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對19世紀時歐洲人的想像的影響深極了，克勞澤維茨、斯當達爾、海涅、費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愛國者的行動，都受到了他的精神感召。他的陰魂在整個時代昂首闊步，這唯一強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業主義和商業貿易的力量，對和平論與經營商店傾注一陣嘲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打算去除這個幽靈，但是勞而無功，因為這鬼怪從來也沒有比現在勢力更大了。在「百日江山」期間，拜倫公開表示他希望拿破侖勝利的心願，當他聽到滑鐵盧的敗績時，他說：「我真難過死了。」只有一度他暫時對他的英雄感到了厭惡：那是在1814年，當時自殺要比退位來得體面。那時候，他從華盛頓的美德尋求安慰，但是拿破侖從埃爾巴島一回來，這種努力就不再需要了。當拜倫死的時候，在法國「許多報紙上講本世紀的兩大偉人拿破侖和拜倫幾乎同時棄世了」。
拜倫的性格並不溫和，卻暴烈得像大雷雨一樣。他講盧梭的話，對他自己也用得上。他說盧梭是在熾情上投下魅惑、由苦惱絞搾出滔滔雄辯者……然而他知道怎樣給瘋狂加上美裝，在錯誤的行動思想上塗抹一層絕妙的色調。但是這兩人之間有著深刻的區別。盧梭是感傷的，拜倫是狂熱的；盧梭的怯懦暴露在外表，拜倫的怯懦隱藏在內裡；盧梭讚賞美德，只要是淳樸的美德，而拜倫讚賞罪惡，只要是霹靂雷火般的罪惡。這種區別雖然不過是反社會本能的反抗中兩個階段的區別，自還是很重要的，它表現出運動正在發展的方向。
卡萊爾在當時認為拜倫是「歐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覺他好像「喪失了一個弟兄」；他後來喜歡上歌德，但是仍舊把拜倫和拿破侖相提並論：「對於你的那些高尚人士來說，以這種或那種地方語言發表某個這樣的藝術作品，幾乎成了必須的事。因為正當地講，除了說這是你在跟惡魔堂堂正正開始交戰以前同它的爭論而外還是什麼呢？你的拜倫用詩和散文及大量其他東西發表了他的《喬治勳爵的悲傷》：你的波拿巴特以驚人的大氣派上演了他的歌劇《拿破侖的悲傷》；配的音樂是大炮齊鳴和滿世界的殺人叫喊；他的舞台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韻律和宣敘調就是列成戰陣的軍士的步伐聲和陷落中的城市的聲響。」
的確，再往後三章，卡萊爾發出斷然的號令：「合起你的拜倫，打開你的歌德。」但是拜倫是滲在他的血脈裡的，而歌德始終是一個志趣。在卡萊爾看來，歌德和拜倫是對立人物；在阿爾夫雷·德·繆塞看來，他們是往快活的高盧靈魂中灌注憂鬱毒素這場罪惡勾當裡的同謀犯。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法國青年似乎只是通過《維特的悲傷》認識歌德的，根本不認識奧林帕斯神式的歌德。繆塞責備拜倫沒有從亞得裡亞海和貴丘裡伯爵夫人得到安慰——這話不對，因為他在認識她以後就不再寫《曼弗裡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國和歌德的比較愉快的詩同樣少有人讀。儘管有繆塞的惡評，從那時以來，大部分法國詩人一向以拜倫式的不幸作為他們吟詠的最好材料。在繆塞看來，只是在拿破侖以後拜倫和歌德才算世紀的最大天才。
繆塞生在1810年，是屬於他在一首關於法蘭西帝國的盛衰榮辱的敘事抒情詩裡形容的兩次戰役之間孕育的那個世代的一人。在德國，對於拿破侖的感情比較分歧。有像海涅那樣的人，把他看成自由主義的強有力的傳播者，農奴制的破壞者，正統主義的仇敵，讓世襲小邦主發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看做基督之敵，以高貴的德意志民族的破壞者自命的人，是一個徹底證明了條頓美德只有靠對法國的難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義之徒。俾斯麥完成了一個綜合：拿破侖總歸還是基督之敵，然而不是單單要憎惡的，而是應傚法的基督之敵。尼采承認這個折中，他懷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喜悅講古典的戰爭時代就要到來了，這恩惠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拿破侖給予我們的。
就這樣，拜倫的遺產——民族主義、撒旦主義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復合體的一部分。必須承認的一點是，拜倫的浪漫主義只有一半真誠。有時候，他會說波普的詩比他自己的詩好，但是這個意見多半也只是他在某種心情下的想法。世人向來一味要把拜倫簡單化，刪掉他的廣大無邊的絕望及對人類的明言輕蔑中的故作姿態的因素。拜倫和許多其他著名人物一樣，當做神話人物來看的他比真實的他重要。看做一個神話人物，特別在歐洲大陸上他的重要性大極了。
2杄尼采
尼采生平簡單。他父親是一個新教牧師，他的教養有極濃厚的宗教色彩。他在大學裡以研究古典和語言學才華出眾，甚至在1869年他尚未取得學位以前，巴澤爾大學就提出給他一個語言學教授的職位，他接受了這個職位。他的健康狀況從來不佳，在休過若干時期的病假之後，他終於在1879年不得不退職。此後，他住在瑞士和意大利；1888年他精神失常了，到死一直如此。他對瓦格納懷著熱烈的景仰，但是又跟他起了爭論，名義上爭論的是《帕濟伐爾》，因為尼采認為《帕濟伐爾》基督教氣味太重、太充滿絕念精神了。在這次爭論之後，他對瓦格納大肆非難，甚至於竟指責他是猶太人。不過，他的一般看法和瓦格納在《尼伯龍的戒指》裡表露的一般看法依舊非常相像；尼采的超人酷似濟格弗裡特，只不過他是懂希臘文的。這點或許彷彿很古怪，但是罪不在我。
尼采自認為是叔本華的後繼者，這是對的；然而他在許多地方都勝過了叔本華，特別在他的學說的前後一貫、條理分明上。叔本華的東方式絕念倫理同他的意志全能的形而上學似乎是不調和的；在尼采，意志不但在形而上學上居第一位，在倫理上也居第一位。尼采雖然是個教授，卻是文藝性的哲學家，不算學院哲學家。他在本體論或認識論方面沒創造任何新的專門理論；他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在倫理學方面，其次是因為他是一個敏銳的歷史批評家。下面我差不多完全限於談他的倫理學和他對宗教的批評，因為正是他的著作的這一面使他有了影響。尼采對各派宗教及哲學的批評，完全受著倫理上的動機的主使。
他讚美他認為在身為貴族的少數者才可能有的某種氣質；依他的意見，多數者應當只是極少數人完成優越性的手段，不可認為他們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獨立權利。他提起普通人，習慣上稱做「粗製濫造的」，假如他們的受苦受難對產生偉人是必須的，他認為這件事就無可反對。因而，從1789—1815年這段時期的全部重要性都在拿破侖身上得到總結：「法國大革命使拿破侖得以出現，這就是它的正當理由。假使我們的全部文明混亂崩潰的結果會是這種報償，我們便應該希求混亂崩潰。拿破侖使民族主義得以實現，這即是後者的理由。」他說，本世紀裡差不多一切遠大的希望都來自拿破侖。他愛以逆理悖論的方式發表意見，目的是要讓守舊的讀者們震驚。
他的做法是，按照通常含義來使用「善」、「惡」二字，然後講他是喜歡「惡」而不喜歡「善」的。他的《善惡之彼岸》這本書，實際上旨在改變讀者關於善和惡的看法，但是除有些時候而外，他卻自稱是歌頌「惡」而貶斥「善」的。例如，他說把追求善勝利、惡絕滅這件事當成一種義務，是錯誤的；這是英國式的看法，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個蠢蛋」的典型貨色，他對穆勒這人是懷著特別惡毒的輕蔑的。關於穆勒，他說道：「他講『對一個人來說正當的事，對另一個人來說也正當』；『你不願意旁人對你做的事，你也不要對旁人做』；說這些話使我對此人的庸俗感到憎惡。這種原則樂於把人與人的全部交道建立在相互效勞上，於是每一件行動彷彿都成了對於給我們所做的事情的現錢報酬。
其中的假定卑鄙到極點：認為我的行動與你的行動之間在價值上有某種相當是理所當然的。」跟傳統美德相反的真正美德，不是為人人所有的，而始終應當是貴族少數者的特色。這種美德不是有利可圖的東西，也不是叫人謹慎；它把具備它的人同其他人隔離開；它敵視秩序，加害於劣等人。高等人必須對庶民開戰，抵制時代的民主傾向，因為四面八方都是些庸碌之輩攜起手來，圖謀當主人。「一切縱容、軟化和把『民眾』或『婦女』舉在前面的事情，都對普選制——也就是『劣』民統治——起有利的作用。」引人入邪道的是盧梭，因為他把女人說得很有趣；其次是哈麗艾特·比徹·司托和奴隸們；最後是為工人和窮人而戰的社會主義者。所有這些人都應當加以抵制。尼采的倫理思想不是通常任何意義的自我放縱的倫理思想；他信仰斯巴達式的紀律，為了重大目標既有加給人痛苦的能力也有忍受痛苦的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