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基本上是屬於在民間生長的企業家，他從來沒有獲得過哪怕一項來自正統官方機構的榮譽認同，如勞動模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或某省市優秀企業家等等，他也沒有被任何有政府背景的社團組織接納為理事或會員，這是很罕見的。與他同時代的那些比他知名度要小得多的廠長、總經理們多多少少都有各種各樣政治上的待遇，唯獨牟其中是顆粒無收。當時一些主流的新聞傳媒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等，也幾乎沒有對他有過任何正面的報道或經驗介紹。總之，他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拒絕納入視野範圍的另類企業家。他所獲得的一些「榮譽性稱呼」全部來自民間色彩濃厚的中小型雜誌，如他兩度被浙江省體改委主辦的《改革月報》雜誌評為「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他的「中國首富」和「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的花環也來自於另一份由商業文化人創辦的《財富》雜誌。
對此，在自以為「思想和實踐均對中國改革作出巨大貢獻」的牟其中的內心，是十分寂寞和不滿的。他渴望獲得政治上的認同，渴望成為政治主流視野中的典型。在南德舊部的回憶中，常常提及牟其中在這方面的言論。比如，「現在要設法讓某某到南德來支持我，樹我為商界典範」，「誰能把某某請到南德來，我給誰１００萬元」。他固執地一再給高層領導寫信，還不時舉辦網球賽、橋牌賽等等，千方百計地找上層關係。
牟其中之所以始終無法獲得正統輿論的公開認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所進行的商業實踐，無法被當時的主流媒體所理解和接納，而他的理論更是玄妙高深，讓人不可捉摸，甚至不知道該歸入哪一個領域的改革範疇。更重要的是，牟其中所保持的一種異端的政治姿態讓那些官方的機構和傳媒不敢苟同。
在南德，牟其中攏集了一些在政治上持激進立場的專家作為他的員工或顧問，如溫元凱等人。另外，他還出版了一本向外界免費贈送的內部刊物《南德視界》。該刊具有相當高的采編水平，在經濟圈和企業界一度頗為風靡，與深圳的《萬科週刊》一南一北，交相輝映。然而，與《萬科週刊》專門關注企業體制和管理創新所不同的是，《南德視界》更熱衷於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政治體制改革指點說道、揮斥方遒，其中便不乏一些激烈的、值得商榷的言論和觀點。
從本質上來講，牟其中是一個企圖在政治資源與經濟領域的灰色地帶攫取利益的尋租者。可是，在「見不得陽光」的尋租過程中，他又渴望表達出自己的思想和理論，同時還顯示出一種十分醒目的異端姿態，以這種互為矛盾的目的與姿態而渴望成功，難度自然就十分之大了。
在一個轉型的現代社會中，企業家階層是社會進步的既得利益者，它往往以保守的而不是激進的姿態出現，應當是社會改良的穩定劑和潤滑劑，而不是興奮劑。企業家所持有的政治姿態及角色取決於企業生存所需要的合適的生態空間，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政治立場或姿態，都是需要理由的。對企業家來說，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如何讓企業獲取最大可能的資源和社會支持。在這一點上的錯位，表明牟其中始終沒有對自己的企業家社會角色進行過準確的設定，其結果是造成各方面的尷尬及企業支持力量的真空。
改革主張與企業利益的錯位
牟其中曾坦言：「做大生意，做國計民生的生意，哪一件不與政治有關？搞股份制，你說是經濟還是政治？」
Ｓ．亨廷頓在他的著名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表述過這樣一個觀點：一位企業家的政治意見的價值，並不表現為他的這些意見所能給他的企業帶來的經濟效益上，而是建立在意見所代表的階層與其他階層的利益相異的程度上。牟其中常常以「中國新興企業家階層的代言人」自詡，可是他所表達的政治意見或理論觀點，常常是他的經營行為的「改革註腳」，有時候甚至是為了某些商業動機而炮製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論來。
這種改革主張與現實利益的糾纏不清，直接導致了經營活動中的紊亂現象，並最終使人們對其理論提出的動機產生了疑問。
在這一點上，比牟其中年輕4歲、成名更早的浙江農民企業家魯冠球卻要成熟得多。魯冠球崛起於20世紀８０年代初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年代，他一手創辦的杭州萬向節廠多年來穩步發展，日漸壯大，而他本人更是被譽為「中國企業界的常青樹」。
與牟其中類似，魯冠球也是一個政治參與熱情十分高昂的企業家，同時，他更算得上是中國政治色彩最濃重的企業家之一。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這位學歷僅為初中畢業的農民企業家先後發表過１２０多篇學術論文，早在１９８７年他就提出在鄉鎮企業內部建立「企業利益共同體」的機制；１９８８年提出「兩袋投入」論（既重視對職工口袋的投入，又不放鬆對腦袋的投入）；１９８９年，他提出通過兼併調整資產存量，使鄉鎮企業走上高效、規模經營之路；１９９１年，在搞好國有企業成為新一輪改革主方向的時候，他又提出「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樣跳」，為鄉鎮企業大打其氣；１９９２年，他提出「花錢買不管」，要求通過資產清晰的方式剪斷鄉鎮企業與當地鄉鎮政府模糊不清的產權關係；１９９３年，他提出「對按勞分配的再認識」和在企業內部實行多種飯碗並存的用工制度改革；１９９４年，他提出加快東西部企業的優勢嫁接；之後數年，他對鄉鎮企業的公司化改造、《鄉鎮企業法》的修正等等，都提出過許多富有建設性的觀點和意見。
魯冠球深諳一個道理：一位大企業家應該善於保護自己的政治羽毛，在政治話語上拒絕進行任何冒險。可以觀察到，魯冠球與政治始終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的社會觀察始終是以鄉鎮企業為圓心、以中國改革的現實階段為半徑、以自身的企業實踐為基礎而展開的，而他提出的諸多觀點基本上與他所經營的企業利益無關。這種思考的起點與方式便與牟其中有著本末之別。其觀點便在不同的改革階段發揮了不同的現實效應，魯冠球也因此成為各方均樂於接受的企業家代表人物，他幾乎獲得過所有跟企業家有關的數百個榮譽，並出任了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和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會長。
「泛政治化」與商業承諾的錯位
在20世紀９０年代中期的幾年裡，牟其中馬不停蹄地周遊全國，談過數萬個項目，簽下上千個合同，而其結果，卻幾乎全都不了了之。他的這些「智慧型項目」往往有以下3個特徵：一、以改革和體制創新為名義；二、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三、以資本運作為基本手段。因此，其項目包含著相當大的政治色彩，甚至存在泛政治化的傾向。
牟其中曾經與牡丹江市達成過全面收購該市國有企業的意向，與陝西省洽談過投資５０億元開發大陝北的計劃，與張家界市簽下過投資１０億元建立保護區的協議，與滿洲裡更是達成了建設「北方香港」特區的合同，與重慶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北京大學等等也達成過各種各樣的合作項目，這些項目都一一地在社會上造成過轟動，也一一地成為環繞在牟其中身上的傳奇光環。牟其中很善於把他的每一個項目都提升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試驗」，可是對每一次「重大試驗」他又虎頭蛇尾，說過等於做過，做過等於成功。
在一個又一個的項目出籠過程中，牟其中養成了一種最後置他於死地的隨口承諾、風一吹就不作數的惡習。有細心人曾錄下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２日他接受美、法、日、澳等國新聞記者訪問時的對答，其信口開河之「風采」也可見一斑。
問：牟其中先生，你準備在華爾街投資？
答：我在華爾街投資，是要把我的企業擺在華爾街，只要可能，我可以無限地投資，無限地花錢，釣魚都還要一點蚯蚓（笑聲，掌聲），這點請大家放心。
問：你剛才說想改造大量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那麼多，你準備選擇哪些企業？你能否確保這些企業贏利？
答：重點是選擇國有大中型企業。我能從３０００元人民幣起家到發射衛星，就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有理由確保這些企業贏利。
問：你覺得投資化學工業是否值得？
答：這位先生很聰明。我可以告訴你：值得。我所改造的企業中有１０多家化學工廠，而且都是贏利很大的化學工廠。化學行業不僅因為本身有很大的贏利性質，而且由於環境的污染，很多西方化學工廠關閉了，把大量市場讓了出來，我們可以佔領這個市場，從中贏利。
問：以前我們和中國做生意很爽快，但是我們現在要等政府的批准，等啊，等啊，只等到賣身了（笑聲）。請問牟先生，您有什麼方法把速度加快？
答：……我投資國有企業不是一個一個地投，是一批一批地投。我去年先後與７個大城市的政府共同召開了７次大會，每一次都有上百個企業的上百人聽我這樣講兩個小時，講完以後就發表格，願意合作的馬上填表，馬上簽字，效率很高。
（以上對話摘自２０００年８月《大地》，蘇亞撰寫）
牟其中似乎從來沒有意識到，在這種嚴肅的「政治加商業」的活動中，他的「猴子掰玉米」式的惡作劇行為導致了他在政界、經濟界、傳媒界和社會公眾層面的多重失信。在這個意義上，他由一位廣受尊重、被視為可以點石成金的「天人」，淪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首騙」，算得上是報應使然、自取其辱。
「倒牟風暴」終結首富神話
１９９７年９月，一本雜誌增刊突然從地下冒了出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夜之間鋪遍全中國的書報攤，其書名駭人聽聞，如同平地引爆了一枚驚人的新聞炸彈：《大陸首騙牟其中》。
這本２０多萬字的增刊據稱是由「3個曾經投奔南德的高級打工仔冒著被追殺的生命危險」寫作而成的，它以詳盡細緻的細節將牟其中描述成一個「上騙中央、下騙地方」的中國第一大騙子。在書的封面，它更是以牟其中律師的話高呼：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
這本增刊的出籠，至今是一個謎。在它剛一面世的時候，牟其中就召開記者會宣稱它為非法出版物，要求有關部門給予查處。可是，在將近1年的時間裡，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的反應。而在這1年裡，牟其中早已被傳媒追逼得狼狽不堪，從一位「媒體寵兒」、「風雲人物」淪為人人喊打的「詐騙大師」。牟其中百口難辯，南德集團因此分崩瓦解。頗有戲劇性的是，一直到了１９９８年的８月，北京市新聞出版局才突然下達《通知》，要求「將盜用《市場法制導報》專刊非法出版《大陸首騙牟其中》一刊的作者及相關人員全部緝拿歸案，繩之以法」。
其實這則《通知》並沒有被認真執行過。以這種地下刊物、江湖流言的方式對一位企業家進行名譽封殺，實在是發生在我們這個轉型社會的一個十分奇異的事件。這其間透露出的信息也從一個方面折射出有關當局面對牟其中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對牟某人的狂妄和異想天開不以為然，另一方面則又投鼠忌器，唯恐貿然對牟其中進行法律制裁將可能打擊剛剛浮出水面的中國私營企業群體。
其實，在這本地下增刊出版的前後，牟其中已成了有關部門的重點布控對象。一個事實已經在此刻被揭露了出來：１９９５年上半年，南德集團資金緊缺，牟其中決定以不進口貨物方式進行信用證融資。這年６月，牟其中認識了澳大利亞Ｘ．Ｇ．Ｉ公司的一位何姓華裔職員，兩人在南德集團總部商定，由何某尋找可為南德集團開立信用證的外貿公司。７月，何某在武漢聯繫到可為南德集團開立信用證的公司。此後，南德集團陸續在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騙開信用證，涉嫌詐騙金額總計７５０７萬美元。
１９９６年３月，牟其中在邊防檢查的最後一道關口因護照被扣未能跨出國門。１９９７年１月，有關部門發出緊急通報認定：南德集團「經營不善，已出現高風險、高負債」之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