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推測，僧侶及市民的參與，只是形式而已。實際上，教皇的選舉者只是羅馬市郊的六個紅衣主教。如果可能，選舉必須在羅馬舉行，但如遇有困難或不適宜在羅馬舉行的情況時，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舉行。在整個選舉過程中皇帝是沒有份的。這項教令經歷了一場鬥爭之後才獲得人們的承認，它是使教皇制脫離俗界控制的一個必要的步驟。尼古拉二世嚴格執行了一項教令，確定今後凡經由聖職買賣而獲得的聖職一概無效。但該項教令並不追及既往，因為這樣做就勢必牽扯到大多數在職祭司的任職問題。尼古拉二世任期內，米蘭開始了一場有趣的鬥爭。該地的大主教追隨安布洛斯的傳統對教皇要求了一定程度的獨立自主。他和他的僧侶聯合了貴族階級，堅決反對革新。商人和下層社會，與此相反，希冀著僧侶的虔誠，這時發生了支持僧侶獨身運動的一些暴動和一次名叫帕塔林，反對大主教及其支持者的強大革新運動。為了支援革新教皇於1059年把赫赫有名的聖彼得·達米安作為自己的代表派往米蘭。
達米安是《論神的全能》一書的作者，該書主張說上帝能做出與矛盾律相反的事物，並能撤銷過去。他反對辯證法，並把哲學說成神學的侍婢。有如我們所知，他是羅穆阿勒德隱士的信徒，素來厭煩處理事務性的工作，然而他的聖潔，卻是教廷可貴的財寶，致使教廷不遺餘力地爭取他協助革新運動，而他也終於聽從了教皇的勸說。1059年他在米蘭的僧侶集會上作了一次反對聖職買賣的演講。起初聽眾們激怒得即將危害他的生命，但他的雄辯終於感動了他們，使他們一個個痛哭流涕地認了罪。而且還約定自此效忠於羅馬。
在下一位教皇的任期內，皇帝與教皇關於米蘭教座發生了一次爭端，在這次爭端中，教皇由於獲得了帕塔林派的支援，取得了最後的勝利。1061年尼古拉二世死去時，亨利已經成年了。他和紅衣主教間發生了一場有關教皇繼承問題的爭執。皇帝從未承認有關教皇選舉的教令，同時也不準備放棄他在選舉教皇事宜中的權利。這場爭執持續了三年之久，但最後還是以紅衣主教們的選擇成為定局。皇帝與教廷之間並未進行決定性的實力較量。形勢之所以一變，主要是由於紅衣主教們選出的這位教皇的卓越的品德。他是一位既有德行又有經驗的人，除此之外還曾受業於朗弗蘭，亦即以後的坎特伯雷的大主教。1073年這位教皇，亞歷山大二世死去了，繼他選出的是希爾得布蘭得。
格列高利七世是歷代教皇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他早已嶄露頭角，並對教廷政策給予很大影響，正是由於他，教皇亞歷山大二世才為征服者維廉征服英格蘭的企圖祝了福。他還偏袒過在意大利和在北方的諾曼人。他曾是為了制止買賣聖職首先買到教皇職位的教皇，格列高利六世門下的被保護者；教皇格列高利六世被廢後，希爾得布蘭得過了兩年流亡生活。他餘生的大部分時間住在羅馬。他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但卻從他素所崇拜的英雄大格列高利間接學到了奧古斯丁的教義，並為此受到極大鼓舞。當他做了教皇以後他相信自己是聖彼得的代言人。這曾給予他某種程度上的自信，但這種自信若以世俗尺度去衡量則是無從首肯的。他認為皇帝的權威也是出於神授：起初，他把皇帝和教皇比作兩隻眼睛；當他和皇帝發生了爭執以後，他便把二者比作太陽和月亮——教皇當然是太陽。教皇在道德方面必須是至上的，因此，假若皇帝無道，教皇就有權廢除皇帝。世上沒有什麼比反抗教皇再不道德的了。所有這些他都深信不疑。
為了強制僧侶獨身，格列高利七世比以前任何教皇盡力得多。在德意志教士們起而反抗，由於這一原因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問題，他們傾倒於皇帝的一方。然而，俗眾卻到處渴望他們的祭司過獨身生活。格列高利煽起俗眾暴亂用以抵制結婚的祭司和他們的妻子，這時僧侶夫妻經常遭到令人髮指的虐待。他號召俗眾不去參加那些拒不聽命的祭司為人舉行的彌撒。他申令既婚僧侶舉行的聖禮概為無效，並且禁止這樣的僧侶進入教會。所有這些都曾激起僧侶們的反抗和俗眾的擁護，即便在教皇們過去經常遭遇生命危險的羅馬，他也受到群眾的歡迎。
在格列高利任期中開始了有關「授職禮」的大紛爭。當一個主教被授予聖職的時候，即被授予一個指環和一支手杖作為其職權的標誌。這些東西向來是由皇帝或國王，以該主教的封建統治者的身份，而授予主教的。格列高利堅持這些東西應由教皇授予。這場爭執是使教階制度脫離封建體系的工作之一。這場爭執持續了很久，但最後卻由教廷獲得了全面的勝利。
導致卡諾薩事件的紛爭起因於米蘭的大主教教區問題，1075年皇帝因有副主教們的協助任命了一個大主教，教皇認為這是侵犯他的特權，遂以破門和廢黜來威脅皇帝。皇帝在沃爾姆斯召集了一個主教們的宗教會議來進行報復，會上主教們聲明不再效忠於教皇。他們寫信控訴他犯有姦淫罪、偽證罪和虐待主教罪。皇帝也寫給他一封信主張皇帝應超越一切地上的裁判。皇帝和他的主教們宣佈格列高利已被廢黜，格列高利則給予皇帝和主教們破門處分，並宣佈他們已被廢黜。於是一場鬧劇便這樣開始了。
在第一幕裡，勝利歸屬於教皇。撒克遜人以前曾背叛過亨利四世，隨後又和他言歸於好，但以後又叛變了；德意志的主教們也同格列高利講了和。皇帝對待教皇的態度使得舉世為之震駭。因此，翌年亨利乃決心去尋求教皇的寬恕。在嚴冬季節他帶著妻子幼兒和少數扈從越過塞尼山口，來到教皇居住的卡諾薩城堡前苦苦哀求。教皇讓他穿著悔罪服，赤著腳在堡外等候了三天。他終於被接見了。在他表示過懺悔並宣誓將來一定按照教皇指示對待教皇在德意志的敵對者之後，才承蒙赦罪並恢復了教籍。然而教皇的勝利卻落了空。他受到了自己神學戒律的束縛，在這些戒律中有一條要求對悔罪者給以赦罪。說也奇怪，他竟然受到亨利的欺騙，誤認亨利的懺悔出於真誠。不久他便察覺了自己的錯誤。他已不能再去支援亨利的德意志敵對者，因為他覺得教皇已經出賣了他。從這時期事情開始轉變得對他不利起來。
亨利的德意志敵對者為了對抗，選出了另外一位皇帝，名叫盧多勒夫。開始時，教皇一面主張帝位歸屬問題應由他來決定，但一面卻又拒絕作出任何決定。1080年當他體會到亨利的悔過並無誠意，才終於宣佈盧多勒夫為皇帝。然而約在這時，亨利在德意志已制伏了他的大部分敵對者，同時並借重他的僧侶擁護者選出一位敵對教皇。他帶著這位敵對教皇於1084年進入羅馬。他這位敵對教皇正式給他行了加冕禮，但他們二人卻不得不在營救格列高利的諾曼人陣前潰退，諾曼人大肆劫掠了羅馬，並挾持格列高利而去。直到他於翌年死去為止，實際上做了他們的俘虜。這樣看來，他的一切策略就像落了個不幸的結局。但事實上這些策略卻依然為他的繼承者以更緩和的方式所沿用。當時雖然達成了一項有利於教廷的協議，但這種衝突本質上卻是無法協調的。關於該衝突以後的發展我們將在以下章節中有所論及。
11世紀的理智復興也是我們需要瞭解的。除去蓋爾伯特以外，10世紀中根本沒有什麼哲學家。但隨著11世紀的進展便開始出現了真正的哲學的傑出人物。這些人中最重要的有安瑟勒姆、羅塞林和其他一些值得敘述的人物。
所有這些人都是與革新運動有關的修道僧。他們中間的最年長者，彼得·達米安，已見前述。圖爾人貝隆嘎作為某種程度上的唯理主義者是饒有興趣的。他主張理性高於權威，為了支持這種觀點，他引用了約翰·司各特的理論，並使得約翰為此而遭到了死後的譴責。貝隆嘎否定化體說，並為此兩次被迫撤銷己說。朗弗蘭在他的著作《論基督的血與肉》一書中曾駁斥了他的異端。朗弗蘭生於帕維亞，曾習法律於勃羅納，並在後來成為第一流的辯證學者。但他竟為神學而放棄了辯證法，從而進了諾曼底的貝克修道院，並在這裡主持一所學校。征服者威廉於1070年任命他為坎特伯雷大主教。
聖安瑟勒姆有如朗弗蘭，不僅是意大利人，當過貝克修道院的僧侶，而且也做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作為大主教，他追隨格列高利七世的原則和國王發生了爭執。他成名的主要原因，在於他發明了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論證」。他的持論有如下述：我們把「上帝」定義為最大可能的思維對象。假如一個思維對像不存在，那麼另外一個，和它恰恰相似，而確實存在的對象，是比它更加偉大的。因此，一切思維對象的最偉大者必須存在，因為不然，就有可能還有一個更偉大的對象。因此，上帝是存在的。然而，這個論證從來未被神學家所公認。它首先受到當代的駁斥，以後便一直被人遺忘到13世紀的下半葉。托馬斯·阿奎那駁斥了它，從此阿奎那的論點便一直盛行於神學家當中。但它在哲學家當中卻有著較好的運氣。笛卡兒以稍加修改的形式復興了它；萊布尼茨認為通過一個補充證明上帝是可能的便可以使它變為有效；康德認為他已把它一勞永逸地摧毀了。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它卻構成黑格爾及其學派哲學體系的基礎，並重新出現在布萊得雷所說「凡可能存在與必須存在的，就存在」這一原則之中。
顯而易見，具有這樣一段出色歷史的論證，無論其自身妥當與否，都是應該予以重視的。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有沒有一件為我們想到的任何東西，僅憑我們能夠想到它這一事實即證明其存在於我們的思維之外，每個哲學家都會願意說：是因為一個哲學家的工作與其說是憑借觀察毋寧說是憑借思維去發現有關世界的事物。假如「是」是正確的回答，從純粹的思維到事物就有一道橋樑；假如不然，那麼二者中間就沒有什麼橋樑可言。柏拉圖即以這個概括的形式應用一種本體論的論證來證明理念的客觀實在性。但在安瑟勒姆以前卻從來無人以該論證赤裸裸的邏輯純潔性來闡述這個論證。在獲得純潔性的同時它失掉了似真性，然而這也還是安瑟勒姆的功績。此外，安瑟勒姆的哲學主要導源於奧古斯丁，它從奧古斯丁那裡獲得了許多柏拉圖的因素。他相信柏拉圖的理念，從這裡他推出有關上帝存在的另一證明。通過新柏拉圖主義的論證，他聲稱不僅證明了上帝，而且還證明了三位一體。
安瑟勒姆認為理性從屬於信仰。繼奧古斯丁之後他說「為了理解我相信」，他認為人無信仰就不能理解。他說「上帝不是公義的而是公義」。我們曾記得約翰·司各特說過類似的話。其共同的來源則出於柏拉圖。聖安瑟勒姆有如以前的基督教哲學家們。與其說屬於亞里士多德的傳統，毋寧說屬於柏拉圖的傳統。因此，他沒有在托馬斯·阿奎那體系中登峰造極的那種所謂「經院哲學的」明顯特徵。這種哲學不妨被認為是起始於羅塞林，這人和安瑟勒姆同時，但比安瑟勒姆年幼17歲。羅塞林標誌著一個新的開端，在下章裡就要開始論及他。
我們說，除了《蒂邁歐篇》的哲學片段以外，人們只是間接地，或再度間接地知道柏拉圖而已。設若沒有柏拉圖，約翰·司各特就不可能持有他所持有的見解，但他的大部分柏拉圖式的觀點卻來自《偽狄奧尼修斯文集》。這個作者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他卻很可能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普洛克魯斯的弟子。約翰·司各特也還有可能從未聽說過普洛克魯斯或讀過一行普羅提諾。除了偽狄奧尼修斯以外，中世紀中，柏拉圖主義的另一來源便是鮑依修斯。這種柏拉圖主義在許多方面同一個近代學者直接從柏拉圖著作裡得來的有所不同。它幾乎把與宗教無顯著關係的一切東西都刪去了，並且在宗教哲學裡它更擴大並強調了某些方面而犧牲了其他方面。普羅提諾早已對柏拉圖的觀點進行了這種篡改。
人們對於亞里士多德的認識也是片段的，然而其方向卻相反，直到12世紀，為人們所知的全部亞里士多德只有鮑依修斯翻譯的《範疇論》和《正謬論》，因而亞里士多德僅被認為是一個辯證家，而柏拉圖則僅被當做一個宗教哲學家兼理念學說的倡導者。在中世紀末葉以上兩種偏見，尤其是關於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逐漸得到了修正。但有關柏拉圖的這一過程，卻要到文藝復興時才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