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密斯特·普裡索是希臘一個正統信仰很成問題的熱誠的柏拉圖主義者，他對在意大利振興柏拉圖哲學有很大貢獻；還有一個當上樞機主教的希臘人貝薩利昂也是這樣。科濟莫·德·梅狄奇和羅倫佐·德·梅狄奇都醉心於柏拉圖；科濟莫創立了廣泛從事柏拉圖研究的佛羅倫薩學院，羅倫佐繼續興辦。科濟莫臨死還傾聽著柏拉圖的一篇對話。不過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們忙於獲得古代的知識，因此在哲學上不能出什麼獨創性的東西。另外，文藝復興不是民眾性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受到一些慷慨的文藝獎勵者，特別受到梅狄奇家和崇尚人文主義的教皇們的贊助。假若當初沒有這些獎勵者，它取得的成功說不定會小得多。14世紀的佩脫拉克和薄伽丘按精神講屬於文藝復興時代，但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條件不同，所以他們的直接影響比不上15世紀的人文主義者。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對教會的態度，很難簡單刻畫。有的人是直言不諱的自由思想家，不過即使這種人通常也受「終傅」在覺到死亡迫臨的時候與教會和解。大多數學者痛感當時教皇的罪惡，然而他們還是樂於受教皇的起用。歷史學家貴查第尼在1529年寫道：「再沒有誰比我更憎惡祭司的野心、貪婪和放蕩了；不僅因為這些惡習每一件本身就可恨，而且因為其中每一件統統和自稱與神有特殊關係的人極不相稱，同時還因為這些惡習又是那麼相互對立的，只在生性十分奇僻古怪的人身上才能共存。
但是，如果不是為了這個緣故，我們早已像愛自己一樣愛馬丁·路德了，這並不是為擺脫一般所理解和解釋的基督教加給人的戒律，倒是為了要眼看這幫無賴被押回自己的本位，好叫他們不得不去過沒罪惡或沒權柄的生活。」這真坦率得痛快，清楚地擺明了人文主義者所以不能發起宗教革新的理由。況且，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在正統信仰和自由思想之間看不出任何折中辦法；他們已經不再具有對神學微妙處的中古感受性，所以像路德的那種立場，在他們是做不到的。馬祖求講罷了修士、修女和修道僧的惡端，說：「對他們最好不過的懲罰恐怕就是讓神把煉獄取消，這一來他們便不會再受到佈施，只得重新去過鋤鍬生活了。」但是他卻沒像路德那樣，想到去否認煉獄，同時又保留大部分天主教義。羅馬的財富不過稍許指靠由教皇領地得到的歲收，主要是通過一個主張教皇握著天國鑰匙的神學體系，從全天主教世界斂集的獻金。哪個意大利人對這體系表示異議而收到實效，就難保不引起意大利貧困化，使它喪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
因此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異端是純粹精神上的異端，沒釀成教會分裂，也未惹出任何要發起脫離教會的民眾性運動。唯一的例外，還是個很不完全的例外，就是按精神講屬於中世紀的薩萬納羅拉。大多數人文主義者把在古代受到維護的那些迷信保留下來。魔法和巫術也許是邪道，但不認為這種事是不會有的。尹諾森八世在1484年下了一道反巫術的敕令，結果在德意志及其他地方引起了一場對女巫的觸目驚心的大迫害。占星術特別受自由思想家們重視，達到了古代以來未有的風行。從教會裡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
縱觀文藝復興的整個過程，結果可以說是慘烈的。在道德方面，解放的最初結果同樣悲慘。舊道德規律不再受人尊重，城邦邦主一大半都是通過變節背叛獲得地位，靠無情的殘酷手段維繫住統治的。樞機主教受邀請赴教皇加冕禮宴時，他們唯恐放毒，自帶酒和酒童。除薩萬納羅拉以外，在這時期難得有一個意大利人為公眾的利益冒任何犧牲。教皇腐化的禍患有目共睹，但是毫無對策。意大利統一的好處顯而易見，邦主們卻不會聯合起來。異族統治的危險近在眼前，然而每一個意大利邦主在與其他任何意大利邦主的任何一次爭執裡，還情願乞求任何外強的援助，甚至於乞求土耳其人。除了毀壞古代抄本這事情而外，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不經常犯的罪過我想不出一件。在道德範圍以外，文藝復興有偉大的功績。在建築、繪畫和詩歌方面，它一向保持著好名聲。文藝復興運動出了雷奧納都、米開朗琪羅、馬基雅維利等非常偉大的人物。這個運動把有教養的人從褊狹的中古文化裡解放出來，它即使仍舊是古代崇拜的奴隸，也總讓學者們知道，幾乎在一切問題上，有聲譽的權威們曾經主張過種種不同的意見。
文藝復興通過復活希臘時代的知識，創造出一種精神氣氛：在這種氣氛裡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臘人的成就，而且個人天才也能夠在自從亞歷山大時代以來就絕跡了的自由狀況下蓬勃生長。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條件利於個人發展，然而不穩定，也像在古希臘一樣，不穩定和個性表露是密切相連的。有穩定的社會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迄今想出來的一切穩定制度都妨害了藝術上或才智上的特殊價值的發展。為獲得文藝復興時期的那種偉大成就，我們準備忍受多少兇殺和混亂？已往，情願大量忍受；在現代，要少得多。儘管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大，這問題正不斷地緊要起來，到今天還沒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1馬基雅維利
在文藝復興這一場浩浩蕩蕩的文化運動中，比較遺憾的一件事就是沒能產生重要的理論哲學家，但同時令人驚喜的是，政治哲學中造就了卓越無比的一人——尼科羅·馬基雅維利。一般人驚訝他荒謬絕倫，已成慣例；他有時候也的確是荒謬驚人。但是，旁的人假使同他一樣免除欺瞞人的假道學，有不少個會同樣如此。馬基雅維利是佛羅倫薩人；他的父親——一位法律家，不富有也不算窮困。當他二十多歲的時候，薩萬納羅拉主宰佛羅倫薩；這人的悲慘下場顯然給了馬基雅維利深刻的印象，因為他說「一切武裝的先知勝利了，沒有武裝的先知失敗了」，隨即舉薩萬納羅拉作為後一類人中的實例。在相反方面他說到摩西、居魯士、泰修思和羅繆魯斯。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是科學性的經驗學問，拿他對事務的親身經驗作基礎，力求說明為達到既定目的所需用的手段，而不講那目的該看成是善是惡這個問題。他偶爾聽任自己談到他希求的目的，那就是我們大家完全能鼓掌稱讚的一種目的。慣常加到他名字上的譭謗，一大部分出於惱恨人坦白自供壞事的偽君子的憤慨。固然，真正需要批評的地方還是很多的，但是在這一點上他是當時時代的表現。對於政治中的不誠實這種在思想上的誠實，在其他任何時代或其他任何國度都是不大可能的事，也許在希臘，從智師派學者受了理論教育、由小城邦戰爭得到實際磨煉的那些人屬於例外；小城邦間的戰爭，在古典的希臘正如同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是和個人天才自然伴連著的政治背景。不提基督，這正是文藝復興的表徵。薩萬納羅拉剛被處刑後，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薩政府中得到一個次等職位。他在政府繼續供職，時時擔任重要的外交使節，直到1512年梅狄奇家復辟，那時，他由於一貫和梅狄奇家作對而被捕，但是得到開釋，准他在佛羅倫薩近鄉過退隱生活。因為別無工作，於是從事著述。
馬基雅維利的最出名的著作《邦主鑒》是1513年寫的，由於他希望討得梅狄奇家的歡心，題獻給羅倫佐二世。本書的語調也許多少可歸之於這個實際意圖；他同時在撰寫的那部較長的作品《羅馬史論》，顯著地帶著更多的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色彩。他在《邦主鑒》的開首說，這本書裡他不打算談共和國，因為已在別處討論過共和國了。不讀《羅馬史論》的人，對他的學說往往容易得出一個很偏頗的看法。
馬基雅維利的《邦主鑒》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據史實及當時的事件，揭明公國是怎樣得來的、怎樣保住的、怎樣失掉的。15世紀的意大利提供許多個大小實例。邦主沒幾人是合法的，甚至在不少情況下，連教皇也憑仗賄買手段獲得選任。那時候到達成功的常則和時代變得較穩定後的成功常則是不盡一樣的，因為像那種凶殘和不講信義的行為假若在18或19世紀，會讓人喪失成功資格，當時卻沒哪個為之感到憤慨。或許我們這時代的人又比較會賞識馬基雅維利，因為當代有一些最可注目的成功，都是仗著和文藝復興時在意大利使用過的任何方法一樣卑鄙的方法取得的。想來馬基雅維利這位政略藝術鑒賞家，總要給希特勒的國會縱火案、1934年的納粹清黨及慕尼黑協定後的背信喝彩叫好吧。
《邦主鑒》中「論教會公國」這一章很有味。據《羅馬史論》裡所講的話看來，這一章分明隱瞞了馬基雅維利的部分思想。隱瞞的理由當然在於《邦主鑒》特意要討好梅狄奇家，而且當書脫稿的時候，一個梅狄奇家的人又剛剛做了教皇。他在《邦主鑒》中說，關於教會公國，唯一困難就在獲取，因為既取得後，便受到古來的宗教習慣庇護，有這些宗教習慣，教會公國邦主不管如何作為也能保住大權。這種邦主不必要有軍隊，因為「他們為人心不能普及的崇高大義所支持」。他們「受神的稱讚與維護」，「議論他們，那恐怕是狂妄無知的人辦的事」。他繼續寫道，雖說如此，仍舊容人考問，亞歷山大六世把教皇俗權如此擴大，憑的是什麼手段。
《邦主鑒》直言不諱地否定一般公認的道德。在書中，馬基雅維利探討了關於邦主的行為，他認為做邦主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要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狸、兇猛像獅子。書中有一章，標題是「邦主必如何守信義」。裡面講，在守信有好處時，邦主應當守信，否則不要守信。邦主有時候必須不講信義。「但是必須會把這種品格掩飾好，必須做慣於混充善者、口是心非的偽君子。人們全那麼頭腦簡單、那麼容易順從眼前需要，因此欺騙人的人總會找到願意受欺騙的人。我只舉一個近代的實例。亞歷山大六世除騙人外一事不幹，他旁的什麼事也不想，卻還找得到騙人的機會。
再沒有誰比他更會下保證，或者比他發更大的誓來斷言事情，可是再也沒有誰比他更不遵守保證和誓言了。然而因為他深懂得事理的這一面，他的欺騙百發百中。所以說，為邦主的並不必要條條具備上述的品質，但是非常有必要顯得好像有這些品質。」他接下去說，最主要的是邦主應當顯得虔信宗教。《邦主鑒》結尾聲聲動人地呼籲梅狄奇家將意大利從「蠻人」手中解放出來，這些人的統治「發惡臭」。他預料人擔當這種事業，不會是出於非自私的動機，而會是出於愛權勢心，更重的是好名望心。馬基雅維利既然沒能取得同梅狄奇家的和解，不得已繼續著述。他隱居終身，死在查理五世的軍隊洗劫羅馬那一年。這年也可以看成是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死亡的一年。
下面讓我們再來看一下馬基雅維利的另一部巨著《羅馬史論》，這部書在名義上是對李微歷史著作的論評，但是它的語調與《邦主鑒》大不相同。有整章整章看起來幾乎像出自孟德斯鳩的手筆，這書的大部分讓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來讀也會讚許。明言闡述了「約制與均衡」說。君主、貴族和平民皆應在憲法中各佔一份；「那麼這三個勢力就會彼此交互約制住」。《羅馬史論》一書中通篇使用「自由」這個詞指某種寶貴的東西，不過究竟何所指並不十分清楚。這名詞當然是從古代接手來的，又傳給十八九世紀。塔斯卡尼保持下來自由，因為那裡沒有城堡和君子。看來他認為要實現政治自由，公民必須具備某種個人美德。據他說，唯獨在德意志，正直和敬神仍舊普遍，所以在德意志有許多共和國。一般講，民眾比君主賢達而且比較有恆性，儘管李微和大多數其他著述家抱相反主張。常言說「民之聲即神之聲」，這話也不乏正當理由。希臘人和羅馬人在共和時代的政治思想，到15世紀如何又獲得在希臘自亞歷山大以來、在羅馬自奧古斯都以來就不再有的現實意義，說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