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在11世紀中首次出現了迅速而持久的進步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在改革運動者的心目中，這次運動的最初階段，純然出於道德的動機。正規的僧侶以及世間一般的僧侶早已腐化墮落，於是一般熱誠的人士便開始督促他們更多地按照他們的清規戒律生活。然而在這個純粹道德的動機之後卻有另外一個動機，這動機在最初也許是無意識的，但它卻逐漸變得越發明顯起來。這個動機便是徹底分開僧侶與群眾，並借此以增進僧侶的勢力。因而，教會改革的勝利自然會直接導致教皇與皇帝間的劇烈衝突。在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時，歐洲曾有過某種進步，但事實證明這種進步卻不是鞏固的。
11世紀時的進步是持久的和多方面的。這種進步始自修道院的改革，繼而擴展到教廷和教會機構，並於11世紀末期產生了首批經院哲學家。撒拉森人被諾曼底人逐出了西西里；匈牙利人變為基督徒，並終止了劫掠生涯；諾曼底人對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征服使這些地區免受斯堪的納維亞人的進一步侵襲。除去拜占庭影響所及的地區以外，過去一向簡陋的建築，驟然具備了宏偉的規模。僧侶以及俗界貴族的教育水平也都有了顯著的提高。祭司在埃及、巴比倫和波斯早已形成一個獨立而強大的社會階層，但在希臘和羅馬卻不如此。在原始基督教中，僧侶和俗眾的區別是逐漸發生的，當我們在新約中讀到「主教」一詞時，這一詞彙還沒有它現在的寓意。僧俗分離有兩個方面，一是教義方面的，一是政治方面的；政治的一面又倚靠其教義的一面。僧侶具備某些行奇跡的能力，特別在有關聖禮方面——洗禮則除外，俗人也能施洗禮。但沒有僧侶的幫助卻無法舉行婚禮，赦罪禮和臨終時的塗油。
在中世紀中尤其重要的是化體：只有祭司才能行彌撒的奇跡。化體說雖久已為一般人所信仰，但直到11世紀，1079年時才變為信條之一。由於祭司們有行奇跡的權能，他們能夠決定一個人是否在天國中享永生或打入地獄。當一個人在受破門處分中不幸死亡，那麼他將要下地獄；假如他經過祭司奉行的一切正當儀式，而自己又適當地認了罪並悔改，那麼他最後還將進入天國。然而進入天國之前，他可能還要在煉獄中經受一段時期——也許是一段很長時期的熬煎。祭司們可以通過為某人的靈魂做彌撒而縮短這人在煉獄中的期限。他們為了適當的金錢酬謝是樂於做這種事的。我們須知所有這一切，不只是公開宣佈的信條，而是為僧俗兩界所共同堅信不疑的。僧侶們行奇跡的權能使他們屢次戰勝那些擁有軍隊的強大君主。然而這種權能卻受到以下兩種限制：一即俗界怒不可遏的激情爆發，一即僧侶之間的分裂。
直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時為止，羅馬居民對於教皇本人並不怎樣尊敬。每逢騷亂的黨派鬥爭誘使他們對教皇進行綁架、拘禁、毒殺或攻擊的時候，他們是毫不猶豫的。但這怎能和他們的信仰相容呢？這解答，毫無疑問，一部分出於他們毫無克己的能力；此外一部分卻出於人在臨終前還可以悔改的想法。另外還有一種理由，不過這種理由在羅馬所起的作用較差於其他地區，這就是說，國王在其國內可以使主教們屈從他的意志，這樣國王便可取得足夠的僧侶魔法，從而拯救自己脫離永劫的懲罰。因此教會紀律，與一個統一的教會管理機構便成為僧權必不可缺之物。作為僧侶道德革新重要組成部分的這些目標，終於在11世紀中達到了。僧侶們的職權，總的說來，只有通過個體僧侶的重大犧牲才能獲得。為僧侶改革家所一致抨擊的兩大弊端即聖職買賣與蓄妾。關於以上二者我們必須分別加以敘述。
由於虔誠信徒的捐獻，教會早已變得很富有。許多主教擁有巨大的財產，就連教區的祭司們也都照例過著當時的舒適生活。主教的任命權通常實際上是操於國王之手，但也有時操於一些地位較低的封建貴族。國王出售主教職位之事是習以為常的，事實上這筆款項佔其收入的重要部分。主教從而再去轉售在其權限以內的高級聖職。在這種事上是並沒有任何秘密的。米蘭的彼得·達米安於1059年發現自大主教以下該城中的每一僧侶都犯有買賣聖職的罪，而這種情形在當時卻非絕無僅有。買賣聖職當然是一種罪，但這還不是反對它的唯一理由。它使得教會的人事陞遷不憑功績而憑財富，它確認了任命主教事宜中的俗界權威，以及主教對世俗統治者的隸屬關係；同時它導致主教職位淪為封建體系的一部分。尤其當一個人買到了高級聖職以後，他自然要急於收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於是這人屬世事物的關心勢將超過他對於精神事務方面的關心。由於這些原因，反對買賣聖職運動終於成為教會爭取權力鬥爭中的一個必要環節。與此極其類似的看法也適用於僧侶的獨身主義。於此並沒有買賣聖職事件中那樣明顯的道德問題，但在僧侶獨身問題上卻有著與反對買賣聖職運動中極其類似的政治動機。
僧侶們一旦結婚之後，他們自然企圖將教會的財產傳給他們的子嗣。假如他們的子嗣當了僧侶那麼他們更可以進行合法的授予；因此當革新派獲得勢力之後，他們所採取的最初措施之一便是禁止把僧職授予僧侶的子嗣。然而在當時的混亂狀態下卻仍然存在著一種危險，因為設若僧侶已經有了子嗣，他們總不難找到一些非法侵佔部分教會田產的方法。在這種經濟的考慮之外，還有一項事實，假如一個僧侶同他的鄰舍一樣，也是一個有家室的人，那麼他對於他們來說，則似乎並不相差多遠。至少自從5世紀起就有一種對於獨身生活的熱烈的讚揚，假如僧侶試圖博得其權勢所依賴的崇敬，那麼他們藉著禁絕婚娶顯然與一般有所區別乃是極其有利的。毋庸置疑，革新家們雖然相信結婚的身份事實上並非有罪，但卻低於獨身的身份，同時也只意味著對肉慾的讓步，聖保羅說「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但一個聖潔的人卻必須能夠「禁止」。所以僧侶的獨身對於教會的道德權威來說是必不可少的。11世紀教會中革新運動的實際歷史是我們需要瞭解的。
運動的開始，追溯到910年阿奎泰公爵，虔誠者維廉之創建克律尼修道院，這所修道院自從建成以來一直獨立於一切外界權威——但教皇的權威除外；而且其院長又被授權管轄那些由它分建的若干修道院。這時，大部分修道院都很富有與放縱；克律尼雖避免極端的禁慾主義，卻還注意保持尊嚴與禮法。該院第二任院長奧都到意大利後曾受命管理好幾處羅馬的修道院。但他並不是經常成功的：「法爾發修道院（該院由於暗殺了前任者的兩個敵對院長的紛爭而陷於分裂）抵制了奧都介紹前來的克律尼派修道僧，並用毒藥殺害了阿勒伯利克借武力任命的修道院長。」
12世紀時克律尼的革新熱情逐漸冷卻了。聖伯納德曾反對過該修道院華麗的建築，有如他所處時代一切極其虔誠的人，他也認為壯麗的宗教院宇是罪孽深重的驕傲的象徵。11世紀時，革新家創立了不少教團。一個苦行的隱士，羅穆阿勒德於1012年創立了卡瑪勒多力茲教團；下文中即將敘述的彼得·達米安曾是該教團的信徒之一。1084年科倫的布魯諾創立了一向以謹嚴著稱的卡爾圖斯教團，1098年創立了西多教團；1113年時聖伯納德加入了這個教團。這個教團嚴守邊奈狄克特的教規。它禁止使用彩色玻璃窗。它僱用了一批俗家弟兄，從事勞動。這些人雖也宣誓，但卻不許學習讀和寫，他們主要是從事農業及其他工作，比如建築。約克州芳騰修道院屬於西多教團——對於把一切美都看成屬於魔鬼的人們來說，這所修道院確是一個值得注目的建築物。從法爾發事件中（這在當時並非絕無僅有的）我們可以看出，修道院革新家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魄力。在他們成功的地方，都有過俗界當權者的支持。最初促使教廷，其次促使整個教會革新得以實現的正是這些革新家以及他們的信徒。然而教皇制的革新在最初，卻主要是皇帝的事業。
最後一位世襲的教皇是1032年選出的邊奈狄克特九世，據說那時他只有12歲。他是塔斯苛拉姆人阿勒伯利克的兒子，我們在敘述奧都修道院長時已經提到阿勒伯利克。當邊奈狄克特年齡稍長時，他變得越發荒淫無度起來，甚而震駭了當時的羅馬人。最後他的邪惡達到這樣高度，竟然為了結婚而決心辭去教皇的職位。他把這職位賣給他的教父格列高利六世。這人雖用金錢賄買了教皇職位，卻是一位革新家，同時也是希爾得布蘭得的朋友。然而他取得教皇職位的手段卻醜惡得無法見容於世。
年輕皇帝亨利三世是一個虔誠的革新家，他一面保留任命主教的權限，一面不惜犧牲一大宗收入用來杜絕聖職買賣。1046年他來到意大利，那時他只有22歲，並以聖職買賣的罪名廢黜了格列高利六世。亨利三世在位期間始終保持了任免教皇的權限，並且適宜地運用這個權限使之有利於革新。廢黜格列高利六世之後，他任命了一個日耳曼籍主教，班伯格的蘇得格爾；羅馬人放棄了他們一向要求但卻幾乎從來也不善於行使的選舉權。新教皇於翌年逝世。皇帝指名推薦的另一名，據說由於毒害也旋即死去。於是亨利三世選立了他的一名親戚，土魯人布魯諾，號稱列奧九世。
列奧是個熱誠的革新家，他經常到處旅行並主持了許多次宗教會議；他企圖擊退盤踞在意大利南部的諾曼人，但結果並未成功。希爾得布蘭得是他的朋友，並幾乎也可以稱為是他的學生。他死後皇帝於1055年委派了另一位教皇，愛赫史塔人革布哈爾德，號稱維克多二世。然而皇帝於翌年死去，又過了一年這位教皇也死去了。從這時期皇帝和教皇關係已變得不似以前那樣和睦了。通過亨利三世的支援教皇於獲得了道德威信之後，首先要求獨立於皇帝，繼而便要求優越於皇帝。於是開始了歷時達二百餘年，最後以皇帝的敗北為結局的大紛爭。所以從長遠的見地來看，亨利三世革新教皇制的政策可能還是缺乏了預見性。
下一代皇帝亨利四世統治了50年。起初他還未成年，由母后阿格尼斯攝政。司提反九世做了一年教皇，他死後紅衣主教們選出了一位教皇；當時羅馬人重申他們早已放棄的選舉權，選出了另一位教皇。太后支援了紅衣主教們，他們選立了一位教皇號稱尼古拉二世。雖然他的統治只有三年，但這一時期卻極其重要。他和諾曼人媾和，從而減輕了教廷對皇帝的依賴，在他掌教期間，教皇的選出是由一項教令來決定的，按照這項教令選舉首先由羅馬市郊六個紅衣主教管區的紅衣主教們進行，然後再經由其他主教，並最後通過羅馬城中的僧侶及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