我們這些對自己、對未來還懵懵懂懂的青少年，糊里糊塗地就按著帽子告訴我們的資料，認同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同時也讓週遭的氛圍，壓著我們無法自由成長和發揮也許更大的潛能。
這個多年後仍然被我「痛恨」著的學號制度，也就是我不斷地在幾本書裡或在不同的演講場合，一直大聲疾呼並強烈警示的「標籤理論」——當我們腦門兒上被別人貼上了一個標籤，每天早上起床後，我們在鏡子裡都會看見這代表別人眼中的自己的標籤，看著看著，日子久了以後，我們就相信了這個標籤，相信自己就和這標籤所形容的一樣，於是，我們開始修正自己的思維和行為，好去符合這標籤所代表的意義。
所以我們看見，好學生在四周充滿鼓勵和期許的氛圍下，擁有「相信一定會成功」的動力，於是繼續成為好學生；笨學生在四周充滿責難和質疑的氛圍下，懷著「不知是否會成功」的恐懼，繼續成為笨學生；而壞學生則在四周充滿怒罵和唾棄的氛圍下，抱著「反正一定不成功」的自暴自棄，繼續成為壞學生。於是，這些原來並不完全符合標籤所提示的意義的孩子，用具體的結果，證實了貼標籤的權威者的預期，也錯過了答案也許並不相同的可能性。
所以，在關注孩子的學習問題之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先深思和反省自己是否正對孩子做著些什麼或說著些什麼？
緊接著學號這第一把尖刃之後，隨之而來的第二把尖刃，是來自小城市土包子的自慚形穢。
我到現在還依然記得自己第一天在高雄女中上課時的情景。我的個子高，因此被安排在教室最後一排的左邊角落裡。第一天上課照例要選班長和各個分組組長，我怯生生地坐在角落，一個人也不認識，只能看著那些從高雄市幾個明星初中一起考上高中的同學們，自成幾個小圈子，熟稔而自在地嬉笑攀談。而班上那曾經必然屬於我的幾個領導位置，也完全不再有我插足的空間，只能屬於那些在我眼中又時髦、又漂亮、又聰明、來自大城市的明星同學們。
我於是開始厭惡自己的身材，厭惡自己那曾經被小城市的同學們羨慕的高挑纖瘦。我討厭自己太高，於是總是含著胸走路；我討厭自己胸部太小、太瘦，於是更含著胸走路。我還記得當我看見聰明漂亮的班長的白上衣內隱約露出的胸衣蕾絲花邊時，回家後，就簡直沒法再看一眼自己穿的那件平庸寒磣的棉布胸衣。我自卑到了極點，也不快樂到了極點，終於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已經沒法再像從前那樣，心無旁騖地讀書了。
為了補償我的自卑，我一頭縮進了哲學的世界裡，成為校園裡孤芳自賞、特立獨行的「竹林七賢」之一。我們這7個人，清一色的瘦高個子，都長得平凡普通，書都念得不夠好，可也都恃才傲物。我們讀遍了風行當時的西方存在主義文學著作；自以為讀懂了加繆、卡夫卡等大師的哲學思想，但事實卻不盡然；我們陷入了自我滿足的心靈世界假象之中，其實只是因為不敢抬頭面對真實世界裡的失望與挫敗。
為了抒發心中澎湃的情感，我把對文學、哲學的感悟寫在每週的周記中，然後，每週四發周記本時，就滿心期待能見到老師賜給我幾句嘉獎的話語。但事實總是與願望相違，我不僅沒得到老師的嘉許，反而在一個週一的早晨被輔導老師叫進了輔導室去談話。輔導老師沒有誇獎我機敏聰慧的才情，她只是很嚴厲地教訓我，警告我再不好好唸書，就沒有大學可上了。而最可恨和可悲的部分是，全班同學都知道我被叫進了輔導室，也都知道那個自以為是才女的可憐蟲，被輔導老師打醒了黃粱大夢，而且還被狠狠地K了一頓！
我多年後也仔細地回想過，如果班主任當時肯鼓勵我幾句，如果他告訴我，我有那個年齡的孩子難能可貴的思想和才情，只要我努力讀書，拚個3年考上好大學，一定就能把我的這些優點發揮得更好，讓我的才情更上層樓，我的求學生涯會不會就此改觀？我也想，如果那位輔導老師真懂得學生的心理，肯耐心地看看我的文字，告訴我她欣賞我的思想，但也讓我明白考試制度雖然殘酷卻是必需；如果她肯幫助我衝破心裡的障礙，看見自己的優點，我的求學生涯會不會也就此改觀？
可惜的是，當時我的班主任和學校輔導老師都沒有這麼做。於是，益發自卑的我，漸漸落下了更多的進度，除了語文和英文一直保持著優秀的成績之外，其他的功課足可以用一落千丈來形容。終於，摧毀我的第三把尖刃出鞘了！
任何在以考大學為唯一目的的高中念過書的人，應該都知道模擬考的威力和其可怕的程度。我們從升上高二的第一天開始，就每天與模擬考為伍。那時，高雄女中每天要上9堂課，第9堂課就是小型模擬考；而每週五的一整個下午，就是中型模擬考；每個月的最後兩天，就是「仿真」的大型模擬考。我們班主任非常認真，每天早上走進教室之前，我們就會知道昨天的模擬考成績。而這也是我每天都想逃避或讓我很想乾脆進教室之前就突然死掉的噩夢！
為了警醒我們這群不知長進的學生們，班主任每天早上一手拿著成績表、一手拿著根小棍子，守在通往教室門口的台階上。每一個走進教室的學生都得經過他的眼前，也都逃不過他的「朗聲」宣告：「×××，嗯，很好，650分，台大！」（笑瞇瞇）；「×××，要加油，580分，東吳大學！」（略微收起笑容）；「金韻蓉，不像話，480分，沒有學校！」（除了吹鬍子瞪眼之外，外加一記棍子打在腦袋上！）
我們老師的小棍子專打我這種在大學錄取分數線邊緣徘徊的學生，以及分數只能上得了私立大學的學生，而我們這群「害群之馬」（老師常掛在嘴邊的詞，意思是我們把他負責的班級的錄取率給拉低了！）面對這種「自作孽不可活」（老師另一個常用的詞，意思是我們不學好，終究要親手毀掉自己的人生！）的管教，根本投訴無門，只能各憑本事殺出一條血路來。於是，有膽量有氣魄敢反叛的同學，交男朋友、逃課；沒膽量沒氣魄不敢反叛的同學，例如我，就只好把頭埋進沙堆裡，在文學和哲學中尋找可以蜷臥棲息和舔舐療傷的地方。
不過，現在回顧我悲慘的高中生涯，其實也有很幸運的地方。
幸運之一，是我生長在很幸福和樂的家庭，父母都很慈祥溫和，更重要的是，他們生養了4個孩子。我父親是這六口之家唯一的經濟來源，所以他忙碌於工作；我母親除了操持一大家子的家務之外，還有4個分攤她注意力的孩子。所以，我逐漸落後的學習成績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就被他們發現，他們沒有盯著我的成績天天罵我，也沒有把我和親友鄰居家的同齡孩子去作比較，因此我有溫暖寬鬆的家庭空間來調試自己並努力追趕。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相較於我的哥哥姐姐，在爸爸媽媽的印象中我是個學習優秀、自己懂得上進、不需要操心的孩子，所以他們給了我全然的信任，而這份全然的信任，就是我最不敢也最不能辜負的動力。
我幸運的第二個地方，是當時並沒有電腦這個東西存在。因此，當我試圖把頭埋進沙堆裡逃避現實時，沒有網絡遊戲這些東西來引誘我。那時唯一能讓我逃避並找尋自我價值的地方，就是書本。所以高中的頭兩年，完全可以用埋進了書堆裡來形容我的狀況，不管是存在主義著作、西方翻譯小說、古典詩詞，甚至瓊瑤的愛情小說，都是保護我的巨大安全傘，而這些大量並涉獵廣泛的閱讀，也成為我生命中像呼吸一樣自然的能力，並成就了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