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哲學的、神學的、政治的、社會的偉大綜合，在13世紀得以完成了。可以說，這一綜合是由於許多因素的結合徐緩地建立起來的。例如，最初的因素是純粹希臘哲學，特別是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學。然後，由於亞歷山大征服戰爭的結果，大量地流入了東方的各種信仰。
這些因素利用了奧爾弗斯教神秘信仰，改變了希臘語世界以及最後拉丁語世界的世界觀。死而復活的神，意味著吃神肉的聖餐儀式，通過類似洗禮的某種儀式而進入一種新生命的重生等，逐漸變為異教羅馬世界大部地區中神學的一部分。在這些因素之上更結合了一種解脫肉體束縛的倫理，而這至少在理論上來講是禁慾主義的。從敘利亞、埃及、巴比倫和波斯傳來了與俗眾分開的祭司制度，他們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魔法，並能在政治上帶來相應的影響。主要與信仰來世攸關的一些令人難忘的宗教儀式，也來自同一源泉。從波斯，特別傳來了一種二元論，這種二元論，把世界看成兩大陣營的一座修羅場，一個陣營是為阿呼拉·瑪滋達所統率的善，另一個陣營是為阿利曼所統率的惡。妖術的行使即是得助於阿利曼及其靈界的徒眾。撒旦阿利曼的一種發展、蠻族的觀念與實踐的流入和新柏拉圖派哲學中的某些希臘因素綜合在一起了。
在奧爾弗斯教、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的某些部分著作中，希臘人發展了一些容易與東方觀點相結合的觀點。也許，這些觀點正是在很久以前假借於東方的。異教哲學的發展到普羅提諾和蒲爾斐利時就終止了。這些人的思想雖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若不大加改造，都不足以興起一種盛行於世的大眾宗教。他們的哲學很難，無法為一般人所瞭解；他們的救世法對於一般大眾也是過於偏重理智的。他們的保守思想促使他們維護希臘的傳統宗教，但為了減輕其中的不道德因素，並與他們的哲學一神主義相調和，他們只好作出寓意的解釋。希臘宗教終因無法和東方的諸教儀和諸神學相抗衡，而且趨於衰亡。預言家變得默然無聲了，而祭司們又從未形成過一個強而有力的特殊階層。因而復興希臘宗教的企圖帶上了一種擬古主義的性格，而這種性格更賦予該企圖以一定程度的怯懦性與玄學性，這在皇帝朱利安身上表現得特別顯著。
早在3世紀，人們已能預見某種亞洲宗教要征服羅馬世界，不過在那時還並存著一些競爭的宗教，看來它們也都好像有獲勝的機會。基督教集結了各個方面的有利因素。它從猶太人那裡接受了一本《聖經》和一種認為其他所有宗教都是虛妄而邪惡的教義，但它卻拋棄了猶太人的種族排他性和摩西律法中的種種不便。以後的猶太教已學著相信了死後的世界，但基督徒卻給天堂、地獄以及進入天堂和逃避地獄的方法，賦予一種新的確實性。復活節結合了猶太人的逾越節和異教徒對於復活之神的祭典。波斯人的二元論也被吸取了，但基督徒對其善原則的最終全能卻給以更加堅定的確信，同時並附加了異教徒是撒旦的門徒這樣一項確信。最初的時候，基督徒在哲學上和在儀式上並非與其對手相匹敵，但這些缺陷卻逐步獲得了改善。
起初，哲學在半基督教的奈斯脫流斯教派中比在正統教派中更為進步，但自從歐利根以來，基督徒卻藉著修改新柏拉圖主義發展了一種適用的哲學。初期基督徒間的儀式還是個不很明確的東西，但不管怎樣，到了聖安布洛斯時代時，它已經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了。祭司的權能和其特殊地位本取法於東方，但藉著統治方法而逐漸有所加強，在教會內部，這是多虧羅馬帝國的實踐的。舊約全書，神秘的諸宗教，希臘哲學和羅馬行政方法都混合於天主教教會之內，它們結合在一起從而賦予教會一種以前任何社會組織所無法比擬的巨大力量。總的來說，西方教會像古羅馬一樣，發展雖然比較緩慢，卻由一種共和制變成一種君主制。
我們已看到教皇權柄成長的各個階段，從大格列高利，歷經尼古拉一世、格列高利七世和尹諾森三世，直到霍恩施陶芬皇朝在規勒夫派和基伯林派戰爭中的最後敗績。與此同時，一向是奧古斯丁主義的，因而主要是柏拉圖主義的，基督教哲學也由於同君士坦丁堡和回教徒的接觸增加了新的因素。亞里士多德，在13世紀時幾乎已全部被西方所知曉，而且由於阿勒貝爾圖斯·馬革努斯和托馬斯·阿奎那的影響，亞里士多德在學者的腦海裡成了僅次於聖經和教會的最高權威。直到今日，在天主教哲學家中，他仍然保持著這個地位。
從基督教觀點來看，我們不能不認為，以亞里士多德來代替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是一項錯誤。從氣質方面來講柏拉圖比亞里士多德更富於宗教性。而基督教神學從開始以來就適應於柏拉圖主義。柏拉圖教導說：知識不是知覺，而是一種回憶的幻覺；亞里士多德更多的是個經驗主義者，聖托馬斯，儘管不出於他的本意，卻鋪平了從柏拉圖主義的迷夢轉入科學觀察的道路。然而，對於始自14世紀中的天主教綜合體系的崩潰來說，一些外界的事件比哲學起著遠為重大的作用。
1204年拜占廷帝國為拉丁人所征服，並從此一直到1261年都受到他們的統治，在此期間其政府的宗教是天主教，而不是希臘正教。1261年之後教皇失掉了君士坦丁堡，儘管1438年在費拉拉有過一度名義上的合併，但教皇卻從來沒有收復該城。由於法蘭西、英格蘭等民族的君主政體的興起，西方帝國在與教皇的衝突中雖被挫敗，但結果並未給教會帶來任何益處；教皇於14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在政治方面只是法蘭西王掌握下的一個工具。但是，比以上這些原因更為重要的一項即是，富商階級的興起和俗眾知識的增加。這種情況都起始於意大利，直至16世紀中葉為止，其發展經常是遙遙領先於西方其他地區的。
14世紀時，意大利北部諸城市比北方諸城市更為富庶，有學問的俗眾，特別在法學和醫學方面為數日益增多。這些城市具有一種獨立自主的精神，由於皇帝在現時已不足為患，於是它們便易於起而反抗教皇了。儘管程度上較差，但這同一運動也還存在於其他地方。弗蘭德斯繁榮起來了，漢撒諸城市也不居後。在英格蘭，羊毛貿易成為它的一項財源。在這期間裡，堪稱廣義的民主傾向是十分強大的，但民族主義傾向卻較此更為強大。教廷已然變得很世俗化，大體上表現為一個稅收機構，徵收大部分國家願意保留於其國內的巨額稅收。教皇已不再享有或不配享有那種給予他們權柄的道德威望。以前聖弗蘭西斯曾經能夠和尹諾森三世以及格列高利九世共事，但14世紀中一些至為熱誠的人們卻被迫與教廷進行了鬥爭。然而，在本世紀初葉，這些使教廷衰落的原因還不很明顯。
鮑尼法斯八世在兀納姆·克塔姆教令中提出了以前任何教皇從未提過的極端要求。鮑尼法斯八世是個意大利人，生於阿納格尼，當他在英格蘭時，他曾替教皇援助英王亨利三世征討叛亂諸侯而被幽囚於倫敦塔中。1267年他受到亨利之子即以後的愛德華一世的解救。在他所處的時期裡教會內部已然出現了一個強力的法蘭西派，而他的被選就曾遭到法蘭西籍紅衣主教們的反對。關於國王是否有權對法蘭西籍僧侶徵稅的問題，他與法蘭西王菲利普四世之間有過激烈的衝突。
鮑尼法斯經常援用親屬同時又貪得無厭，因此，他願意盡可能多地掌握一些經濟來源。他被人指控為異端一事可能是公道的，他似乎是個阿弗羅埃斯主義者而且不相信靈魂不死。他和法蘭西王結怨很深。因而導致後者企圖通過全教會議把他廢黜，而去派兵捉拿他。他在阿納格尼被人捕獲了，但事後卻逃往羅馬，並歿於該地。此後許久再也沒有一個教皇膽敢冒險敵對法蘭西王了。鮑尼法斯於1300年創立了大赦年制度，凡到羅馬來遊歷，並在此舉行某種儀式的天主教徒都可獲得大赦。這事給教廷的金庫以及羅馬市民的衣袋帶來了巨額的錢財。原先規定每百年舉行一次大赦年祭典，其後終因利潤巨大而縮短為每五十年舉行一次，以後又縮短至二十五年，並從此一直傳到現代。1300年的赦年祭典即第一次大赦年祭典，可視為教皇成功的極點，同時，為了方便起見也可以把這個日期當做教廷開始衰落的日期。經歷了一段短暫的過渡統治，1305年紅衣主教們選立了博爾多的大主教為教皇，號稱克萊門特五世。
他是一個戛斯坎尼人，並在教會內一貫代表著法蘭西派，在他做教皇的任期中他從來沒有去過意大利。他在里昂接受加冕禮，並在1309年定居於阿維農，此後教皇們繼續留住在這裡約達七十年之久。教皇克萊門特五世曾借反對聖殿騎士團時和法蘭西王所採取的共同行動，而大肆宣揚他和法蘭西王的結盟。雙方都需要錢財，教皇方面是為了慣於寵幸私人和私黨，菲利普方面則是為了同英格蘭作戰，鎮壓弗蘭德斯人的叛亂和維持日益增強的政府。在他掠奪了倫巴底人銀行主之後，又「在商業所能容許的範圍內」迫害了猶太人。他發現聖殿騎士團不僅是些銀行家，而且在法蘭西境內擁有巨大的地產，同時這些地產若借教皇的支援，是可由他攫取的。於是國王與教皇商定首先由教會揭發聖殿騎士團業經陷入了異端，然後再由國王和教皇合夥瓜分這些贓物。在1307年某一既定的日期，法蘭西境內所有首要聖殿騎士團分子都遭到了逮捕；他們全都必須回答一連串事前擬好了的誘導訊問，在嚴刑拷打下，他們招認他們禮拜過撒旦和犯有其他種種醜行。1313年，教皇終於下令鎮壓了該騎士團，並沒收了其所有的財產。
關於這個案件亨利·C杄李在他的《異端裁判史》中敘述得最好。經過縝密的調查之後，他在書中作出了以下的結論：指控聖殿騎士團的罪名是全然沒有根據的。在整個聖殿騎士團事件中，教皇與國王在經濟利益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者之間的利益卻是衝突的。鮑尼法斯八世期間，腓力四世為徵稅與教皇發生爭執時，曾得到各階層人民甚至僧侶階級的支持。當教皇在政治上屈從法蘭西時，一些仇視法蘭西國王的君主們也必然要仇視教皇。這曾導致了皇帝對奧卡姆的維廉以及巴都阿人馬西哥利歐的庇護，並在稍後的時代中，引起剛特人約翰來保護威克利夫。總的來說，主教們在這時已完全服從了教皇，而實際為他所任命的主教，在比例數上也日益增多了。修道院性質的諸教團與多米尼克教團也同樣恭順，只有弗蘭西斯教團仍舊保有某種程度上的獨立精神。這曾導致他們與教皇約翰二十二世之間發生了一場衝突。
關於這次事件我們在論及奧卡姆的維廉時已經講過了。在衝突期間，馬西哥利歐勸皇帝進攻羅馬。羅馬群眾為皇帝加了皇冠，同時在群眾宣佈廢黜約翰二十二世之後還選出了一個弗蘭西斯教團派的敵對教皇。所有這些事除去普遍地削弱了人們對教廷的尊敬之外，實未產生其他任何影響。反對教廷統治的叛亂，隨著不同的地區採取了不同的形式。有時它同君主專治的國家主義相結合，有時它同清教徒對教廷因腐敗和世俗而產生的嫌惡相結合。在羅馬本城，這種叛亂與擬古主義的民主主義結合在一起。克萊門特六世時，羅馬在一個傑出的人物，克拉·底·李恩濟領導下，曾一度尋求脫離這個長期遠住別地的教皇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