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浪在哲學史上被認為是懷疑主義之父，他使得懷疑主義最終發展成為一種學派。皮浪參加過亞歷山大的軍隊，並且隨軍遠征過印度。他的餘年是在他的故鄉愛裡斯城度過的，公元前275年他死在這裡。除了對於以往的各種懷疑加以一定的系統化與形式化而外，他的學說裡並沒有多少新東西。對於感官的懷疑是從很早以來就一直在困擾著希臘哲學家的；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像巴門尼德和柏拉圖那樣否認知覺的認識價值的人們，他們還把他們的否定當做是宣揚知識上的教條主義的一種好機會。智者們，特別是普羅塔哥拉和高爾吉亞，曾經被感官知覺的模糊極其顯著的矛盾而引到了一種類似於休謨的主觀主義。
皮浪似乎在對感官的懷疑主義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的與邏輯的懷疑主義。據說他主張絕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人去選擇某一種行為途徑而不選擇另外的一種。在實踐上，這就意味著一個人無論住在哪個國家裡，都是順從著那裡的風俗的。一個近代的信徒會在禮拜日到教堂去，並且奉行正確的跪拜儀式，而不必具有任何被人認為是足以激發這些行動的宗教信仰。古代的懷疑主義者奉行著全套的異教宗教儀節，有時候甚至於他們本人就是祭司；他們的懷疑主義向他們保證了這種行為不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而他們的常識感又向他們保證了這樣做是便當的。懷疑主義自然地會打動許多不很哲學的頭腦。人們看到了各派之間的分歧以及他們之間的爭論的尖銳，於是便斷定大家全都一樣地自命為具有實際上是並不可能獲得的知識。
懷疑主義是懶人的一種安慰，因為它證明了愚昧無知的人和有名的學者是一樣的有智慧。對於那些品質上要求著一種福音的人來說，它可能似乎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正像希臘化時期的每一種學說一樣，它本身就成為一劑解憂劑而受人歡迎。為什麼要憂慮未來呢？未來完全是無從捉摸的。你不妨享受目前，「未來的一切都還無從把握」。因為這些原因，懷疑主義在一般人中就享有了相當的成功。應該指出，懷疑主義作為一種哲學來說，並不僅僅是懷疑而已，並且還可以稱之為是武斷的懷疑。科學家說：「我以為它是如此如此，但是我不能確定。」具有知識好奇心的人說：「我不知道它是怎樣的，但是我希望能弄明白。」哲學的懷疑主義者則說：「沒有人知道，也永遠不可能有人知道。」正是這種教條主義的成分，便使得懷疑主義的體系有了弱點。懷疑主義者當然否認他們武斷地肯定了知識的不可能性，但是他們的否認卻是不大能令人信服的。
皮浪的弟子是蒂孟，他繼承並發展了皮浪的思想。然而，他提出了一種理智上的論證，這種論證從希臘邏輯的立場來說是很難答覆的。希臘人所承認的唯一邏輯是演繹的邏輯，而一切演繹都得像阿幾里德那樣，必須是從公認為自明的普遍原則出發。但蒂孟否認有任何找得出這種原則來的可能性。所以一切就都得靠著另外的某種東西來證明了；於是一切的論證要麼便是循環的，要麼便是繫在空虛無物上面的一條無窮無盡的鎖鏈。而這兩種情形無論哪一種，都不能證明任何東西。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論證就砍中了統治著整個中世紀的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根本。在我們今天被那些並不是完全懷疑的人們所宣揚的某些形式的懷疑主義，對於古代的懷疑派並不曾出現過。他們並不懷疑現象，也不疑問那些他們認為是僅只表示我們所直接知道的有關現象的命題。
蒂孟大部分的著作都已遺失了，但他現存的兩句話還是很有懷疑主義色彩的。一句是說：「現象永遠是有效的。」另一句是說：「蜜是甜的，我決不肯定；蜜看來是甜的，我完全承認。」一個近代的懷疑主義者會指出，現象僅僅是出現，它既不有效也不無效；有效或無效的必須是一個陳述；但並沒有一種陳述能夠和現象聯繫得如此之密切，以至於不可能有虛假。由於同樣的理由，他也會說「蜜看來是甜的」這一陳述僅僅是高度或然的，而不是絕對確實可靠的。在某些方面，蒂孟的學說非常類似於休謨的學說。他認為某些從未被人觀察到的東西——例如原子——就不能有效地被我們所推知；當兩種現象屢屢被我們觀察到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從一個推知另一個。蒂孟在他悠長的一生的晚年就住在雅典，並於公元前235年死於雅典。
隨著蒂孟的死，皮浪的學派作為一個學派就告結束了；但是他的學說多少經過了改造之後，卻被代表柏拉圖傳統的學園接受過來了。造成這一驚人的哲學革命的人是與蒂孟同時代的阿塞西勞斯，他大約老死於公元前240年。阿塞西勞斯的教學方式有許多地方是值得表揚的，假使跟他學習的青年人能夠不為它所麻痺的話。他並不主張任何論點，但是他卻要反駁學生所提出來的任何論點。有時候他會自己前後提出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用以說明怎樣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論證兩者之中的任何一個命題。一個有足夠的叛逆勇氣的學生，就可以學到機智並且避免謬誤；但事實上除了機靈和對於真理漠不關心之外，似乎並沒有人學到了任何的東西。阿塞西勞斯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整個的學園大約有兩百年之久一直都是懷疑主義的。
在懷疑主義的中期，公元前156年雅典派至羅馬的外交使團出現了三位哲學家，其中有一個就是繼任阿塞西勞斯做學院首領的卡爾內亞德。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他做使臣的尊嚴就應該妨礙他的這次大好機會，於是他就在羅馬講起學來。那時候的青年人都渴望模仿希臘的風氣，學習希臘的文化，於是都蜂擁而來聽他講學。他的第一篇講演是發揮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關於正義的觀點，並且是徹底建設性的。然而他的第二篇講演即是反駁他第一次所說過的一切，並不是為了要建立相反的結論，而僅僅是為了要證明每一種結論都是靠不住的。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論證說，以不公道加於人對於犯者來說要比忍受不公道是一樁更大的罪過。卡爾內亞德在他的第二篇講演裡，非常輕蔑地對待了這種說法。他指出，大國就是由於它們對軟弱的鄰邦進行不正義的侵略而成為大國的；這一點在羅馬是不大好否認的。船破落水的時候，你可以犧牲別的弱者而拯救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是個傻瓜。
繼卡爾內亞德之後的下一任學園園長是一個迦太基人，他的真名字是哈斯德魯，但是他和希臘人打交道時喜歡自稱為克來多馬克。與卡爾內亞德把自己只限於講學不同，克來多馬克寫了四百多部書，其中有些是用腓尼基文寫的。他的原則似乎和卡爾內亞德的一樣。在某些方面，它們是有用的。這兩位懷疑派都從事反對那些變得日益廣泛流行的占卜、巫術和星相學的信仰。他們也發展了一種建設性的有關或然性的程度的學說；儘管我們永遠不可能有理由感到確實的可靠性，但是某些東西卻似乎要比別的東西更近乎真實。或然性應該是我們實踐的指導，因為根據各種可能的假設中之或然性最大的一種而行事，乃是合理的。這種觀點也是大多數近代哲學家所同意的一種觀點。不幸的是發揮這種觀點的書籍已經失傳了，我們很難依據現存的一些提示而重新構造出這種學說。
克來多馬克之後，學園就不再是懷疑主義的了，這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奈西迪姆，他的年代無法確定。他拋開了卡爾內亞德所宣揚的或然性學說，又回到了懷疑主義最初的形式上去。他的影響相當大，追隨他的有公元2世紀時的詩人魯西安以及稍後的古代懷疑派哲學家中唯一有著作流傳下來的塞克斯托·恩皮裡庫斯。塞克斯托·恩皮裡庫斯在短文《反對信仰神的論證》一開始就解釋說，在行為上懷疑派乃是正統的：「我們懷疑派在實踐上追隨著世人的做法，並且對它沒有任何的意見。我們談到神，把他們當做是存在的，我們敬神並且說他們執行天命；但是這樣說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表示信仰，從而避免了教條者們的魯莽輕率。」接著他就論證說，人們對於神的性質是意見分歧的，例如有人認為他是有身體的，又有人認為他是沒有身體的。我們既然對他沒有任何的經驗，所以我們就不能知道他的屬性。神的存在並不是自明的，所以才需要證明。同時他還有一個比較混亂的論證，指出這樣的證明乃是不可能的。
其次，塞克斯托·恩皮裡庫斯談到了罪惡這一問題，並結論說：「那些積極肯定神存在的人，就不能避免陷於一種不虔敬。因為如果他們說神統御著萬物，那麼他們就把神當成是罪惡事物的創作者了；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說神僅只統御著某些事物或者不統御任何事物；那麼他們就不得不把神弄成是心胸狹隘的或者是軟弱無能的了，而這樣做便顯然是一種十足的不虔敬。」懷疑主義儘管繼續打動著某些有教養的個人一直要到公元後3世紀，但是它卻與日益轉向教條化的宗教和得救學說的時代性格背道而馳。懷疑主義者有足夠的力量能使有教育的人們對國家宗教不滿，但是它卻提供不出任何積極的東西來代替它。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神學上的懷疑主義已經被對於科學的熱誠信仰所代替了，但是在古代卻並沒有這種對懷疑的代替品。古代世界沒有能夠回答懷疑派的論證，於是就迴避了這些論證。奧林匹克的神已經不為人所相信了，東方宗教入侵的道路已經掃清了，於是東方的宗教就來爭取迷信者們的擁護，直到基督教的勝利為止。
4伊壁鳩魯派
古希臘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哲學家伊壁鳩魯創立的哲學派別。伊壁鳩魯公元前342年或341年生在薩摩島的一個教師家庭，曾在小亞細亞的許多城邦教授哲學，後來在雅典的一個花園裡建立了自己的學校，稱為「伊壁鳩魯花園」，逐漸形成了伊壁鳩魯學派。
伊壁鳩魯的幼年時代是在薩摩度過的。他自述他從14歲開始研究哲學。在18歲的時候，即約當亞歷山大逝世的時候，他來到了雅典，顯然是為著確定他的公民權而來的。但是當他在雅典的時候，雅典的殖民者被趕出了薩摩。伊壁鳩魯全家逃到小亞細亞，他也到了那裡和家人團聚。就在這時候或者也許稍早，他在陶斯曾向一個叫做歐西芬尼的人學過哲學，此人顯然是德謨克里特的弟子。雖然伊壁鳩魯的成熟的哲學所得之於德謨克利特的，要比得之於任何其他哲學家的為多；然而他對於歐西芬尼卻除了輕蔑之外並沒有說過任何別的話，他把歐西芬尼叫做「軟體動物」。
公元前311年伊壁鳩魯創立了他的學校，最初是在米特林，後來是在蘭普薩古，自公元前307年而後就在雅典；他於公元前270年或271年死於雅典。經過了多難的青年時代之後，他在雅典的生活是平靜的，僅僅受到健康不佳的打攪。伊壁鳩魯終身都受著疾病的折磨，但他學會了以極大的勇氣去承當它。最早提出了一個人被鞭撻的時候也可以幸福的，就是伊壁鳩魯而不是斯多葛派。他寫過兩封信，一封是在他死前的幾天，另一封是在他死的那天，這兩封信說明了他是有權主張這種見解的。第一封信說：「寫這封信的七天之前我就完全不能動彈了，我忍受著人們臨到末日的那種痛苦。如果我要出了什麼事，務必請你照管美特羅多羅的孩子們四五年，但用於他們的錢不可比你現在用於我的錢更多。」第二封信說：「在我一生中真正幸福的這個日子，在我即將死去的時刻，我給你寫這封信。我的膀胱病和胃病一直繼續著，它們所常有的嚴重性絲毫也沒有減輕；但是儘管有著這一切，我心裡卻在追憶著我和你談話的快樂。請你費心照顧美特羅多羅的孩子們吧，正像我可以期待於你從小就對我以及對哲學所具有的忠誠那樣。」美特羅多羅是他最早的弟子之一，這時已經死了；伊壁鳩魯在遺囑裡為他的孩子們作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