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說創立國家的人乃是最偉大的恩主；因為人若沒有法律就是最壞的動物，而法律之得以存在則依靠國家。國家並不僅僅是一個為了進行交換與防止罪惡的社會。一個國是由若干家組成的，每一家都包括一個家庭，所以討論政治就應該從家庭開始。這一討論的主要部分是有關於奴隸制的。奴隸制是有利的、是正當的，奴隸天然應該低於主人。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服從，另有些人生來就注定應該統治。一個天生就不屬於自己而屬於別人的人，生來就是一個奴隸；奴隸不應該是希臘人，而應該是其他精神低劣的下等種族。馴服的動物當被人統治時就更好得多，那些天生下等的人被優勝者所統治的時候情形也是一樣。或許有人要問，以戰俘做奴隸的辦法究竟是不是有道理的呢？威力，例如在戰爭中使人獲得勝利的那種威力，好像是蘊涵著更為優越的德行的樣子，但是情形卻往往並不如此。可是無論如何，對於那些雖然生來應該受統治卻不肯屈服的人而發動戰爭，那樣的戰爭總是正義的；而這就蘊涵著在這種情況之下把被征服者轉化為奴隸就是正當的。這彷彿是足以為古往今來任何的征服者作辯護了，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自己生來就應當是被統治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對於自然意圖的唯一證據就必須從戰爭的結果來推斷。因此每一場戰爭裡的勝利者就都是對的，被征服者就都是錯的。關於國家的大小，亞里士多德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犯了許多近代自由主義者所犯的同樣錯誤。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在戰爭中保衛它自己，而且甚至於還須沒有很大的困難就能保衛它自己，如果任何一種自由的文化想要能生存下去的話，而這要求一個國家究竟有多麼大，那就得取決於戰爭的技術與工業了。在亞里士多德那時，城邦已經過時了，因為它已不能抵抗馬其頓而保衛住它自己了。在談到奴隸制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信仰平等的人。縱使承認了奴隸與婦女的服從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應該不應該平等，還仍然是個問題。他說有些人認為這是可以願望的，根據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關鍵都在於財產的規定。他反對這種論證說，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過多而不是由於匱缺；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要躲避凍餒才變成為一個暴君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有三種政府是好的，即君主制、貴族制和立憲政府；有三種政府是壞的，即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還有許多種混合的中間形式。當一個政府的目的在於整個集體的好處時，它就是一個好政府；當它只顧及自身時，它就是一個壞政府。並且還須指出，好政府和壞政府是被當權者的道德品質所規定的，而不是被憲法的形式所規定的。可是，這只有部分的真確性。貴族制就是有德的人的統治，寡頭制就是富人的統治，而亞里士多德並不認為德行與財富是嚴格的同義語。亞里士多德還認為，適度的資產才最能夠與德行結合在一起，因此最好的人的統治與最富的人的統治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因為最好的人往往只有適度的財富。民主制與共和制之間也是有區別的，因為亞里士多德所稱之為「共和制」的，保留著有某種寡頭制的成分在內。但是君主制與僭主制之間的唯一區別則只是倫理的。
亞里士多德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別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裡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主制。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亞里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種有限度的為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為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希臘人的民主概念在許多方面要比我們的更極端得多，例如亞里士多德說，選舉行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籤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極端的民主制裡公民大會是高於法律之上的，並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籤選出來的大量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於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右。
接下來，亞里士多德進行了一場關於貿易的討論，這一討論深刻地影響了經院學者們的善惡論。每件事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正當的，另一種是不正當的；例如一雙鞋可以用來穿，這就是它的正當的用途，或者可以用來交換，這就是它的不正當的用途。因此一個必須靠賣鞋為生的鞋匠的身份就有些下賤了。
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說，零售並不是發財致富的藝術中的一個自然部分。發財致富的自然方式是巧妙地經營房產與地產。以這種方式所能得到的財富是有限度的，但是由貿易而得到的東西則是沒有限度的。貿易必須和錢打交道，但是財富並不在於獲得貨幣。由貿易而獲得的財富很正當地是要被人憎恨的，因為它是不自然的。從古希臘時代直到今天，人類一直是分裂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債務人始終不贊成利息，而債權人則始終贊成它。在大多的時候地主都是債務人，而從事商業的人則都是債權人。哲學家們的見解除了少數例外，都是吻合於自己階級的金錢利益的。希臘哲學家都是屬於佔有土地的階級或者是被這個階級所僱用的，所以他們不贊成利息。
中世紀的哲學家都是教士，而教會的財產主要的是土地，所以他們看不出有理由要修改亞里士多德的意見。他們之反對高利貸更因反猶太主義而得到加強，因為大部分流動資金都是猶太人的。僧侶們與貴族們是有爭執的，並且有時候還非常之尖銳，但是他們可以聯合起來反對萬惡的猶太人——猶太人曾以貸款的辦法幫他們度過了壞年成，並認為自己應該得到自己節儉的某種報酬。隨著宗教改革，情形便起了變化。許多熱誠的新教徒都是經營企業的。對於他們來說，貸款謀利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首先是加爾文，後來是其他新教的神職人員，都承認利息。最後天主教會也就不得不步其後塵，因為古老的禁例已經不適於近代的世界了。哲學家們的收入現在都得自大學的資金，所以自從他們不再是教士，因而不再與土地佔有相聯繫之後，也都一直是贊成利息的。每一個階段都曾有過豐富的理論論據在支持著經濟上對自己有利的意見。
對於革命的原因亞里士多德曾有長期的討論。在希臘，革命的頻繁就像已往在拉丁美洲一樣，所以亞里士多德有著豐富的經驗可以引證。革命主要的原因，則是寡頭派與民主派的衝突。亞里士多德說民主制產生於一種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們應當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頭制則產生於一種事實，即在某些方面優異的人要求得過多。兩者都有一種正義，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種。因此「只要兩黨在政府中的地位與他們所預想的觀念不相符，他們就會掀起革命」。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傢伙們。
他認為，防止革命所必需的三件事情就是：政府的宣傳教育，尊重法律，以及法律上與行政上的正義，也就是說，「按比例的平等並且使每一個人都享受自己的所有」。亞里士多德似乎從未體會到過「按比例的平等」的困難。如果這就是真的正義，那麼比例就必須是德行的比例。可是德行是難以衡量的，而且是一件具有黨性爭論的事情。所以在政治的實踐上，德行總是傾向於以收入來衡量的；亞里士多德試圖在貴族制與寡頭制之間所作的那種區別，唯有在有著根深蒂固的世襲貴族的地方才是可能的。縱使是那樣，但一旦有了一個巨大的富人階級而又非貴族階級的時候，也就必須讓他們享有政權，以免他們釀成一場革命。但除非是在土地幾乎是唯一的財富來源的地方，否則的話世襲的貴族制是絕不可能長期保持他們的權力的。
然而，一切社會的不平等，從長遠看來，都是收入上的不平等。擁護民主制的一部分論據就是：想要根據財富以外的任何其他優點而奠定的「按比例的正義」的任何試圖都必然是要破滅的。為寡頭制而辯護的人們聲稱收入是與德行成比例的；先知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正直的人討飯；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善人獲得的恰好是他自己的收入，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但是這些觀點都是荒謬的。除非是絕對的平等，此外任何一種「正義」在實踐上都得酬報某種與德行迥然不同的品質，因此都是應該加以譴責的。關於僭主制有一節是非常有趣的。
一個僭主渴望財富，而一個君主則渴望榮譽。僭主的衛兵是僱傭兵，而君主的衛兵則是公民。僭主們絕大部分都是煽惑者，他們是由於允諾保護人民反對貴族而獲得權力的。亞里士多德以一種譏諷的、馬基雅維利式的語調闡述了一個僭主要想保持權力時，必須做些什麼事情。一個僭主必須防止任何一個有特殊才幹的人脫穎而出，必要時得採用死刑與暗殺。他必須禁止公共會餐、聚會以及任何可以產生敵對感情的教育。絕不允許有文藝集會或討論。他必須防止人民彼此很好地互相瞭解，必須強迫人民在他的城門前過著公共的生活。他應該僱用像敘拉古女偵探那類的暗探。他必須散播糾紛並使他的臣民窮困。他應該使人民不斷從事巨大的工程，如像埃及國王建造金字塔的那種做法。他也應該授權給女人和奴隸，使他們也都成為告密者。他應該製造戰爭，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遠有事要做，並且永遠需要有一個領袖。全書裡唯有這段話是對於今天最適用的一段話，思想起來不禁令人黯然。亞里士多德結論說，對一個僭主來說，沒有什麼罪惡是太大的。
然而，他說還有另一種方法可以保存僭主制，那就是要有節制以及偽裝信仰宗教。但是他並沒有決定哪一種方法可以證明是更為有效。有一段很長的論證用以證明對外征服並不是國家的目的，從而揭示了許多人都採取的是帝國主義者的觀點。確實也有一種例外：征服「天生的奴隸」是正確的而且是正當的。在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裡，這就可以證明對野蠻人的戰爭是正當的，但對希臘人的戰爭則是不正當的；因為沒有一個希臘人是天生的奴隸。一般說來，戰爭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一個城邦處於孤立的不可能進行征服的局勢之下，也可以是幸福的。生存於孤立之中的國家也並不必須消極無為。神和全宇宙就都是積極活動著的，儘管他們也不可能進行對外的征服。所以一個國家所應該追求的幸福就不應該是戰爭，而應該是和平的活動，儘管戰爭有時也可以是達到幸福的必要手段。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一個國家應該有多麼大？
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說，大城邦永遠是治理不好的，因為人數過多就不能有秩序。一個國家應該是大得足夠多少可以自給，但是又不應該過大而不能實行憲政。一個國家應該小得足以使公民們能認識彼此的性格，否則選舉與訴訟就不能做得公正。領土應該小得從一個山頂上就足以把它的全貌一覽無餘。他既然告訴我們說國家應該自足自給，但又說國家應該有進出口貿易，這就似乎不能自圓其說了。靠工作為生的人不應該允許有公民權。「一個公民不應該過一個匠人的或者商人的生活，因為這樣一種生活是不光彩的，是與德行相違背的。」公民也不應該是農人，因為他們必須要有閒暇。公民們應該有財產，但是莊稼漢則應該是來自其他種族的奴隸。他告訴我們說，北方的種族是精力充沛的，而南方的種族則是聰明智慧的。所以奴隸應該是南方的種族，因為如果他們要是精力充沛的話，那就不大便當了。唯有希臘人才既是精力充沛的而又是聰明智慧的；他們治理得比野蠻人好得多，如果他們團結起來，就能夠統治全世界。亞里士多德在他《政治學》一書裡的基本假設，與任何近代作家的基本假設都大大不同。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國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把貴族精神與愛好學藝結合在一起的人。這種結合以其最高度的完美形式存在於白裡克裡斯時代的雅典，但不是存在於全民中而只是存在於那些生活優裕的人們中間。到白裡克裡斯的最後年代，它就開始解體了。沒有文化的群眾攻擊白裡克裡斯的朋友們，而他們也就不得不以陰謀、暗殺、非法的專制以及其他並不很君子的方法來保衛富人的特權。蘇格拉底死後，雅典民主制的頑固性削弱了；雅典仍然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但是政治權力則轉移到了另外的地方。在整個古代的末期，權力和文化通常是分開來的：權力掌握在粗暴的軍人手裡，文化則屬於軟弱無力的希臘人，並且常常還是些奴隸們。這一點在羅馬光輝偉大的日子裡只是部分如此，但是在西賽羅以前和在馬爾庫斯·奧勒留以後則特別如此。到了野蠻人入侵以後，「君子們」是北方的野蠻人，而文化人則是南方的精細的教士們。這種情形多多少少一直繼續到文藝復興的時代，到了文藝復興，俗人才又開始掌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