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３月，牟其中提出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寬５０公里、深２０００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引入我國乾旱的西北地區，使之變成降雨區。繼而，他又提出採用定向爆破的辦法，在橫斷山脈中築起一座攔截大壩，可以為黃河引入２０１７億立方米的水量，投資額為５７０億元。
同年９月，南德對外公佈投資控股總造價為１億美元的「國際衛星－８號」。
……
這一個個驚人的投資項目，一次次地在國內傳媒上炸開，一次次地把牟其中聚焦在耀眼的鎂光燈下，使牟其中和他的南德公司光芒奪目。尤其跟一般企業家不同的是，牟其中以機敏善辯著稱，是一個天才的演說家，他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著自己獨到的觀點和思路。在對新經濟現象的觀察中，他善於敏銳地捕捉到興奮點，將其提升到理論的高度，並用其獨特的語言進行表達。他先後提出了「９９加１度」、「平穩分櫱」等頗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儘管這都是一些對經濟活動的形象化描述，並不構成一個新的理論發現，可是在當時還是很有啟蒙意義，在經濟界一次次地受到關注。那些年，牟其中周遊全國，布道演說，四處考察，八方許諾，所到一地必掀起一股牟旋風，被尊為「資本經營大師」、「中國民營企業的先行者」。
１９９３年，南德集團公佈其資產和債務：總資產８．６億元，淨資產４．８億元，固定資產２．９億元。１９９５年２月，《福布斯》雜誌將牟其中列入１９９４年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中國大陸富豪第４位。同年，中國的一本名為《財富》的民間雜誌把牟其中定為「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和「大陸超級富豪之首」，牟其中稱其資產「至少２０億元，也可能是１００億元」。
１９９６年１月，一本由新華社記者撰寫、厚達４５０頁的《大陸首富發跡史——牟其中》由作家出版社公開出版，牟其中的名望達到頂峰。在書中，他還宣佈了南德公司的新目標是，５年到１０年內躋身世界10大企業行列。（這個新目標的可參照背景是，１９９４年，中國最大的企業是大慶石油管理局，它當年銷售額為４２．２２億美元，而這個數字同排名世界第５００位的日本一家企業相比，尚差３６．２２億美元。）公司的業務路線被確定為：「從１９９８年起，用3年的時間，在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起５０家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基金等金融機構；充分利用外資，在全世界購買高新技術，在國內大規模地與國有企業合作建成股份公司，進行體制改造，並用上述高新技術對其技術改造；充分利用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低成本勞動力，生產出世界第一流的產品，在全世界銷售；最終建立起幾十個高新技術壟斷、行業壟斷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再對這些優秀的企業進行國際金融操作，獲得更多資金，又開始新的一輪循環。」
然而，在整個20世紀９０年代漫長的經商經歷中，除了「罐頭換飛機」之外，牟其中到底還做過什麼贏利的商業項目，至今仍是一個謎。一個很可能的事實是，南德從來就是一個靠貸款維繫著的吸氧型企業，他所宣佈的那些「智慧型項目」都是向銀行求貸的理由之一。早在１９９１年初，當顧健被牟其中請去當南德顧問後不久，他就發現了這個真相：
當時，南德經濟集團還在北京羊坊店的地下室裡。但據它散發的材料介紹：「業務範圍橫跨航空服務、租賃、航運、金融服務、風險投資、貿易、工業、房地產、高科技、工程開發、信息咨詢等１０多個領域，在國內外設有２０多家分公司、子公司和７個主要研究所，貿易夥伴遍及世界各地。」牟其中的「分公司」、「子公司」、「研究所」都是空的，一個單位只有一個人，甚至幾個單位只有一個人。
牟其中與外國記者談話，顧健大多在場。顧健親耳聽到他在幾十天裡把自己的資產越吹越大，「３億」、「６億」、「１０億」、「１３億」、「２０億」，甚至「５０億」。顧健問他：你的錢在哪裡？你怎麼賺來的？你繳多少稅？他得意地說：「誰來查我？怎麼查我！」
四大錯位多重失信
一個大企業家，首先應該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善於進行政治思考的社會精英。
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牟其中是一個講政治的企業家，牟其中本人對此也從不諱言。在他自撰的一篇題為《企業也要講政治》的文章中，他寫道：「這是非常危險的。中國是一個政治與經濟不能分離的國家，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不過，我即使感覺到危險，我還要干。」以經濟——具體到南德公司就是資本經營和智慧經濟——的手段，與政治資源相嫁接，通過改造現實的方式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最終實現其早年就有的所謂改造中國的抱負，這大抵是牟其中心目中的最高的經營境界。
客觀地說，企業家牟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這條大道上行走的。那位最終把牟其中推向「墳墓」的《大陸首騙牟其中》的作者吳戈先生也承認：「我想到牟其中這個人，心裡會有種感動，甚至很想哭。作為一個人，牟其中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可能有人憤恨牟其中的流氓行為；但作為一個人，他又是一個大寫的人，他很有才華，但最終他被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毀滅了。他的政治自卑感很強，同時又有很大的政治夢想，他喜歡以搞經濟的名義操練政治，這是他們那一代企業家的通病。」
事實上，在那些與牟其中同時代的企業家中，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情結的人。甚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商而優則仕」還是無數傳統的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最理想的歸宿。有媒體在１９９７年對10年前榮獲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稱號的２０位企業家進行了追蹤，結果發現，除4個人尚在原崗位上苦苦堅持外，其餘皆已離去，而其中歸宿最好的是轉而從政的3位。自民營企業崛起之後，這一現狀其實已得到了悄然轉變，包括牟其中在內的一代民營企業家已很少有人放棄已有的事業，他們更願意以另一種間接的方式來參與政治、表達自己的政治願望，這無疑是一個進步。然而，也就在這樣的進步中，「企業家應該離政治有多遠」成了一個很敏感而迫切的課題。
從牟其中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種種的迷茫和錯位。對這些迷茫和錯位的思考，才使牟其中在中國企業成長史上不僅僅是一個「笑料」，而且也是一個可以汲取的「養料」了。
角色代入的錯位
牟其中曾經對自己有一段評價：「自己有很多缺點，但是有一個優點，就是中國企業家中沒有一個人像我經歷過這麼多當代中國的風波，並且是最尖銳的矛盾。因為我所想的和所做的遠遠超出了一個企業家應該想的和做的。」這段話或許不無標榜，可是卻道出了一點真實，那就是，牟其中的思想的翅膀常常會飛進政治家的花園而流連忘返。
１９９８年３月，筆者曾專程赴北京採訪這位已在人人喊打聲中惶惶然的中國首富，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始而精彩，繼而混沌，終而不知所云。最後給我的一個錯覺竟是，坐在我對面的似乎不是一家經濟集團的總裁而是「國務院總理」。過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超越其身份和能力的政治謀劃熱情，已經讓晚期的牟其中沉浸在一種虛幻的政治執政角色之中而不能自拔。
事實上，這種搞不清自己是企業家還是政治家的角色錯位，一直貫穿了牟其中的經商生涯。
比如，他曾提出過兩個讓人歎為奇聞的投資大設想：一是把喜馬拉雅山炸個缺口，讓印度洋暖濕的季風吹進青藏高原，讓冰天雪地變成萬里良田沃土；二是把雅魯藏布江的水引進黃河，解決中原地區缺水的問題。且不說可操作性到底如何，其設想本身就與正常的商業經營無關，而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課題，牟其中一本正經地召開新聞發佈會作為一個商業投資項目提出來，與會者除了目瞪口呆實在沒有別的感想了。
20世紀９０年代初，中國開始了對國有企業的大面積改造。牟其中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而他一出手便又是一派大包大攬的架勢，他在南德集團的大廳裡赫然立起一條金字標語，「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以此為南德經營戰略的目標。一位經濟學家走訪南德，見此標語後莞爾一笑道，它實在應立在國家某部委的大廳裡。他還提出了一個搞活３０００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７６５工程」，即為每家國有企業注入７.６５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以達到迅速完成企業體制轉型、資產轉活的目的。牟其中還具體地談到執行的時間表：「第一年搞它３００家，計劃引資１８億美元，4年完成整個中國的工業化。」
他的滿洲裡項目也如出一轍。１９９３年，牟其中抓住世界多極化的時機，炮製出了一個「中俄美大三角」理論，宣稱將在地處中俄邊界的滿洲裡投入巨資開發一個邊貿口岸，建立一個保稅倉庫，並促成中俄雙方公路的對接。在牟其中的鼓動下，當地政府還真批給了南德一塊１０平方公里的土地讓其開發，牟其中信誓旦旦要在這塊歐亞大陸的起點上，吸引西方的資金，拓寬俄羅斯資源與中國北方相接緣的大市場，進一步再造一個「香港」，即北方香港。在這個項目的新聞發佈會上，面對神情激動的中外記者，牟其中又宣佈了另一個驚人的投資：他將出資３１億美元給中國海軍購買一艘航空母艦。
１９９９年底，就在他被關進武漢看守所的日子裡，他仍然給中央寫信提出一個宏偉的「遠大規劃」：由他毛遂自薦牽頭，再造3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在１０億美元以上。他還順帶提出自費建一所「南德世界大學」，「在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智慧並有效地管理智慧」，「將南德積累、試驗了２０年之久的已經成熟的、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和生產方式向社會展示出來，通過示範效應，推廣這一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以期我國國民經濟以一個今天無法理解的速度增長」。
這真是一個讓人讀不懂的牟其中。也許在內心深處，牟其中堅信他的每一個狂想都能成真，也許他從來就沒有存心要欺騙誰。這個在30多年前就開始認真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曾經的愛國者，卻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作為企業家的牟其中，他自己究竟該往何處去。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竟染上了「捨我其誰」的救世情結，一種遠遠大於他的認知水平和商業能力的抱負和責任感，把他浸釀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自大狂。於是，在這個日益現實的商業時代中單槍匹馬闖出了一位堂吉訶德式的騎士。於是，牟先生的四面楚歌的末日，便成了他的必然的歸宿。
應該說，在這個激盪的歲月，一代中國人在逼近現代文明時的種種狂想和瘋狂，甚至他們的浮躁及幼稚，都是不應該受到嘲笑和輕視的。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正是他們的狂想和瘋狂構成了中國社會得以一寸一寸地向前移進的精神元素之一。然而，對於一位職業企業家來說，牟其中的種種作為無疑表明他實在是一個沒有掌握方法論、認不清時勢坐標或者說對現代遊戲規則置若罔聞的商人。激越的政治熱情與草率的政治表現使他陷入了一種自己毫不察覺而在旁人視之則十分荒唐的錯亂，他是一個很典型的集「思想啟蒙的『先知者』與商業運作的蒙昧自大者」於一體的企業家。
民間企業家身份與異端的政治姿態的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