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新柏拉圖主義者、阿拉伯人、經院哲學家們，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抱熱烈興趣，但是卻根本不注意他們的政治作品，原因是城邦時代的政治制度已經完全絕跡了。在意大利城邦制的成長與文藝復興同時並起，因此人文主義者便能夠從共和時代的希臘人與羅馬人的政治理論有所收穫。對「自由」的愛好，及「約制與均衡」說，由古代傳給文藝復興時期，又主要從文藝復興時期傳給近代，固然近代也直接承繼了古代。
馬基雅維利的這一面和《邦主鑒》裡那種比較聞名的「不道德的」主義，至少是同樣重要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馬基雅維利決不拿基督教義上的或《聖經》上的根據當做政治議論的基礎。中古的著述家抱有「合法」權力的想法，所謂合法權力即教皇和皇帝的權力，或者由這些人來的權力。北方的著述家們甚至後來直到洛克，還論說伊甸樂園裡發生的事情，以為他們由此能給某些種權力的「合法」性找到證據。在馬基雅維利卻沒這樣的概念。權力歸於自由競爭中有手段抓到權力的人。他對平民政治的愛好並非出自什麼「權利」觀念，而是由於觀察到平民政治不像專制政治那樣殘酷、專橫和動亂不定。另外，《羅馬史論》中關於教皇權力的議論比較詳盡，也比較真誠。
馬基雅維利首先把著名人物排成道德上的七級。他說，最上等人是宗教始祖；其次是君主國或共和國的奠定者；然後是文人。這些人是好人，而破壞宗教的、顛覆共和國或王國的以及與美德或學問為敵的人是惡人。凡建立專制政治的人非善類，包括愷撒在內；從相反方面講，布魯圖斯是好人。他主張宗教在國家中應當占顯要地位，這並不以宗教的真實性為理由，而是把它當做社會聯結紐帶；羅馬人做得對：他們假裝信占卜，懲治那些輕視占卜的。他對當時的教會有兩點指責：第一，教會通過自己的惡行，傷害了宗教信仰；第二，教皇的俗權及俗權引起的政策，妨礙意大利統一。接下來，我們試圖把馬基雅維利的學說中「道德的」部分和「不道德的」部分作一個綜合。
政治上的好事是有一些，其中這三樣特別重要：民族獨立、安全和井然有序的政治組織。最良好的政治組織是在君主、貴族和民眾之間，依各自的實際力量為準來分配法權的政治組織，因為在這種政治組織下革命難成功，於是就可能有穩定；但是為穩定著想，多給民眾一些權力總是明智的。關於目的便是如此。但是在政治上還有手段問題。用注定要失敗的方法追求某個政治目標，徒勞無益；即便認為目的是好的，也必須選取可以實現它的相當手段。手段問題能夠不管目的或善或惡，按純粹的科學方式處理。「成功」意思指達到你的目的，不管是什麼目的。
假若世間有一門「成功學」，按惡人的成功去研究，可以和按善人的成功去研究同樣研究得好，因為成功的罪人實例比成功的聖賢實例尤其繁多。然而這門學問一旦建立起來，對聖賢和對罪人同樣有用，因為聖賢如果涉足政治，必定同罪人一樣，希圖成功。問題歸根結底是力量的問題。為達到某個政治目的，這類或那類的力量總不可缺少。這件簡單明白的事實被「正義必將戰勝」或「罪惡的勝利不久長」等諸如此類的口號掩飾住了。即便你所認為的正義一方真戰勝，那也因為該方擁有優勢力量之故。是的，力量常常依靠輿論，輿論又靠宣傳；而且當然，表面顯得比你的敵對者有道德在宣傳上是有利點，而顯得有道德的一個方法就是真有道德。因為這個理由，勝利說不定往往落在具備公眾所認為的道德最充分的一方。
馬基雅維利以為這不獨是16世紀時宗教改革運動成功的重要因素，還是11、12、13世紀當中教會權力增長的重要因素，他這意見我們倒也必得認可。關於這點有若干重大限制。第一，抓到權力的人，能夠操縱宣傳使自己一派人顯得有道德，例如，在紐約和波士頓的公立學校中，恐怕誰也不能提亞歷山大六世的罪惡。第二，有些混亂時期，明白露骨的無賴行徑屢屢成功，馬基雅維利的時期正是這樣的時期。在這種時代，往往有一種迅速增長的人性為己觀，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它是合算的，一般人就看得下去。照馬基雅維利自己講，哪怕在這種時代，當著無知大眾也宜擺出一副道德面孔。馬基雅維利持這個意見還能夠更進一步來看。文明人幾乎一定是不擇手段的利己主義者。
馬基雅維利說，假使有人在今天想建立共和國，會發覺在山民中比在大城市的人中容易做，因為後一種人恐怕已經腐化了。即便某人是不擇手段的利己主義者，這人的最聰明的行動方針仍要隨他須駕馭的民眾來定。文藝復興時期的教會引起人人激憤，但是只在阿爾卑斯山以北，才讓眾人激憤得釀成宗教改革。當路德開始叛教之際，教皇的收入想必要超過當初亞歷山大六世和尤理烏斯二世，倘如品德較好，教皇應有的收入；假若這點是實，便是因為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人性為己觀而致。可見，政治家如果依靠有道德的民眾，他們的行為比在依靠對道德問題漠不關心的民眾時要良好；他們在若有罪行就能夠廣泛傳知的社會裡，比在有他們掌握下的嚴厲檢查制度的社會裡，行為也要良好。當然，其偽善總能夠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通過適當制度能使成功的程度大大縮小。因此，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雖然值得稱道，但是他也如同大部分古代人的政治思想一樣，有一個方面不免膚淺。
馬基雅維利滿腦子是萊庫格斯和梭倫一類的大製法者，而想當然，這種人不大管以前的社會情況，就創立一個完完整整的社會。把社會看做是有機生長體，政治家對它僅能起有限影響，這種社會概念主要是近代的概念，進化論又大大加強了這個概念。這概念從柏拉圖那裡找不到，從馬基雅維利那裡同樣也找不到。
然而，我們也許不妨這樣主張：進化論的社會觀縱使在過去合乎實情，今天已不再適用，對現在和未來講，卻必須另換一個遠為機械論的看法。在俄國和德國創造出了新的社會，簡直彷彿神話人物萊庫格斯據說創造斯巴達國體的情況一般。古代的製法者是仁慈的神話，現代的製法者是令人恐悚的現實。這世界已經比向來更類乎馬基雅維利的世界，現代人誰希望駁他的哲學，必須作一番超過19世紀時似乎有必要作的深思。
2弗蘭西斯·培根
弗蘭西斯·培根是國璽大臣尼可拉斯·培根爵士的兒子，他的姨母就是威廉·西塞爾爵士的夫人，因而他是在國事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培根二十三歲做了下院議員，並且當上艾塞克斯的顧問。然而等到艾塞克斯一失寵，他就幫助對艾塞克斯進行起訴。為這件事他一向受人嚴厲非難。例如，裡頓·斯揣奇在他寫的《伊麗莎白與艾塞克斯》裡，把培根描繪成一個忘恩負義的大惡怪。這十分不公正。他在艾塞克斯忠君期間與他共事，但是在繼續對他忠誠就會構成叛逆的時候拋棄了他，在這點上，並沒有絲毫甚至讓當時最嚴峻的道德家可以指責的地方。儘管他背棄了艾塞克斯，當伊麗莎白女王在世期間他總沒有得到十分寵信。不過詹姆士一即位，他的前程便開展了。
隨後在1617年，培根獲得父親曾任的國璽大臣職位，1618年做了大法官。但是據說他在獲得這個顯職僅僅兩年後，就被按接受訴訟人的賄賂起訴。培根承認告發是實，但只聲辯說贈禮絲毫不影響他的判決。關於這點，誰都可以有他個人的意見，因為在另一種情況下他本來要作出什麼判決，不會有證據。他被判處罰金四萬鎊，監禁倫敦塔中，期限隨國王的旨意，終生逐出朝廷，不能任官職。這判決不過執行了極小一部分。並沒有強令他繳付罰款，他在倫敦塔裡也只關禁了四天。但是他被迫放棄了官場生活，而以撰寫重要的著作度他的餘年。
培根過了五年退隱生活後，有一次，在把一隻雞肚裡塞滿雪做冷凍實驗時受了寒，因此死去。在培根生活的時代，法律界的道德有些廢弛墮落。幾乎每一個法官都接受饋贈，而且通常雙方的都收。如今我們認為法官受賄是駭人聽聞的事，但是受賄以後再作出對行賄人不利的判決，這更駭人聽聞。然而在那個時代，饋贈是當然的慣例，做法官的憑不受贈禮影響這一點表現「美德」。培根遭罪本是一場黨派爭哄中的風波，並不是因為他格外有罪。他雖不是像他的前輩托馬斯·莫爾爵士那樣一個德操出眾的人，但是他也不特別奸惡。在道德方面，他是一個正常人，和同時代大多數人比起來不優不劣。
培根是近代歸納法的創始人，又是給科學研究程序進行邏輯組織化的先驅，所以儘管他的哲學有許多地方欠圓滿，他仍舊佔有永久不倒的重要地位。培根哲學中一個最出名的部分就是他列舉出他所謂的「幻象」。他用「幻象」來指讓人陷於謬誤的種種壞心理習慣。他舉出四種幻象。「種族幻象」是人性當中固有的幻象；他特別提到指望自然現象中有超乎實際可尋的秩序這種習慣。「洞窟幻象」是個別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見。「市場幻象」是關乎語言虐制人心、心意難擺除話語影響的幻象。「劇場幻象」是與公認的思想體系有關係的幻象；在這些思想體系當中，不待說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家的思想體系就成了他的最值得注意的實例。這些都是學者們的錯誤：就是以為某個現成死套在研究當中能代替判斷。培根的最重要的著作《崇學論》在許多點上帶顯著的近代色彩。一般認為他是「知識就是力量」這句格言的創造者，雖然以前講過同樣話的也許還有人在，他卻從新的著重點來講這格言。
培根哲學的全部基礎是實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學發現與發明使人類能制馭自然力量。他主張哲學應當和神學分離，不可像經院哲學那樣與神學緊密糅雜在一起。培根信正統宗教，他並非在此種問題上跟政府鬧爭執的那樣人。但是，他雖然以為理性能夠證明神存在，他把神學中其他一切都看做僅憑啟示認識的。的確，他倒主張如果在沒有啟示協助的理性看來，某個教理顯得極荒謬，這時候信仰勝利最偉大。然而哲學應當只依靠理性。所以他是理性真理與啟示真理「二重真理」論的擁護者。這種理論在13世紀時有一些阿威羅伊派人曾經提倡過，但是受到了教會譴責。「信仰勝利」對正統信徒講來是一句危險的箴言。
17世紀晚期，貝勒曾以諷刺口吻使用這箴言，他詳細縷述了理性對某個正統信仰所能講的一切反對話，然後作結論說：「儘管如此仍舊信仰，這信仰勝利越發偉大。」至於培根的正統信仰真誠到什麼程度，那就無從知道了。歷來有多少哲學家強調演繹的相反一面即歸納的重要性，在這類富有科學氣質的哲學家漫長的世系中，培根是第一人。培根也如同大多數的後繼者，力圖找出優於所謂「單純枚舉歸納」的某種歸納。單純枚舉歸納可以借一個寓言作實例來說明。昔日有一位戶籍官須記錄下威爾士某個村莊裡全體戶主的姓名。他詢問的第一個戶主叫威廉·威廉斯；第二個戶主、第三個、第四個……也叫這名字；最後他自己說：「這可膩了！他們顯然都叫威廉·威廉斯。我來把他們照這登上，休個假。」可是他錯了，單單有一位名字叫約翰·瓊斯的。這表示假如過於無條件地信賴單純枚舉歸納，可能走上岔路。培根相信他有方法，能夠把歸納作成一種比這要高明的東西。
例如，他希圖發現熱的本質，據他設想熱是由物體的各個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規則運動構成的。他的方法是作出各種熱物體的一覽表、各種冷物體的表以及熱度不定的物體的表。他希望這些表會顯示出某種特性，在熱物體總有，在冷物體總無，而在熱度不定的物體有不定程度的出現。憑這方法，他指望得到初步先具有最低級普遍性的一般法則。由許多這種法則，他希望求出有二級普遍性的法則，等等，依此類推。如此提出的法則必須用到新情況下加以檢驗，假如在新情況下也管用，在這個範圍內便得到證實。某些事例讓我們能夠判定按以前的觀察來講均可能對的兩個理論，所以特別有價值，這種事例稱做「特權」事例。培根不僅瞧不起演繹推理，也輕視數學，大概以為數學的實驗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