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史 中篇中古哲學·第七章  羅馬世界的掙扎:野蠻主義 (2)
    羅馬不僅苦於教皇統治,同時也苦於10世紀中那些繼續進行騷亂,降低了教廷威信的地方貴族們。誠然,教皇之所以逃往阿維農,一部分原因也還是為了逃避這些目無法紀的羅馬貴族。李恩濟是個酒館老闆的兒子,最初他只反抗貴族,並為此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他曾鼓起群眾巨大的熱情,以致嚇得貴族們紛紛逃跑。詩人佩脫拉克很欽佩他並為他寫了一首頌歌,鼓勵他來繼續他那偉大崇高的事業。他取得了護民官的稱號,並宣佈了羅馬人對神聖羅馬帝國的主權。他試著以民主主義的方式來理解這種主權,因為他曾從意大利各城中召集代表組成了一種議會。

    然而勝利卻給了他一種妄自尊大的幻想。這次有如在其他許多次時一樣,出現了兩個帝國皇位的競爭者。李恩濟召集他們二人和諸選帝侯前來在他面前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促使兩個帝位候選人,連同教皇起而反對他,因為教皇認為這類事情是應該由他宣佈判決的。李恩濟被教皇逮捕了,入獄兩年,直到克萊門特六世死去時才獲得釋放。然後他又返回羅馬,並在那裡重新當了幾個月的權。然而,這次他的聲望卻很短暫,最後,他遭到了暴徒的殺害。拜倫像佩脫拉克一樣,也曾寫過頌揚他的詩篇。很明顯,假如教廷想有效地保持天主教會的首要地位,那麼它必須重返羅馬,脫開法蘭西的羈絆。

    此外英法戰爭已使得法蘭西沒有安全可言。所以烏爾班五世於1367年遷回羅馬,但意大利政治對他來說是過於複雜了,於是他在臨死不久之前,再度返回阿維農。繼任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為人較為果斷。對於法蘭西教廷的懷恨迫使許多意大利城市,特別是佛羅倫薩極端敵視教皇,於是格列高利乃藉著重返羅馬,並用反對法蘭西籍紅衣主教等手段不遺餘力地挽救這種局面。雖系如此,在他臨死的時候,大主教團內的法蘭西派與羅馬派也還是不能協調。依照羅馬派的意願,意大利人巴爾特洛苗·頗利格納諾當選為教皇號稱烏爾班六世。但有些紅衣主教卻宣佈頗利格納諾的選出違背教規,並選出法蘭西派日內瓦人羅伯特號稱克萊門特七世住在阿維農。這樣便開始了歷時達四十年之久的大分裂。

    法蘭西當然承認阿維農的教皇,而法蘭西的敵對國家則承認羅馬的教皇。蘇格蘭是英格蘭的敵國,而英格蘭又是法蘭西的敵國,因此,蘇格蘭承認了阿維農的教皇。每個教皇都從他自己的黨派裡遴選紅衣主教們,每當一個派別的教皇死去,他的紅衣主教們便迅速地選立另一個教皇來繼任。因而,除非行使一種駕乎雙方教皇之上的權力實無從根治這種分裂。二者之中的一個顯然必須是合法的,因此,我們必須找出一個駕乎合法教皇之上的權力。唯一的解決辦法就在於召開一個全教會議,在蓋森領導下的巴黎大學發展了一種授予全教會議動議權的新理論。俗界統治者們支持這種理論,因為教會分裂對他們是不便的。1409年,終於在比薩召集了一次會議。

    然而這次會議卻失敗得令人好笑。它以異端和分裂罪名宣佈兩位教皇同時廢黜,並另外選出一個第三者,這個教皇隨即死去;但他的紅衣主教們卻又選立了一個前海盜,巴勒達撒瑞·寇撒作為他的繼承人,號稱約翰二十三世。這樣一來,結果便出現了三個教皇而不僅是有兩個了,全教會議選出的教皇是個臭名遠揚的惡漢。於是這時的情況竟顯得比以前任何時代更加沒有希望了。然而會議運動的支持者並未罷休,1414年在康斯坦斯召集了一次新會議,採取了積極行動。它首先宣佈教皇無權解散會議,在某些方面還必須服從這種會議。會議更決定未來的教皇必須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會議。會議廢黜了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並勸當時的羅馬教皇辭職。阿維農的教皇拒絕辭職,他死後在阿拉貢王主使下又選出了一位繼任者。但這時正處於英格蘭擺佈之下的法蘭西卻拒絕承認他。此後他的黨徒日漸衰微下去,終於不復存在了。

    這樣,由全教會議所選任的教皇終於沒遭到任何反對,該教皇是在1417年選出的,號稱馬丁五世。這些措施是令人贊許的,但在對待威克利夫的波希米亞門徒赫斯時卻不如此。赫斯被帶到康斯坦斯之前曾得到人身安全的諾言,但在到達該地之後,卻被定了罪和受到火刑。威克利夫原系善終,但會議卻下令掘出他的骸骨加以焚燬。會議運動的支持者們是急於擺脫違背正統教義的任何嫌疑的。康斯坦斯全教會議挽救了分裂,但它卻想做更多的事,並以一個君主立憲體制來代替教皇專政。馬丁五世在當選之先許下很多諾言,有些他遵守了,有些他破壞了。他同意每七年召集一次全教會議的教令,並一貫嚴格地遵守著它。康斯坦斯宗教會議於1417年解散,一個新會議召開於1424年。以後,即1431年,在巴澤爾召開了另一次會議。馬丁五世適在這時死去,他的繼承人尤金尼烏斯四世於整個任期中一直和那些掌握會議的革新家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他解散了會議,但會議卻拒不承認這種解散,1433年他曾讓步過一段時期。但在1437年又重新下令解散它。雖然如此,會議卻一直進行到1448年,這時教皇獲致全勝一事已為眾所周知了。1439年會議因宣佈廢黜馬丁五世另外選立一位敵對教皇而失去了輿論的同情,但這人卻幾乎隨即辭職。同年尤金尼烏斯四世在費拉拉另自召開了一個會議,並借此抬高了他的威信。那裡的希臘教會因過分恐懼土耳其人,而向羅馬作出名義上的歸順。這樣一來教廷在政治上聲勢大振,但同時它的道德威望卻大大地削弱了。威克利夫以其生平和學說,說明了14世紀教廷權威的衰落。

    他和以前的經院學者不同,既非修道僧,又非托缽僧,而是一個俗世的祭司。他在牛津享有盛名,並於1372年獲得了牛津神學博士學位。他在巴裡歐學院當過短期的院長。他是最後一位重要的牛津經院學者。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不是進步的;他是個實在論者,與其說是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毋寧說是個柏拉圖主義者。他不同意某些人的主張,而認為上帝的命令不是恣意的;現實世界並非諸可能世界中的一個,而是一個唯一可能的世界,因為上帝是有選擇最善的義務的。使他成為一個有趣人物的並不在於這些事,同時他對這些事也似乎不大感覺興趣。因為他竟從牛津大學引退為一個鄉間教士。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中,他當了敕命路特渥爾茲教區的祭司,然而他卻繼續在牛津大學講學。威克利夫的思想發展得異常緩慢,這是令人注意的。

    1372年,在他五十歲或五十多歲的那年還信奉著正統教義,但在這個年代以後,很明顯,他卻變成了一個異端。他所以信奉異端則似乎完全出於道義感的迫使——他對窮人的同情和他對富有世俗僧侶的嫌惡。起初,他對教廷的攻擊只限於政治和道德方面而不涉及教義方面,只是由於被迫,他才逐漸地走上了更加廣泛的反抗道路。威克利夫之脫離正統教義,始於1376年在牛津所作的一系列演講「論公民統治權」。

    他提出只有正義才配享有統治權與財產權,不義的僧侶是沒有這些權益的,至於一個教士應否保留其財產則必須由俗界政權來決定。他更進一步地教導說財產是罪的結果,基督和信徒們沒有財產,因此,僧侶也應該無產。這些教義觸犯了托缽僧以外的所有教士。英格蘭政府卻歡迎這些教義,因為教皇經常從英格蘭調走巨額的貢賦,而這種不贊成從英格蘭送金錢給教皇的教義是對政府有利的。這種情況特別在教皇屈從法蘭西,而英格蘭又同法蘭西交戰時顯得更為突出。理查二世幼年時代的當權者,剛特人約翰盡久地照拂了威克利夫。

    與此相反,格列高利九世卻譴責了威克利夫講學論著中存在的十八種論點,指控這些論點導源於巴都阿人馬西哥利歐。威克利夫被召往一個由主教們組成的法庭上受審,然而女皇和暴民卻保護了他,同時牛津大學也拒不承認教皇對該大學教師有司法權。1378—1379年間,威克利夫繼續寫作了一些學術性的論著,他主張國王是上帝的代理者,而主教是應該服從國王的。及至大分裂到來以後,他更變本加厲地為教皇打上敵基督者的烙印,又說承認君士坦丁的賜予一事使得以後的歷代教皇都成為叛教者。他把拉丁文聖經譯成英文,並以俗界僧眾建立了「貧苦祭司」僧團。他派遣「貧苦祭司」做巡迴傳道士,著重在貧民中進行傳道工作。

    最後,當他攻擊祭司權時,他進而否認了化體說,把化體說稱做一樁欺騙和瀆神的蠢事。在這一點上剛特人約翰曾下令命他緘口。1381年瓦特·泰勒所領導的農民起義,使威克利夫陷入更加困難的處境。我們雖然沒有證據說明他積極地鼓動過這次起義,但他卻和在類似事件中的路德有所不同,他曾避免譴責起義。起義軍中的一個領袖約翰·鮑勒,這個社會主義的、被人剝奪了僧職的祭司曾讚揚過威克利夫,這事曾使得威克利夫十分困窘。約翰·鮑勒早在1366年遭到了破門處分,但這時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統教義。

    因此我們可以設想約翰·鮑勒必定是獨自形成了自己的見解的。威克利夫的共產主義的見解,雖然無可置疑地受到了「貧苦祭司」的傳播,但他這些見解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所以一般農民是無法直接讀懂的。令人驚訝的是威克利夫並沒有因為他的見解和民主活動而遭到更多的災難。牛津大學盡量地保衛他,抗擊那些主教們。當英國貴族院譴責他的巡迴傳教士的時候,眾議院則拒不同意。無可置疑,假使他活得再長些,糾紛是會要積累起來的,但截至他在1384年死去時,他總算還沒有被正式判罪。他死在路特渥爾茲並埋葬在那裡。直到康斯坦斯全教會議下令掘出他的骸骨並加以焚燬時為止,他的遺體一向在這裡安眠。他的英格蘭追隨者們羅拉德派,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並在實際上已經完全覆滅。但由於理查二世的皇后是波希米亞人關係,他的學說得以在波希米亞流傳。赫斯便是他此地的門徒;儘管在波希米亞也有迫害,他們卻一直延續到宗教改革時期為止。在英格蘭這些人雖被迫轉入地下但反對教廷的思想卻依然深入人心,因此,為新教的成長準備了滋生的土壤。

    15世紀中,除了教廷的衰落以外還有其他種種原因引起了政治文化的迅速變化。火藥消滅了封建貴族而鞏固了中央集權政治。在法蘭西和英格蘭,路易十一世和愛德華四世各自團結了國內富裕中產階級,這些人幫助他們平定了貴族政治的無政府狀態。意大利在15世紀末年以前幾乎一直未曾受到北方軍隊的騷擾,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新文化在本質上是異教性質的,它仰慕希臘、羅馬和蔑視中世紀。建築和文學風格效仿著古代的典型。當君士坦丁堡,這個古代最後的殘餘,被土耳其人攻陷後,逃往意大利的希臘難民曾受到人文學者的歡迎。瓦斯寇·達·伽馬和哥倫布擴大了世界,而哥白尼擴大了天界。君士坦丁的賜予被斥為無稽之談,受盡了學者們的嘲笑。

    由於拜占廷人的協助,人們逐漸直接地通曉了柏拉圖,不再僅是新柏拉圖主義者及奧古斯丁的第二手資料了。人間寰宇不再是一個淚之谷,一個在朝聖途中走向彼岸世界的處所,而是一個提供異教快樂、名譽、美麗和冒險機會的地方了。歷經數世紀之久的禁慾主義被人遺忘於藝術、詩歌和快樂的喧囂中。當真,就在意大利,中世紀也還是經歷了一場鬥爭才死去的,薩萬納羅拉和列奧納都兩人是於同年出生的。但在大體上來說,舊的恐怖已嚇不得人了,精神的新的自由已顯得如醉如狂。這種陶醉未能持久,但在當前它卻消除了恐懼。就在這快樂的解放時刻中,誕生了近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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