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有著超越Facebook的用戶數量。周健工表示：「騰訊有人口學分析上的意義，因為它有1億同時在線的用戶，有6億註冊的活躍用戶，對於整個人口層面的潛在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我覺得這樣一個龐大的人口分析數據決定了騰訊必須要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否則就會不斷地受到各種各樣的挑戰，也對不起它所擁有的巨大的用戶人群。從這個意義上講，騰訊下一步發展，其意義已經不僅僅是技術和產品，而是提升到互聯網和人類認知模式、行為模式相結合的社會學概念。在這種概念之下，騰訊可以考慮從社會學、行業發展趨勢、公司管理等層面進行更多的研發與探索。」
段永朝說：「我們對騰訊的失望就是對多少年來思考被人們遺忘的失望，包括大的互聯網公司，他們忙著把自己手裡的東西放在臉上，但在思考未知世界的時候他們腦子裡面沒有問號，他們腦子裡面太多歎號，甚至致力於把問號拉直變成歎號，導致互聯網未來更多的歎號可能最終很大程度上都變成問號。」段永朝給騰訊的建議是，學會思考，學會焦慮。在他看來，互聯網是個變數極大的行業，互聯網和社會結合是個複雜的轉型，這個過程中，企業的責任、企業的存在方式、企業的商業模式、企業經營的哲學，甚至反壟斷的內涵和外延都在發生變化，在甄別的時候不能放到過去的框架裡面。「比如考慮企業將來到底什麼樣，就不能再去套科斯理論了，它和過去至少有三個不同：擁有資產不同、活法不同、應當承擔的責任不同。再比如，隱私問題到底在如何改變，該如何定義，也正在發生著變化。」
段永朝還提到兩大可以思考和研究的方向：「很多人有這樣的需求，用一個統一的賬號就能對自己在各種網站的賬戶進行管理，這其中涉及正反兩面的思考，第一是隱私安全的博弈，我們知道互聯網帶來的最可怕的東西，就是通過互聯網的足跡還原一個人，美國十多年前的時候就進行了思考，不允許這種還原，並致力於開發一種不允許還原的加密技術。另一些人則思考如何進行這種還原。另外，國外關於未來移動互聯網研究比較多的兩個東西，一個就是機會網絡，一個是近距網絡。所謂機會網絡，舉一個野生動物保護的例子，給牛打上耳標，它們擦肩而過時彼此可以交換信息，交換信息有兩個目的，一是傳遞信息，二是可以長遠來看野生動物群體的遷徙和軌跡演化。這些未來對人、對社會和企業的影響到底在哪裡？」
而周建工的建議是：「騰訊應該去發現和駕馭技術發展的方向，不僅是客戶想要什麼我就跟什麼。處在騰訊這樣一個位置，可能需要思考技術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我最近在讀凱文·凱利寫的一本書，叫《技術想要什麼》，技術本身就像人類一樣，是一個在不斷獨立進化的系統，就像一種生命體。他從宇宙大爆炸開始分析，從能量、物質到信息，不斷地使社會自然混沌狀態減少，一直分析到信息技術。從信息技術來講，他認為人類信息技術就像變成一個人的大腦一樣，也就是說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全球大的趨勢會連成一體，這樣一個整體可能會具備如人腦一般的功能，而技術在演化的過程中也在牽引著人類的需求跟著技術走。所以像騰訊現在所處的地位，完全應該去考慮、去駕馭和研究這些技術未來的發展方向—不光是談用戶體驗，我覺得客戶和用戶體驗有的時候會跟著你的技術走。」
王煜全認為，擁有龐大遊戲收入的騰訊應該在遊戲和教育相結合的領域作研究：「美國奧巴馬政府花了幾十億美金成立基金，就是研究遊戲如何提升教育水平。遊戲是我們所有的未來，美國有一個詞叫『遊戲化』，遊戲能蔓延至我們生活的一切，可以影響孩子們的世界觀。21世紀什麼最重要？解決問題的技能最重要。解決問題的技能從哪裡學？不是從書本裡學的，遊戲裡面就可以學。這是現在孩子最需要的。這是很大的問題，國際上對遊戲的探索非常前沿。騰訊應該思考這些課題。問題是，你知不知道這個東西，能不能把它提煉出來，能不能讓孩子系統地去學，真正得到提升？甚至要作很多研究證明這些對孩子的智力非常重要，讓家長放心讓孩子去玩遊戲。比如美國人現在證明了，影響孩子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延遲幸福的能力，給3歲的小孩一顆糖，能忍得住不吃過15分鐘就再給一顆。這種延遲幸福的方法，是可以用遊戲來訓練的。」
王煜全還建議騰訊利用龐大的用戶行為信息數據進行分析，研究如何構建一個有信用的網絡社會：「我最近都在研究社會網絡，我覺得全世界的研究都不夠領先，中國有可能在這上面有巨大的突破。我們可能在網絡社會上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所以我在研究網絡社會的信用問題：如何在網絡社會上迅速實現信用，就像遊戲一樣。開放的、可衡量的信用體系，可以使得這個社會有穩定的結構，而不是只在微博上罵人，同時還可以實現自己的商業價值。這是一個功莫大焉的東西，相當於阿里巴巴在商品市場裡面實現了信用，形成它的繁榮。過去10年裡，全世界在社會網絡研究上有一個巨大的突破，因為人類第一次擁有大量的網上行為，使我們可以對人的所有的行為進行跟蹤和分析，而且是可以就海量用戶的行為進行分析。我們對人的理解由此深了一步，以前很多東西都是感性的都是分析出來的，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實踐做基礎，但是現在有實踐數據，這才是真正的核心競爭力。我覺得競爭力不會永遠只是搭一個或者叫推特或者叫Facebook的基礎平台，一定要往上走。」
而吳曉波建議騰訊和業界在互聯網公司治理等前沿性問題上有所思考：「首先，互聯網行業公司的拐點到底是什麼？互聯網行業人群的焦慮感比傳統行業大很多，我參加過很多行業的戰略研討會，從來沒有一個行業像互聯網行業這樣，5個小時就可能被其他競爭對手幹掉。對於傳統行業，格魯夫對其拐點的判斷是，第一是單位利潤率下降，第二是行業出現比較大的併購事件，第三是技術發展停滯，就認為行業的拐點到了。但這個定義在現在的互聯網行業不適用。在現在這樣一個互聯網世界，到底該如何定義行業的拐點？現在大家恐懼的是社交網絡會不會對搜索的優勢造成徹底的革命性的摧毀，我認為這是沒有答案的，但卻需要互聯網界的人作一個足夠深入的研究，對這個行業的拐點下一個定義。其次是大公司模式的問題。從全球看，這些年有幾家公司的發展是很讓人擔心的，像雅虎、MySpace，可能兩三年前它有很高的市值，但是基業長青很難，三五年就不行了。這不僅是互聯網行業的問題，可能關係到全球化背景下大公司模式未來的成長機制和成長模型，這個也沒有答案，很值得研究。」
10）除了慈善之外，企業該如何塑造自己的社會角色？
若問起公眾對於騰訊的印象，除了是「大公司」之外，恐怕就是「山寨」以及和360之間的糾紛最受關注了。這與馬化騰的性格有關，騰訊一直崇尚埋頭做事，很少主動和外界溝通自己對各種業界問題的思考，也很少去引導社會思考新問題、新趨勢。這種隔閡讓它在公眾心中面目模糊。
再看看全球新經濟時代的王者谷歌，它主動而成功地為自己營造了第二角色：大多數人想起它時除了想到搜索，還會記得另一串信息—「不作惡」的信條，可以帶寵物進出的辦公室，20%的創新時間，擁有頂極大廚的美味食堂……這些在人們腦中構建了「這是一家崇尚創新、思想自由的公司」的正面印象。更重要的是，人們會記得谷歌的翻譯、谷歌的流行病趨勢、谷歌的基因計劃和在清潔能源方面的大力投資，這些讓谷歌扮演了一個有社會責任的角色。
騰訊並非沒有承擔責任。2007年，騰訊設立公益慈善基金會，這是互聯網行業第一個由企業設立的公益基金會。原始基金為2000萬元，由騰訊公司捐贈。之後，騰訊公司每年會將利潤的一定比例捐贈給該基金會。基金會依托騰訊平台向社會募捐，以扶持青少年教育事業為主，同時開展扶貧濟困、助學興教等各種社會公益慈善活動。截至2010年年初，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成立近3年來，共累計捐贈1.22億元。
為什麼這些都不能給公眾留下太多印象？
「我不認為做慈善是最好的選擇。做慈善是一個技術含量較低的事情，只要有錢就可以去做。要做到技術含量高就要通過自己的專業活動為這個行業提供更多的機會，這才是做慈善的真正含義。」喻國明說。付亮也表示說：「騰訊做了很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包括公益基金等，但是回頭看看，這些事情跟其他的公司做的事情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你能告訴我騰訊的什麼產品跟社會或國家的需要結合在一起了嗎？我不是一個技術人員，如果僅從一個公眾人物的角度考慮的話，如果我總是不斷得到這樣的信息，這家企業做的事情總是對這個社會有利，對這個國家有利，我對它的看法就會不一樣。」肖華說。
王冉亦持有同樣觀點：「騰訊現在沒有在社會大格局中去推動變化。」也就是說，在一家企業的成長過程中，技術和產品驅動是第一個階段，隨著企業的壯大，其必須具備更多社會學的含義。
在將公司策略和社會大勢結合方面，阿里巴巴有可借鑒之處：一方面通過《贏在中國》等一系列的策略，馬雲展現出一個青年創業的導師的形象；另一方面，關於「網貨、網商、網規」的「新商業文明」理念的提出也切合併推動了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大勢。肖華認為：「淘寶打的所有廣告都是以促就業為主題詞，這樣做會給公眾留下很好的印象，這可能是像騰訊這樣技術主導的企業會忽略的地方。」現在打通阿里巴巴和淘寶，又跟中國另外一個情況契合：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阿里巴巴原來出口的東西沒有品牌，現在引導他們在淘寶上建立網絡品牌，推動了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這一大勢。
「雖然我們都知道，淘寶上會存在假冒偽劣、版權等一些問題，但是它通過解決另外一個社會問題，來化解這方面的危機。」王冉說。
呂伯望也認為，如阿里巴巴這般輸出文化，才是企業最能展現其價值的方式：「阿里巴巴以前和百度一直在打口水仗，而且每次都會被列入科技業十大新聞事件。但是這兩年阿里巴巴不太打口水仗了，忙著到處開新聞發佈會，為什麼？阿里巴巴始終在向外輸出文化—馬雲所提的『新商業文明』。這種文化一方面對阿里巴巴是一種約束，它的行為需要在『新商業文明』的框架下，各個子公司和對外部門都要服從『新商業文明』的守則，能夠把企業員工約束好。另一方面，既然是一種文明輸出，它也影響著一大批人，影響著意見領袖，也影響著媒體的觀點和立場，相當於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大氣場，總體上是對阿里巴巴有益的。阿里巴巴這幾年見諸媒體的大事件都是報道大淘寶戰略、『新商業文明』，我覺得這種做法更大氣一些。公關肯定不是消防隊，不是事件一出就救火。但是我們沒有看到騰訊有這樣的文化輸出，實際上不只是商業的領域阿里巴巴可以做起來，在整個社會化網絡和網絡化社會，在互聯網賴以生長的土壤上，文化也是值得做的。」
梁春曉分享了阿里巴巴在這方面的認識和經驗：「互聯網行業，中國已經走過了技術影響商業的階段，開始了商業影響社會的進程。這時作為一家企業，該如何界定自身的社會責任？我們在2007年年底做國內互聯網行業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時，就比較深入地研究過這個問題。企業有兩個層次的社會責任：一是做好事，也就是做慈善、扶貧救災；二是更高的層次，即做好人，骨子裡就是好人。這是什麼意思呢？在阿里巴巴，社會責任與商業模式、企業戰略是融為一體的。2010年年底，我們與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合作，作了『沙集模式』的調研。江蘇省睢寧縣沙集鎮的一個村1100多戶，有600來戶在淘寶開網店，去年實現了3個億的產值，原來村裡有1000多人外出打工，現在大都回來了。我到那個地方去了三次，真切感覺到作為電子商務人的社會責任和幸福。對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來說，這樣的社會責任和商業模式就是一體的，不是兩張皮。而且，這種社會責任感的實現也能對企業員工形成強大激勵，影響非常深遠。」
相反，百度和騰訊非但沒有營造這種有社會責任感的角色，反而分別在「盜版」和「創新」方面與相關產業鏈形成對峙，導致雖然很多人在用它們，但其社會形象卻直線下降。
因此，王冉建議：未來企業要想贏得尊重，不僅要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也要想怎樣讓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業務更多能夠解決一個更大背景的問題，比如文學和音樂作品的分發和版權保護，比如扶持和鼓勵創業者，比如帶動中國的製造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