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讚賞意志的力量甚於一切。他說：「我按照一個意志所能作出的抵抗的量和它所能忍受的痛苦與折磨的量來檢驗它的力量，並且我懂得如何對它因勢利導。我不用斥責的手指著生存的罪惡和痛苦，反而懷著希望但願有一天生活會變得比向來更罪惡、更充滿苦痛。」他認為同情心是一種必須抵制的弱點。「目標是要達到那種龐大的偉大性的能力：能通過紀律而且也通過消滅千百萬個粗製濫造者來塑造未來的人，然而卻能避免由於看見因此而造成的、以前從未見過類似的苦難而趨向崩潰。」他帶著某種狂喜預言將要有一個大戰時代；我們不知道假使他活到了目睹他的預言實現，他是不是快樂。不過，他並不是國家崇拜者，決不是那種人。他是一個熱烈的個人主義者，是一個信仰英雄的人。他說，整個一個民族的不幸還不如一個偉大個人的苦難重要：「所有這些小民的災難，除了在強有力者的感情中以外，並不在一起構成一個總和。」尼采不是國家主義者，對德國不表現過分讚賞。
他希望有一個國際性的統治種族，要他們來做全世界的主人：「一個以最嚴酷的自我訓練為基礎的龐大的新貴族社會，在那裡面有哲學思想的強權人物和有藝術才能的專制君的意志要給千秋萬年打下印記。」他也不是明確地抱有反猶太主義的人，不過他認為德國容納著那麼多的猶太人，再多便不能同化，所以不可允許猶太人繼續內流。他討厭《新約》，卻不討厭《舊約》，他用最高的讚美詞句來談《舊約》。
為尼采說句公道話，我們必須強調，和他的一般倫理觀點有某種關聯的許多近代發展，同他明白表示的意見是相反的。尼采的倫理思想的兩點運用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對婦女的輕蔑；第二是他對基督教的無情批判。他永遠不厭其煩地痛罵婦女。在他的擬預言體的著作《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裡，他說婦女現在還不能談友誼；她們仍舊是貓、或是鳥、或者大不了是母牛。「男人應當訓練來戰爭，女人應當訓練來供戰士娛樂。其餘一概是愚蠢。」如果我們可以信賴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最有力的警句：「你去女人那裡嗎？別忘了你的鞭子。」就知道戰士的娛樂必是與眾不同的一種娛樂。他對婦女雖然總是同樣地輕蔑，卻並不總是這麼兇猛。
在《權力意志》裡他說：「我們對女人感到樂趣，像是對一種或許比較優美、比較嬌弱、比較靈妙的動物感到樂趣一樣。和那些心裡只有跳舞、廢話、華麗服飾的動物相會是多麼大的樂事！它們向來總是每一個緊張而深沉的男性靈魂的快樂。」不過，就連這些美質也只有當女人被有丈夫氣概的男人管束得老老實實的時候，在她們身上才找得到；她們只要一得到任何獨立地位，就不可容忍了。「女人有那麼多可羞恥的理由；女人是那麼迂闊、淺薄、村夫子氣、瑣屑的驕矜、放肆不馴、隱蔽的輕率……迄今實在是因為對男人的恐懼才把這些約束和控制得極好。」他在《善惡之彼岸》中這樣講，在那裡他並且又說，我們應當像東方人那樣把婦女看成財產。他對婦女的謾罵全部是當做自明的真理提出來的，既沒有歷史上的證據也沒有他個人經驗中的證據以為支持；關於婦女方面，他個人的經驗幾乎只限於他的妹妹。尼采對基督教的異議是它使人接受了他所說的「奴隸道德」。
把他的議論和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哲人們的議論對照起來觀察是很微妙的。法國的哲人們主張基督教教義是不真實的；基督教教導人服從人所認為的神的意志，然而有自尊心的人卻不應當向任何高級的權能低頭；基督教會已經成了暴君的同盟者，正在幫助民主政治的仇敵否定自由，不停地搾取窮人的膏血。尼采並不關心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在形而上學上是否真實；他深信沒有一種宗教實際是真理，所以他完全從宗教的社會效果來評價一切宗教。他和哲人們意見一致，也反對服從假想的神意志，但是他卻要拿現世的「有藝術才能的專制君」的意志代替神的意志。除這種超人外，服從是正當的，然而服從基督教的神卻不正當。關於基督教會是暴君的同盟者和民主政治的仇敵，他說這恰恰是真相的反面。
據他講，法國大革命及社會主義從精神上講和基督教根本是同一的，這些他同樣都反對，理由也相同：不管在任何方面他都不想把所有人當做平等的對待。他說佛教和基督教都否定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有任何根本的價值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講都是「虛無主義的」宗教；但是二者當中佛教可非議的地方要少得多。基督教是墮落的，充滿腐朽的糞便一般的成分；它的推動力就在於粗製濫造者的反抗。這種反抗是猶太人開頭的，由不講誠實的聖保羅那樣的「神聖的癲癇患者」帶進基督教裡。「《新約》是十分卑鄙的一類人的福音。」基督教信仰是古今最要命的、最魅惑人的謊話。從來就沒有一個知名人物和基督教的理想相像；例如，想一想普魯塔克的《名人傳》裡的英雄們吧。基督教所以應該受到譴責，是因為它否定「自豪、有距離的哀愁、偉大的責任、意氣昂揚、光輝的獸性、戰爭和征服的本能、熾情的神化、復仇、憤怒、酒色、冒險、知識」的價值。
這一切都是好的，卻都被基督教說成壞的——尼采這樣主張。他講，基督教的目的是要馴化人心，然而這是錯誤的。野獸自有某種光彩，把它一馴服就失掉了。杜思退也夫斯基所結交的罪犯們比他好，因為他們比較有自尊心。尼采非常厭惡悔改和贖罪，他把這兩件事稱做循環的蠢事。我們很難擺脫開關於人類行為的這種想法：「我們是兩千年來的活剖良心和自釘十字架的繼承人。」有一段關於巴斯卡爾的很有動人力量的文字值得引下來，因為這段文字把尼采反對基督教的理由表現得最好不過：「在基督教中我們反對的是什麼東西呢？反對的是它存心要毀掉強者，要挫折他們的銳氣，要利用他們的疲憊虛弱的時刻，要把他們的自豪的信心轉化成焦慮和良心苦惱；反對的是它懂得怎樣毒化最高貴的本能，使它染上病症，一直到它的力量、它的權力意志轉而向內反對它自己——一直到強者由於過度的自卑和自我犧牲而死亡：那種讓人不寒而慄的死法，巴斯卡爾就是最著名的實例。」
尼采希望看到他所謂的「高貴」人代替基督教聖徒的地位，但是「高貴」人絕不是普遍類型的人，而是一個有統治權的貴族。「高貴」人會幹得出殘忍的事情，有時也會幹得出庸俗眼光認為是犯罪的事；他只對和自己平等的人才會承認義務。他會保護藝術家、詩人以及一切可巧精通某種技藝的人，但他是以自己屬於比那種只懂得做點事的人要高的階級中一員的資格來保護這些人的。從戰士們的榜樣，他會學會把死和他正在奮鬥維護的主義連在一起；學會犧牲多數人，對待他的事業嚴肅到不饒人；學會實行嚴酷的紀律；學會在戰爭中施展暴虐和狡猾。他會認識到殘忍在貴族優越性裡所起的作用：「幾乎我們稱做『高等教養』的一切東西，都以殘忍性的崇高化和強化為基礎。」「高貴」的人本質上是權力意志的化身。尼采認為，聖賢有兩種：生來的聖賢和出於恐懼的聖賢。
生來的聖賢對人類有一種自發的愛；他行好事是因為行好事使他幸福。反之，出於恐懼的聖賢像個因為有警察才不幹偷竊的人一樣，假使沒有地獄的火或他人的報復的想法約束著他就會作惡。尼采只能想像第二種聖賢；由於他心中充滿恐懼和憎恨，所以對人類自發的愛在他看來是不可能有的。他從來沒有設想過有一種人，雖然具有超人的大無畏和倔強的自尊心，還是不加給人痛苦，因為他沒有這樣做的願望。有誰會認為林肯採取他那種做法是由於害怕地獄嗎？然而在尼采看來林肯是下賤的，拿破侖大大了不起。還需要考察一下尼采所提出的主要倫理問題，即我們的倫理應當是貴族式的呢？或者在某種意義上應當把一切人同樣看待呢？
這個問題是一個意義不很明瞭的問題，所以顯然第一步是要把問題弄明確一些。我們首先務必把貴族式的倫理和貴族式的政治理論區別開。信奉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的人抱有民主的倫理思想，但是他也許認為貴族式的政體最能促進一般人的幸福。這不是尼采的見解。他認為平常人的幸福並不是善本身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善的或是惡的事情全都只存在於少數優越者方面，其餘人遭遇的事是無足輕重的。以下的問題是：少數優越者怎樣下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