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的法幣改革之後，陳光甫等人還有過最後一次掙扎。他以「適應金融統制的環境，另辟新途徑以謀發展」為理由，集結各民資銀行發起成立一個「不動產抵押銀行」，試圖以各家的不動產為抵押發行債券，參與流通，以形成一個國營體制外的結盟力量。這個方案報到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後，孔祥熙只使了一個招數就讓陳光甫等人知難而退，他提出必須由央行董事宋子良擔任該銀行的經理，否則立案不能成立。陳光甫不願作繭自縛，只好悻悻然撤回申請。
把「四大行」、「三小行」的印章一把抓到手後，「哈哈孔」再也聽不到討厭的雜音，他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管理國家了。不過，這位財政部長的唯一本事，好像就是不斷地發公債和印鈔票，同時不忘了往自家的地窖裡搬錢。
從1927年開始，南京政府就一直不停地靠發公債度日。在1932年的公債暴跌風潮中，宋子文曾經公開承諾，公債償本支付的期限再也不會改變。到1935年底，政府的到期未償付公債額為12億元，為此支付的本息達1.26億元，孔部長顯然不想掏——或者說他也掏不出這筆錢，於是，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1936年2月1日，財政部宣佈將要發行14.6億元的「統稅庫券」。這筆公債要用來將各種已發行的證券兌換回去，它的年息還是6%，不過償還期則要更長。
這個方案十分流氓，好聽一點是「寅吃卯糧」，難聽點就是讓豬再吃一次自己的蹄。消息一公佈，銀行界和持券人大為憤慨，媒體上的討伐之聲響成一片，公債市場的價格應聲大跌。2月中旬，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召開募債會議，孔祥熙拉來杜月笙和另外一個黑幫領袖張嘯林與會，兩個大流氓往那裡大大咧咧地一坐，與會者只好乖乖地舉手同意。讓孔祥熙高興的是，這次公債發行再也不需要跟張公權鬥爭了，幾大銀行都已在他的控制之下，它們承購了所有的庫券。不久後，他又發行3.4億元的「善後庫券」，至此，南京政府的債務高達創紀錄的18億元。
除了發公債，孔部長還不斷地印鈔票。法幣的流通量在1935年11月是4.52億元，到1937年6月就增加到了14.77億元，新增貨幣的一半是沒有通貨作保證的。
沒有可靠的政府信用作擔保的公債市場是一個無比危險的市場，不過對於孔祥熙等人來說，這卻是最好的投機市場。在1935年之後，上海金融界出現了一個人人皆知、沒有註冊的「三不公司」。
「三不公司」的「董事長」是孔祥熙，「經理人」是財政部次長徐堪、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和宋子良，徐堪和陳行不但是孔祥熙的親信，還是宋靄齡的「橋牌搭子」，陳行同時更是宋子文的大學同班同學。這三人的名字各加一個「不」，就是「不堪、不行、不良」，是為「三不公司」。公司的「總部」設在外灘15號中央銀行三樓的陳行辦公室，陳行負責透露政府信息，徐堪具體電話指揮，宋子良則調撥頭寸，他們的主營業務就是散佈各種內幕謠言，操縱公債投機。
政府歷年來發行的公債種類繁多，而且信用抵押薄弱，政策變更隨意，於是給投機帶來了巨大的空間。「三不公司」就利用自己的官府背景和中央銀行的資金勢力，暗中坐莊，時而哄抬，時而打壓，讓行情數日一大變，從中牟取暴利。其中，「九六公債」一案就堪稱經典。1935年，「三不公司」通過大陸銀行儲信部、福大號錢莊對外散佈傳言，宣稱「九六公債」即將停止交易，引起散戶大恐慌，公債價格跌到每百元僅值6元，創下上海證券交易所黑板上有史以來的最低價。實際上，「三不公司」化成許多戶頭大量吃進，結果賺到手軟。據當年曾參與其事的中央信託局儲蓄處經理祝世康、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李立俠和孔祥熙秘書譚光等人回憶，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裡，「三不公司」從公債投機中獲利超過3000萬元。
從30年代中期開始，有關政府大員「善於」撈錢的民間傳聞就不絕於耳。1934年，大教育家，也是國民黨元老的蔡元培在他的日記裡抄錄了該年12月26日上海《江南正報》的一篇文章，內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範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3500萬元，孔祥熙1800萬元，孫科4000萬元，張靜江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雲。」據當代學者陳明遠的換算，1935年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2008年人民幣60元。《江南正報》屬左翼報紙，其數據未必足信，不過嚴謹的蔡元培將之抄錄在日記上，可見事實輪廓大致如此。
在百年企業史上，1935年3月的孔張之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標誌性意義，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國營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一次大決戰。千百年間，自有貨幣流通以來，中國民間的金融組織就沒有被官方控制，特別是明清兩代的錢莊、票號十分發達，成為社會自由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自1935年之後，政府突然將金融業收入囊中，自由經濟之脈從此斷絕。
美國學者帕克斯·小科布爾在《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書中認定：「這次對銀行界的突然襲擊，就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的關係來說，是南京政府統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戲劇性的一次大變化。」民國史專家王業鍵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評論說：「中國幾個大銀行家曾經是中國商界中最有政治影響的一批人物，如今他們的聲望就這樣被消除掉了。這個事情不僅表明了政府對中國金融界的完全統治，而且也說明了企業家作為一個有力量的階層是終結了。」
經此一戰，曾經意氣風發、十分強大的上海銀行家集團被打成一盤散沙，他們在過去30多年中所形成的獨立性完全被裁除。張公權被逐出銀行界，他後來投靠國民黨系統內的政學系，一度當過鐵道部長，卻與金融再無因緣。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述往事答客問》中說：「政府當局把銀行拿過去並把它們當做國庫來利用，而我則認為，銀行就是銀行。」一度控制了半壁江山的「江浙財團」風光不再，陳光甫、李銘、吳鼎昌等知名銀行家的地位大大下降，他們後來都進入國民政府任職，在孔宋的指導下工作，一直到抗戰之後，才再度發揮了一些作用，這當然已是意料外的後話了。在並不遙遠的八年前，正是靠了「江浙財團」的鼎力金援，浙江寧波人蔣介石和他的軍事集團得以立足上海，清除異己，確立政權。而在此次大收編過程中，幾乎所有幫助過他的同鄉和金主們全部受襲，傷痕纍纍，這應該也算是一次命中注定的報應。
收穫最大的當然就是以公權力為武器的密謀突襲者。
杜月笙靠「主持公道」換來了通商銀行的董事長和中國銀行的董事，他自己的中匯銀行得以保全，後來成為獲利最好的私人銀行之一。白吉爾在《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一書中對這家銀行的業務描述是：「它坐落在愛多亞路（後來的延安東路）的一幢豪華大樓裡，主要作用是洗錢，把販賣毒品、賭博與賣淫賺來的黑錢再重新流入正常的商業渠道。」此外，杜月笙還是三家日報和一家通訊社的董事長，其中包括發行量最大的《申報》，他還進入政府的法幣準備管理委員會以及民間的上海物品證券交易所和銀行公會。從此，這位神秘的黑社會領袖繼虞洽卿、張公權之後，成為上海金融界乃至整個中國商界最有權勢的人物，儼然成了民營資本的第一代言人，這種轉換實在帶有太強的諷刺意味。甚至有專家考證，如果不是兩年後爆發了中日戰爭，杜月笙很可能成為上海市市長，這已經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
蔣介石的中國農民銀行由幕後而到前台，一躍躋身「四大印鈔銀行」之一。孔宋更不待言，他們不但成為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實際控制人，而且乘機大大壯大了自己的私人事業。在收編中，他們大肆吃進四明和中國實業銀行的私人股份，構成了一個官商不分的經營格局。宋子文跟孔祥熙結盟，不但掠取了「天下第一大行」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寶座，還順便拿下了廣東銀行。這是一家有22年歷史、廣東地區最重要的私人銀行，在蔣介石從廣東北上時，曾經給予北伐軍很大的支持。在白銀危機的後期，它一度被迫停業。宋子文承諾組織力量拯救這家銀行，而條件則是他必須要當董事長，他的另外一個弟弟宋子安要當董事，他當然如願以償了。廣東銀行得救，它仍然是一個純粹的私人銀行，不過主人則是一個官商難辨的人。跟哥哥的操作手法類似，宋子良得到了中國農工銀行。
從孔宋等人身上，人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觀感：一個擁有絕對公權力卻懷藏私心的名牌大學經濟學博士，對於一國的經濟來說，也許是最大的禍害。1935年3月是一個轉折時刻，從此，強大的國營資本集團與身份曖昧的官僚資本集團結成了堅不可摧的利益同盟，它時公時私，左右逢源，形成了最惡劣的制度，最終敗壞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綱常。
中國經濟史專家杜恂誠在分析近代中國社會階層排序時很精闢地論及：「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之間的8年中，雖然政府早已有意對國民經濟實施全面控制，並已有若干準備措施的實行，但總的來說，國民收入的分配還是以市場化分配為主的。從1935年政府實施金融壟斷起，中國城市居民的社會階層排序發生了變化，其唯一變化是特權官僚單獨成為第一等級，上層工商業者變為第二等級，以下的社會層次序列不變。特權官僚之所以單獨位列首席，是因為那時的國民收入分配已開始演變為以非市場化分配為主的模式，特權官僚利用對資源和信息的控制權，在制度制約和權力制約雙重缺損的條件下，可以有比上層工商業者絕對領先的自利機會。管制權越多，信息越不透明，特權官僚自利的機會越大。」
孔宋的官商模式，甚至比晚清的盛宣懷模式還要糟糕許多。盛氏靠辦實業起家，創建了眾多支柱性產業，順便夾帶了不少的「私貨」，這大抵算是「建設性腐敗」。而孔宋則以金融投機為主業，對實業毫無興趣，其行徑是不折不扣的「掠奪性腐敗」、「破壞性腐敗」。
到1936年，羅斯福的新政終於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美國經濟從谷底爬了出來，國民經濟狀況得到顯著改善，失業人口大幅減少，羅斯福因此在這一年成功連任總統。在艱難的經濟轉型過程中，美國的公司組織也率先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伯勒和米恩斯通過對200家美國大公司（其中包括42家鐵路公司、52家公用事業公司和106家製造業公司）的調查發現，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變得日益明顯，一種新型的公司治理制度正在誕生。一些不同於前輩的創業者也出現了。1936年，斯坦福大學的兩個同班同學戴維·帕卡德和比爾·休利特在舊金山的一個車庫裡創辦了惠普公司，他們在昏暗的燈光下通宵達旦地工作，發明並生產了各種小玩意兒。50多年後，這個車庫被命名為「硅谷誕生地」。在這一年，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這是IBM在遠東的第一個辦事處。