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伊拉斯謨和莫爾
北文藝復興運動的典型代表有伊拉斯謨和托馬斯·莫爾爵士這兩個人。他們是親密的朋友，有不少共通處。兩人都輕視經院哲學；兩人都學識淵博，固然莫爾博學不及伊拉斯謨；兩人都抱定由內部實行教會革新的志向，可是當新教分裂發生時，又都對它悲歎不滿；兩人都寫一手雋妙、幽默而極度老練的文章。在路德叛教以前，他們是思想上的首領，但是在這之後，新舊兩邊的世界都變得過於激烈，他們這種類型的人就不合時宜了。莫爾殉教死了，伊拉斯謨落魄潦倒。
本書在這一章之所以選取論述這兩人，理由就在於他們體現出抗逆經院哲學這件事的特色，即嫌惡神學或哲學中一切體系性的東西，他們可為實例說明革命前時代的性格，在這種時代普遍有溫和改良的要求，而怯懦的人尚未讓過激派嚇得倒向反動。但無論伊拉斯謨或莫爾，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北文藝復興在16世紀初有個短期間，新學問在法國、英國和德國沒捲入神學論爭的漩渦，生氣勃勃地四處散播著，但不久又和宗教改革混纏在一起。在北方各國，文藝復興運動比在意大利開始得遲，並且這個北文藝復興運動有許多地方和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大不相同。這運動不如它的意大利先驅輝煌燦爛，卻比較牢固；它不混亂無主，也不超脫道德意味，相反，卻和虔誠與公德分不開；它比較少關切個人炫耀學識，而更渴望把學問盡可能地廣泛傳佈。它很注意將學問標準用到《聖經》上，並且得到了一個比《拉丁語普及本聖經》更正確的聖經版本。
伊拉斯謨生在鹿特丹。他的父親實際上是個祭司，一個稍有學問、懂得希臘語的人，但他的生身父母在他尚未成年時死去，又因為他是私生子，因此關於自己的出生委細，編造了一套浪漫性的假話。伊拉斯謨一度入巴黎大學，這大學從經院哲學發端直到蓋森和宗教會議運動，曾有過它的黃金時代，但是現在老的論爭都乾枯無味了，這使得伊拉斯謨在那裡也找不到對自己有益處的東西。當時大學界以外，人文主義者在巴黎蒸蒸日上。托馬斯派和司各特派原先合稱古代派，這派人對奧卡姆主義者論斥爭辯，後者稱做名目論派又稱近代派。終於在1482年兩派和解，攜手一致對抗人文主義者。
伊拉斯謨憎惡經院哲學家，認為他們老朽過時，任何一派哲學，甚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都不真正喜好，只不過這兩人既然是古代人，談到時必須表示尊敬罷了。他在一封信裡提到，他因為想取得博士學位，竭力不談一點優雅或雋妙的事。1499年伊拉斯謨初訪英國，他在英國結交寇理特和莫爾，兩人勸勉他著手鄭重的工作，不要玩弄文墨上的彫蟲小技。伊拉斯謨感覺自己願在聖經上面下工夫，認為希臘語知識萬不可不備，伊拉斯謨也打算學會希伯來文，但是把它丟下了。在1500年年初離開英國後，伊拉斯謨自己開始學習希臘語，儘管那時的他窮得聘不起教師。1502年秋天，他已學得精嫻熟練，而在1506年去意大利的時候，他發覺意大利人沒什麼可讓他學的了。在1516他完成了兩件事，一是編訂聖傑羅姆的著作，一是出版一部附有新拉丁譯文的希臘文新約聖經。他發現《拉丁語普及本聖經》裡有種種錯誤，這個發現後來在宗教論爭中對新教徒有好處。
伊拉斯謨的代表作是《愚神頌讚》。這本書的構思是他1509年從意大利去英國途中，正當跨越阿爾卑斯山的時候萌發的。這也是伊拉斯謨寫的唯一還有人讀的一本書。書中有些段落裡談的是各種教會弊端，愚神吐露伊拉斯謨的鄭重意見，語氣也由嘲諷轉成謾罵。他猛烈地攻擊了修道會僧，說他們是「深深地愛戀自己，是個人幸福的癡賞家」，是「精神錯亂的蠢物」，他們簡直不帶一點宗教氣。教皇也沒能繞過謾罵，他認為教皇應當以謙遜和清貧來傚法他們的主。在這裡，化體說、經院哲學各流派、教皇，樞機主教和主教、神學家們關於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爭論、祭司用來「計算每個靈魂在煉獄中的居留時間」的赦罪符和免罪券、禮拜聖徒，乃至禮拜聖馬利亞，「她的盲目的獻身者認為將聖母放在聖子前是禮儀」，這一切全受到了猛烈的訕笑。
《愚神頌讚》的結尾鄭重提出，真信仰乃是一種愚癡。通篇有兩類愚癡，一類受到嘲諷的頌揚，另一類受到真心的頌揚；真心頌揚的愚癡即基督徒淳樸性格中顯露出來的那類愚癡。這種頌揚和伊拉斯謨對經院哲學的厭惡，以及對使用非古典拉丁語的學者博士們的厭惡是表裡相連的。但是它尚有更深刻的一面。按這個見解，真的宗教信仰不出於知而發於情，精心錘煉的神學全部是多餘的。這種看法已日益流行，它在本質上是北方的重情主義對希臘尚知主義的排斥，目前在新教徒中間差不多普遍都接受了。二度訪問英國，伊拉斯謨在那裡逗留了五年，其中一部分時間在倫敦，一部分時間在劍橋。英國公學的教育直到不久以前，還幾乎完全保持他當初所想望的那種樣子：徹底打好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基礎，不僅包括翻譯，也包括韻文和散文寫作。科學儘管從17世紀以來就在知識方面最佔優勢，倒認為不值得上等人士或神學家注意；柏拉圖的東西應該學，但是柏拉圖認為值得學的科目另當別論。他對於激發英國的人文主義起了不小影響，所有這些都和伊拉斯謨的影響方向一致。伊拉斯謨的文字癖深到無可救藥、恬不知恥。
伊拉斯謨還寫了一本書叫《基督徒士兵須知》，這是一部包羅宏富的拉丁語格言集，在後幾版中又增補許多希臘語格言，他奉告未受過教育的軍人，說他們應該讀聖經，還要讀柏拉圖、安布洛斯、傑羅姆和奧古斯丁的著作，他做這些都旨在想讓人能夠把拉丁語寫得合拉丁語用法習慣。他還作了一本異常成功的《對話》書，那時候巴黎大學的學生來自西歐各地，說不定常常遇上這種事：兩個學生能用來進行交談的語言只有拉丁語。可見，在當時拉丁語是獨一無二的國際用語，這在當時的用途或許比現在顯得要大。宗教改革以後，伊拉斯謨起先住在當時還守著十足的舊教正統的盧凡，後來他住在巴澤爾，那裡已經改奉新教。雙方各自盡力羅致他，但是籠絡很久無功效，因為他對教會弊端和教皇的罪惡曾經表示過激烈意見。
路德叛教那年，也即1518年，伊拉斯謨發表一個叫《吃閉門羹的尤理烏斯》的諷刺作品，單寫尤理烏斯二世進天國未成，但是路德的強暴作風惹他生厭，而且他也憎惡鬥爭，最後他還是投身到舊教一邊。1524年，伊拉斯謨寫了一個維護自由意志的著作，但路德信奉奧古斯丁的見解更誇大渲染，否定自由意志。路德的答辯蠻橫凶狠，逼得伊拉斯謨進一步倒向反動。對於正直的人，可抉擇的光榮道路只有殉教或勝利，但他素來總是膽弱心怯，而時代已經不再適合懦夫了。因此，從這時直到他老死，他的聲望地位江河日下，他的朋友托馬斯·莫爾爵士被迫選擇了殉教，伊拉斯謨說：「要是當初莫爾根本沒惹那危險事，神學上的問題留給神學家去管多好。」伊拉斯謨活得太長，進入了一個新善新惡——英雄骨氣和不容異己——的時代，這兩樣哪一樣也不是他能夠學會的。
我們接下來要談到的一個人就是托馬斯·莫爾爵士，論為人他比伊拉斯謨可敬佩得多，但是從影響看，地位卻差得遠。莫爾是人文主義者，但也是個虛心真誠的人。他在牛津大學時，著手學習希臘語，這在那時候很不尋常，因此他被人當成對意大利的不信者表好感。校當局和他的父親大為不滿，他於是被牛津大學革除。隨後他迷上卡爾圖斯教團，親身實踐極端的苦行生活，尋思加入這個教團。正當這時，他初遇伊拉斯謨，分明是因為伊拉斯謨的影響，他踟躕沒有走這一步。莫爾的父親是個法律家，他決定也從事父親的這行職業。
1504年他做了下院議員，帶頭反對亨利七世增課新稅的要求，在這事上他成功了，但是國王卻激怒得發狂，國王把莫爾的父親投進倫敦塔，不過，納款一百鎊後又釋放出來。1509年英王逝世，莫爾再操法律業，並且得到亨利八世的寵信。他在1514年受封爵士，被任用參與各種外交使團。亨利八世屢次召請他進宮，但是莫爾總不去，最後，國王不待邀請，自己到他在徹爾西的家中，和他一同進餐。莫爾對亨利八世並不存幻想，有一次人家祝賀他受國王的愛顧，他回答：「假使我莫爾的人頭真會讓他得到一座法國城池，這顆頭準得落地。」武爾濟倒敗時，國王任命莫爾為大法官來接替他。和通常慣例相反，莫爾對訴訟當事人的饋贈一概回絕。後來，亨利八世為了娶安·布琳，決意離棄阿拉貢的凱薩林，但莫爾堅定不移地反對這樁離婚案，於是他不久就失寵了。
在1532年，莫爾辭官，每年僅有俸祿一百鎊，由此可見他在任時的剛直清廉。儘管莫爾與國王意見不合，亨利八世仍舊邀請他參加他與安·布琳的婚禮，但是莫爾不接受邀請。1534年，亨利八世設法讓國會通過「至權法案」，宣佈他是英國教會的首領。但在這項法案之下規定必須作一次「承認至權宣誓」，然而莫爾拒絕宣誓。這只是近似叛逆，罪不該死，但憑著極靠不住的證詞，證明他說過國會根本不能讓亨利當上教會領袖的話，按這項證據，他被判成大逆犯，斬首處決。他的財產移交給伊麗莎白公主，公主把它一直保存到她逝世的一天。
莫爾最為著名的著作就是《烏托邦》，他也是因為這部作品而被後世的人們所牢記。烏托邦是南半球的一個島嶼，島上一切事都做得盡善盡美。在烏托邦同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所有東西盡歸公有，因為凡存在私有財產的地方，公益就不能振興，離了共產制度絕不會有平等。在對話中，莫爾提出反論說，共產制會使人懶散，會破壞對官長的尊敬；對這點，拉斐爾回答，若是在烏托邦中居住過的人，誰也不會講這話。
曾經有個叫拉斐爾·希斯洛德的航海人偶然來到這個島上，度過五年，為讓人知道該島的賢明制度才返回歐洲。烏托邦中有五十四個城市，除一個是首都外，全部仿同樣格局。街道都是二十英尺寬，所有私人住宅一模一樣，一個門朝大街，一個門通庭園。門不裝鎖，人人可以進入任何人家。屋頂是平的。每隔十年大家調換一次房屋——這顯然是為了杜絕佔有感。鄉間有農場，每個農場擁有的人數不下於四十個，包括兩名奴隸；各農場由年老賢達的場主夫妻管轄。雛雞不由母雞孵，在孵卵裡孵化。所有人穿著一樣，只是男子和女子、已婚者與未婚者的服裝有所不同。衣服式樣一成不變，冬裝和夏裝也不加區別。工作當中，穿皮革或毛皮製的服裝；一套服裝經用七年。
他們停止工作的時候，在工作服外面披上一件毛織斗篷。這種斗篷全一樣，而且就是羊毛天然本色的。各戶裁製自家的衣裳；一切人無分男女每日工作六小時，午飯前三小時、午飯後三小時。所有的人都在八點鐘上床，睡眠八小時。清晨起有講演，雖然這種講演並不帶強制性質，大批人還是去聽講；晚飯後娛樂占一小時。因為既無閒漢，也沒有無用的工作，六小時工作已足夠。據說，在我們這裡，婦女、祭司、富人、僕役和乞丐，一般都不干有用的活，並且因為存在著富人，大量勞力耗費在生產非必需的奢侈品上面。這一切在烏托邦裡都避免了。有的時候，發覺物資有餘，官長便宣佈暫時縮減每日工時；有些人被選舉出來當學者，只要他們不孚眾望，就豁免其他工作。與政務有關的人，全部由學者中遴選。
莫爾提倡烏托邦中的政體是代議民主政體，採用間接選舉制。居最高地位的是一個終身選任的主公，但是他如果專制暴虐，也可以把他廢黜；家族生活是族長制的；已婚的兒子住在父親家中，只要父親尚不老邁昏聵，便受他管束。如果哪個家族增殖得過於龐大，多餘的子女便遷進別族去。若某個城市發展得太大，便把一部分住民移到另一個城市。假如所有城市都過於大了，就在荒地上建造一座新城市。至於全部荒地用盡以後該怎麼辦，一字沒提。為供食用而宰殺牲畜，全歸奴隸做，以防自由民懂得殘忍。烏托邦裡有為病者設的醫院，非常完善，所以生病的人很願意進醫院。在家吃飯也是許可的，不過大多數的人在公會堂中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