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章裡，我們簡單講一講浪漫主義觀點，因為這種觀點乃是我們眼下要涉及的一段時期中大部分哲學思想的文化背景。浪漫主義運動在初期跟哲學並不相干，不過很快就和哲學有了關係。通過盧梭，這運動自始便和政治是連在一起的。但是，我們必須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來考察它，即作為對一般公認的倫理標準和審美標準的反抗來考察，然後才能瞭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學上的影響。
從18世紀後期到今天，藝術、文學和哲學，甚至於政治，都受到了廣義上所謂的浪漫主義運動特有的一種情感方式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連那些對這種情感方式抱反感的人對它也不得不考慮，而且他們受它的影響常常超過自知的程度以上。浪漫主義運動儘管起源於盧梭，但最初大體是德國人的運動。
德國的浪漫主義者們在18世紀末都還年輕，也正是當年輕的時候他們在自己的看法上表現出最富有特色之處。那些沒有幸運夭折的人，到末了讓個性泯沒在天主教的齊一模式中。德國浪漫主義者對柯勒律治和雪萊起了影響；與德國的影響無關，浪漫主義觀點在19世紀初葉在英國流行開。在法國，自王政復辟以後，直到維克多·雨果，浪漫主義觀點大盛，固然那是一種弱化的浪漫主義觀點了。在美國，從梅厄韋爾、索婁和布洛克農場可以見到近乎純粹的浪漫主義觀點；稍有緩和的，從愛默生和霍桑也見得到。雖然浪漫主義者傾向於舊教，但是在他們的看法上的個人主義方面，總有一種什麼牢不可破的新教成分，而且在塑造風俗、輿論和制度方面，他們取得的永久性成功幾乎完全限於新教國家。
英國的浪漫主義的端倪在諷刺作家的作品裡見得到。在謝立丹的《情敵》中，女主人公決意寧為愛情嫁一窮漢，而不嫁給一個有錢男人來討好她的監護人和他的父母；然而，他們選中的那個富人化個假名，偽充貧窮向她求愛，贏得了她的愛情。貞·奧斯丁在《諾桑格府》和《理智與情感》中嘲笑了浪漫主義者。《諾桑格府》裡有這麼一個女主人公：她被1794年出版的瑞德克裡弗夫人寫的超浪漫主義的《烏鐸爾佛的奧秘》引入了迷途。英國第一個好的浪漫主義作品就是柯勒律治的《老舟子吟》——姑且撇開佈雷克不談，因為他是一個孤獨的、瑞典寶利教派的信徒，難說是任何「運動」的一部分。《老舟子吟》發表在1799年，柯勒律治不幸由魏志伍德家供給了錢，翌年進了格廷根大學，沉溺在康德哲學裡，這並沒使他的詩進一步工練。在柯勒律治、華資渥斯和騷濟成了反動者之後，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憎恨暫時遏止住英國的浪漫主義。但是不久拜倫、雪萊和濟慈使它又復活了，且多少可說支配了整個維多利亞時代。
浪漫主義運動中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盧梭。在18世紀的法國，有教養人士極其讚賞他們所謂的善感性，這個詞的意思指容易觸發感情，特別是容易觸發同情的一種氣質。感情的觸發要做到徹底如意，必須又直截又激烈而且完全沒有思想的開導。善感的人看見一個困窘的小農家庭會動心落淚，可是對精心擘畫的改善小農階級生活狀況的方案倒很冷淡。窮人想當然比有錢人要多具備美德，所謂賢哲，認為就是一個從腐敗的朝廷裡退出來，在恬淡的田園生活中享受清貧樂趣的人。這種態度作為一時的心境來說，幾乎在歷代詩人的作品中都找得到。
《皆大歡喜》裡的流亡公爵表達了這種態度，不過他一有辦法便回到他的公爵領地；唯獨抑鬱多愁的傑克斯是真心歡喜那森林生活。甚至浪漫主義運動所反對的一切人當中的十足典型波普也說：誰把願望和心計囿於幾塊祖留的田畝，甘心在自己的地上呼吸鄉土氣，誰便擁有幸福。在培養善感性的那些人的想像中，窮人總都有幾塊祖留的田畝，靠自己的勞動產品過生活，無須對外交易。是的，他們總是在淒慘的境況裡把這些田畝逐漸失掉，因為上年紀的父親不能再勞動，嬌美的女兒又在害著癆傷症，奸惡的受抵押人或混賬的領主不是正準備攫走田畝，就是準備著奪去女兒的貞操。在浪漫主義者看來，窮人決不是都市裡的，決不是工業界的；「無產階級」是個19世紀的概念，也許是同樣浪漫化了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盧梭講求已經存在的善感性崇拜，使它有了一個要不然就不會具有的幅度和範圍。他是個民主主義者，不但按他的學說來講是，按他的趣味來講也是。他一生在長時期中是一個四處漂泊的窮漢，接受一些論窮困程度不過稍亞於他的人的好意照顧。他在行動上常常用糟到家的忘恩負義來回報這種關懷，但是在情感上，他的反應卻是最熱忱的善感性崇拜者所能想望的一切。他因為有流浪人的好尚，覺得巴黎社交界的種種拘束讓人厭膩。浪漫主義者們跟他學會了輕蔑習俗束縛——最初是服裝和禮貌上的、小步舞曲和五步同韻對句上的習俗束縛，然後是藝術和戀愛上的習俗束縛，最後及於傳統道德的全領域。
到盧梭時代，許多人對安全已經厭倦，已經開始想望刺激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讓他們把刺激足足嘗個飽。當1815年政治界回歸平靜的時候，這又是那麼死氣沉沉、那麼僵硬刻板，與一切蓬勃生活那麼敵對的一種平靜，只有失魂落魄的保守派耐得住。因此，像太陽王治下的法國與法國大革命時代前的英國特有的那種在思想上默認現狀不存在了。19世紀時對神聖同盟體制的反抗分兩種。有既是資本家的又是無產階級的工業主義對君主制和貴族政治的反抗；這種反抗幾乎完全沒沾到浪漫主義，而且在許多方面又返回18世紀。這種運動以哲學上的急進派、自由貿易運動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為代表。與此完全不同的是浪漫主義的反抗，它有的地方是反動的，有的地方是革命的。
浪漫主義者不追求和平與安靜，但求有朝氣而熱情的個人生活。他們對工業主義毫無好感，因為它是醜惡的，因為苦心斂財這件事他們覺得與不朽人物是不相稱的，因為近代經濟組織的發展妨害了個人自由。在革命後的時代，他們通過民族主義逐漸進到政治裡：他們感覺每個民族有一個團體魂，只要國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樣，團體魂就不可能自由。在19世紀上半期，民族主義是最有聲勢的革命原則，大部分浪漫主義者熱烈支持它。浪漫主義者並不是沒有道德；他們的道德見識反倒銳利而激烈。但是這種道德見識依據的原則卻和前人向來以為良好的那些原則完全不同。從1660年到盧梭這一段時期，充滿了對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宗教戰爭和內戰的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