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三峽，到處是急流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夜間裝卸才可以充分爭取時間，航運人員盡量不空耗一天、一個小時，甚至一分鐘。搬運裝卸工最多時有2000多人，日後盧作孚回憶當時景象：「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隻、六隻、七隻輪船，下午總得有幾隻輪船回來，當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上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那些日子裡，盧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揮中心，收發報機24小時不停地響著，上游各港口、各輪船發來的電訊日夜不斷，工作人員日夜堅守崗位，處理各種電文，所有電文都經盧作孚親自審閱、批示。他對全部運輸情況的每個環節都瞭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時運走多少噸物資和哪些船在運，知道每隻輪船在什麼位置，知道哪些物資在哪個港口卸載，知道哪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船……深夜時分，他則親到碼頭檢查裝卸情況，為工人、船員解決遇到的困難。他鼓勵部下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衝鋒，我們在同敵人拚命。」
整個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隻擔負了90%以上的運輸量，為報效國家，盧作孚只收取極為低廉的運費，兵工器材每噸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只收60~80多元一噸，而同時也在參與運輸的外國輪船要收300~400元。民生的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在指揮運輸的一個多月裡，日夜不眠的盧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000枚，十字鎬20多萬把。
此次宜昌搶運的物資、人員，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的總運量。在預定的40天內，他們奇跡般的運完了全部人員，運走了2/3機器物資。又過了20天，當長江水位降到沒法組織大規模運輸時，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廢鐵。
後來史家將盧作孚組織的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民國作家徐盈在《中華民國實業人物誌》中評價：「中國的敦刻爾克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刻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盧作孚也自認：「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難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軍人們的尊重，馮玉祥將軍在寫給盧作孚的一封信中稱讚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馮玉祥寫道：「貴公司人才之多，事業之大，有功於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搶運物資，作出了極大犧牲。整個抗戰期間，民生船隻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1938年以來，民生有9只輪船被炸沉、6只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船員共犧牲117人，傷殘76人。
儘管招商局、虞洽卿、杜月笙和盧作孚使盡全力，可是因為失地實在太快，大多數工廠並沒有來得及遷到四川內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為止，除上海、武漢遷出304家工廠外，蘇州、無錫、常州、南京、九江、蕪湖、濟南、鄭州、廣州、武昌、太原等地僅遷出42家工廠，青島、石家莊、廣州等地企業全部為敵所有。一直到1941年，各地內遷企業數總共為639家，約占當時全國工廠總數的15%。
自太平天國戰亂後，儘管經歷了改朝換代、軍閥割據及蔣介石的北伐「剿共」等重大的政局變故，儘管中原大旱、長江黃河水禍時有發生，但是近80年來，中國並沒有爆發全國性的、持久的戰爭。這個古老的國家從來有超強的傷口自我癒合能力，人們總是能夠尋找到生活下去的辦法和勇氣。與曾國藩哀歎「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的時期相比，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皇帝不見了，共和政體和新的國家治理制度已經確立，洋人不再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天朝」的驕傲已經喪失，新的科學技術和人文觀念每天都在不斷地引進，擺脫了科舉牢籠的青年人和知識分子開始用前所未有的視野和角度思考自己的國家。
在經濟建設上，中國也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國家。據美國學者阿瑟·楊格在《1927年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一書中提供的數據：到1937年，全國擁有了近4000家現代工廠、1萬餘公里鐵路、11.6萬公里公路、12條民航空運線路、8.9萬公里的電話線和7.3萬個郵政局。中國廢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還清了大部分外債，開始獨立行使關稅主權。中國基本形成了門類齊全、規模可觀的重化工業和輕工業產業格局。南京政府還完成了幣制改革，由一個「白銀帝國」轉型成了與國際接軌的金本位制國家。上海成為遠東最繁榮的金融和商業城市，北京、廣州和武漢都成為百萬人口級的大都市。中國的棉稻麥也基本實現了自給，經濟學家何廉說：「農業經濟發展已步入『起飛』之路」。中國還是外商投資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據侯紀明在《外國投資與中國經濟發展（1840~1937）》一書中的計算，到1937年，中國共吸引外資總額達25.6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裡僅次於阿根廷和印度——緬甸——錫蘭（在當時這是一個統一的英屬殖民地）。
問題當然也是一大堆。在把皇帝拉下馬後的第十六個年頭，一黨獨大的中央政府又回來了。軍人的勢力過於龐大，中央財政被軍事支出「綁架」。憲政改革的步伐十分緩慢，漸進式的改革思維總是被顛覆型的熱血理念所淹沒。曾經一度崛起的民營資本集團被強勢的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聯盟打敗。國民黨與共產黨因政治理念的決裂而形成了武裝對抗的局面。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億計的農民沒有享受到任何現代化成果，國家的任何進步或動盪都好像與他們無關。而在城市裡，新誕生的工人階層飽受壓搾，生活悲苦。在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黑社會是公開的「第二政府」。
那是一個充滿了希望和挫折感的年代，左翼作家茅盾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十分轟動的講述上海商界和市民百態的長篇小說，書名就形象地定義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子夜》。18年前領導了「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回顧這段時期說：「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知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滅損這二十年總進步的淨盈餘。」從來不會算金錢賬的胡博士居然用上了「淨盈餘」這樣的經濟學名詞，可見他的心裡是撥拉了一會兒「算盤」的。
在1937年，西方人對中國的觀感也與幾十年前大大不同，而且表現得興趣越來越濃。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女兒賽珍珠（Pearl.S.Buck）成了新的文學明星，她在一年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是她創作了一部關於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
賽珍珠的少女歲月是在江西廬山的一棟美式小木屋中度過的，她像一個中國人那樣經歷了好年景和可怕的饑饉，經歷了血腥混亂的革命以及狂熱且不切實際的改革。她在書中寫道：「當我生活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時候，是中國人民給了我最大的愉快和興趣。當人們問我他們是何種人的時候，我回答不出。他們不是這或者那，他們僅僅是人民。我無法給他們下定義，正如我無法給我自己的親戚朋友下定義一樣。我與他們如此接近，曾與他們如此親密地一起生活過，無法給他們下定義。」
然而，隨著戰爭的爆發，中國成了一個被拋棄的巨人。日本侵華被西方輿論認定是一場他們不應該牽涉太深的「亞洲戰爭」。美國剛剛從大蕭條中緩過神來，那時的它並不像20世紀中後期那樣，樂於當一個事事插手的「世界警察」，羅斯福政府只是表示了一下遺憾和譴責。英、法兩國不敢得罪已經與納粹德國和意大利結為軸心聯盟的日本，它們均做旁觀狀。西方世界對中日戰爭的立場轉變將發生在整整兩年之後，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同盟國需要在遠東有一個並肩作戰的盟友。
對中國局勢一直比較關注的是美國《時代週刊》，這可能跟它的創辦人亨利·盧斯出生在山東青島有關。1937年1月的週刊第一次詳細報道了正在崛起中的共產黨力量。編輯在「編者按」中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幾乎完全是神秘的，將近10年的時間裡，他們行蹤不定，與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進行戰鬥。」向《時代週刊》提供這組報道的記者之一是埃德加·斯諾，他是極少數到延安採訪了中共的外國記者。10月，他根據自己的採訪手記，撰寫並出版了十分暢銷的《紅星照耀中國》。《時代週刊》還第一次刊出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照片，這是一個頭戴八角帽、神情沉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記者對他的介紹很簡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美元。」在今後的70年裡這家週刊將六次以這個東方政治家為封面人物，最後一次居然是在他去世了29年後的2005年。
到年底，《時代週刊》作出一個更有傾向性的決定，它將1937年的年度人物（ManofTheYear）選定為蔣介石，而不是連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或新登基的英國國王喬治六世。主編們引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一句話作為選擇的理由，它聽上去非常奇怪，充滿了西方人的偏見：「中國近來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構成一個警告，更是一個最後的信號，即白種人的負擔將由一個更願意承擔的日本接過去。白種人在遠東的統治即將結束。」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賈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難，只有少數人因為各種原因留了下來。
年過七旬的虞洽卿沒有走。他思量再三，決意留下。8月淞滬會戰的時候，百萬難民擠進彈丸之地的租界。虞洽卿再次擔當「調解人」，他奔走呼號，發起成立上海難民救濟協會，自任會長，英商邁克·諾登（MichaelNorden）為副會長。該會設30餘處收容點，按期支付代養金，先後收養難民8萬餘人，發放81期給養，共計970餘萬元。為了阻止日軍西進，虞洽卿的輪船或被沉江或被徵用，他全盡了一個公民的責任。日軍佔領上海後，對港口和海面進行全面封鎖，全市陷入米荒。又是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業公會開會，倡議成立上海平糶委員會。他懇請各公會先行墊款，以便購買南洋大米，保持物價平穩。為了避免運米輪船被日軍擊沉，他與意大利商人合開中意輪船公司，船掛意大利和中立國挪威、巴拿馬國旗。所運大米均按市價7折出售，差額由各公會捐款補貼，平糶米共辦30多期，被頌為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